2004年末:乱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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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 只言、片语、琐忆、如此， << 奢华浪漫摇滚风格 / 首页 / 某种人道主义关怀《中央车站》 >> 2004年末:乱评媒体 先从第一财经日报说起。很遗憾的是，这份标榜要做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的媒体，并没有为中国媒体开创一个真正的财经媒体的模型。 中国的财经媒体，比如《21世纪》、《经观》等，都是报人秉持实现影响中国“主流精英”，进而影响中国发展的目的，并欲获得社会的体面。这些文人的知识储备和价值观与经济市场和商业精神的距离比较远，因此，“源财经媒体”大体上是对制度的批判和对问题的揭露，但这些并非是构成财经报道的主要内容。而恰恰中国市场（读者）也处于没有明确的诉求。因此，这一时期是报人理想主宰媒体，而不是市场，这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阶段有关系。但是，中国在发展，甚至是质变，而媒体的理念并没有改变，这是目前一代（报）人的困惑之所在。 大抵是因为这个阶段的报人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与发展把握上有一些自信力（但是并不能清晰把握），但是，这种基于过去经验的把握与快速全面变化的中国越来越远，因为中国的变化来自民间，而中国媒体恰恰脱离基层。 第一财经很大程度上是《21》的日报化，而《21》的路已经是一条死胡同。秦朔也是南方报系的一员，南方报系的理念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这可以在一些南方报系报人所作的媒体的衰弱或者“失去特色化”、可复制等可以看出，中国在发展，而南方报系的惯性思维（北大的社会关怀与民主理念价值观）在商业社会和泛滥的关怀中开始凸显出空洞、疲惫、虚弱，这可从第一财经的发刊词和社论窥探。 如果这些价值观属于战略性的（在改革初期这些价值观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市场、读者），那么现在操作缺乏战术。细致、专业、严谨的东西在中国很稀缺。而所谓关怀现在已经成为陷阱、公式化，都是被动的，缺乏发现。理性和目标明确的《财经》、《三联》成功就在于，他们不被一时煽情带来的快感和胜利所诱惑。事实上，一年前的贴子，我就说过《南风窗》只是一种情绪，而缺乏不带感情的理性。 如果说《南方周末》是所谓“贩卖良心”，也就是“社会关怀”和商业的结合的话，《21世纪》则是“炒作、揭露”与商业的结合，而随着中国媒体和经济环境的进步，这种模式正在成为死胡同，但是，却找不到其他的成功模式替代，所以，只能强化这种模式，饮鸩止渴，一旦停止，意味着它的衰弱，陷入赌徒困境。 这种模式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报纸需要“猛料”吸引眼球，记者的工资与业绩有关系，业绩就是不停地提供“猛料”，一旦没有猛料，则意味着记者失去价值，收入减少。所以，一旦一个记者压榨干，则要走人，换新鲜血液。这导致的问题很大，主要是报道内容的质量很难保证，有虚假的时候，出错的时候，而且新记者的热情并不等替代经验和专业。有一定成就的人为自己未来压榨干后做准备的话，一般是跳槽。因此，队伍很不稳定，质量不能保证。二是，如果不能提供猛料，《21世纪》就没有了商业价值，它只能这么干。但是，财经新闻是“即时化的”，一般为通讯社、电视网、互联网、日报，而周刊只能是在媒体不发达时候的一种被迫选择，随着非财经媒体复制“炒作与揭露”模式，《21世纪》就会被淹没，力不从心，而第一财经的《21世纪化》，更是对21的最大打击。因此，21世纪的未来并不长远。从来没有一份依靠发布独家财经信息的报纸是周刊形式。但是，我对《21世纪》对于趋势的把握和对“点”的抢夺，是很佩服的，尽管我认为报道本身把这些优点给“无情的糟踏了”。 《经观》则是走了一条成功“复制”的路子，就是对《金融时报》的形式（包括版式、内容设置甚至理念）的复制，而且确实也“唬住一些读者”，加上出色的营销，暂且与《21世纪》走在前面。但是她的空洞的内容和苍白的理念让我为他担心，竞争者越来越多，对于《经观》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与《21世纪》一样，面临逐步逼近的危机。 《财经时报》现在已经成为吴征报纸，吴征明白报纸的商业价值和对他自身的社会价值，但是，他对于如何办好一份报纸却是门外汉。他似乎想把《财经时报》作为一个平台，与他海内外的电视、通讯资源融合，这是注定失败的。《观察星报》不管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让人不敢想象这是吴征-一个传媒老手的产品。这样的民工报纸只能给他的形象抹黑。 《财经时报》属于没有整体感得报纸，记者或者领导在那个方面强，报道就在那个方面强，因此，财经时报是一份很窄的新闻纸，尽管她整体上给人严谨的感受，这是杨大明的新闻理念的作用。也就是说，《财经时报》的报道“气质”不错，但是穿戴的太少。财经时报领导在金融和公司报到上的偏执，导致领导对“点”的过于强调，整个报纸很畸形，很个人。财经时报的未来取决于1，如何定位这份报纸；2，如何调整管理构架。第一个问题在于，这份报纸到底办成一分什么报纸，第二点就是为了完成第一点的制度保证。 财经媒体没有成功者，只有领跑者，而《21》《经观》现在已经气喘吁吁，地位不保，所以说，《财经时报》还是有希望的，只要内容设计好，以及营销出奇，可以制胜。 《财经》杂志是目前可以用“成功”形容的极少的媒体之一，但是，他也面临苦恼：内容纵深上不能“越轨”，而面对这么多财经媒体的“包围”，给“独家”的目标增加了难度，而且，在出版时间上，作为“双周刊”，他处于劣势。而目前的问题，我感觉是它的内容上的趋于“封闭”，这是相对于开放概念而言，也就是说，它的报道的范围和关注的目标，越来越窄。这可能有四个原因：1，动态的报道少，专栏太多，而专栏都是围绕热点的，不具有新鲜性。2，记者构成的问题，这个就不多说了。3，对报道要求更细致，这就导致报道“更全面”，这样就导致“少的话题，多的版面”。4，双周的出版周期与有限的版面。 《财经》杂志最近一期封面写《中航油》的让人感觉难忘，我是从新闻角度来感受这个变化，当年 读《庄家吕梁》的时候，热血沸腾，那种文字，那种交织安排，引人入胜，通畅淋漓，很有中国古典演义的味道。但是《中航油》不是，他似乎在寻找一条新的表达之路，通过陈久霖的性格以及背景制度缺陷，来挖掘事件与人物的悲剧。当然，可能由于时间紧促而无法更加细致的去发现和体验，人物不是很丰满，有些地方融合的不自然。 人物报道在西方发达的原因是，西方信奉“性格决定命运”的断论，而在中国，由于东方人的内敛和圆滑，因此，性格特征不明显。个人以为在中国做人物报道，应该增加一条原则，就是“关系决定命运”，中国是关系社会，命运大多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起伏。但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于，“关系”必然涉及到“权力”，而“关系”和“权力”之间的联系必然有“私”的成分，这是不能公开的秘密，也不会留下量化和物化的证据，因此，记者在写这方面报道的时候，会冒“道德”风险，甚至可能被诉于法庭。 《商务周刊》则是一本用“社会关怀和公正理念”来做财经（亦或政经）报道的杂志，尽管他在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他有鲜明的立场，这属于高昱的价值观。这种特色势必影响读者的数量和商业收益，但在“右倾泛滥”的中国，需要这样的声音，因此，它的社会价值高一点。我对于这份杂志的感受来自网上的文章，而并没有真正看过。 二 2004年的财经媒体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立场的显化和多元。如果说，几年前，吴敬琏关于股市“赌场论”的纷争属于市场的纷争、利益的纷争外，今年关于宏观调控和国企改革则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立场，媒体的非政府声音比较多，政府在控制财经媒体立场方面首次显的软弱无力。但是，有一点感到担忧：政府的政策并不一定都是坏的，可能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是要整体看待它的意义。所以，市场化媒体并不一定就是质疑，而且也应该有支持，这是一个“大气”得媒体应有的态度。至于郎咸平的争论，媒体在立场的选择上很茫然，没有超越左与右，本人认为“社会公正”应该是做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的原则。 在国企改革和宏观调控问题上，《21世纪》的立场是：没有立场，正反都报道。《财经》类似，但是并不明显，除了支持民企、呼吁废除行政调控外，在国企问题上，只是报道了贵州电力企业的侵吞国资问题，没有过多的渲染和参与争论。 宏观调控知识和金融知识是每一个才经济者都必须学习的。上次宏观调控发生在90年代中期，随之而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这些事件的参与可以锻炼一批记者的视野，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这些财经媒体的从业人员，甚至包括领导，都对当年发生的一切认识模糊，没有经验。现在的年轻记者更多的关注事件，关注企业、行业，“跑口”等，而遇上宏观调控，则是很生硬的将调控和自己做报道的内容结合起来，对待宏观调控的认识上也模棱两可，或者没有专业分析支撑的是非判断。包括汇率、利率问题，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各行各业，因此，财经记者应该都要具备一定的调控知识和金融知识，这是目前记者大都欠缺的。 除了“问责”外，一些人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包括人民法院去除“人民”的讨论，甚至，《解放日报》的言论表示，媒体是党和政府、人民的喉舌，而不是社会公器。这些左和右的小动作很没有必要，在这里就不论述。 在独立知识分子突进“新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到政治和公共领域的时候，“左派”也会突进，这样就会激化矛盾，最终会毁灭目前自由的空间。因为在涉及到政治制度方面，党一定是“左倾”的。当年邓公南巡，也只是就经济改革问题打击“左派”而已。中国目前社会进入“矛盾显化和高发时期”，政治稳定最重要，新自由主义“趁火打劫”，会适得其反。个人认为，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国确实应该进行利益调整。目前，中国的趋势是“左倾”，一是缩减贫富分化，树立“社会公正”理念，打击腐败，彰显法治。二是，意识形态左倾，防止新自由主义带来社会动荡，导致党和政府的不稳定。总体上讲，这是必然的，平衡一下，建立一种新秩序。 在写作上，2004年几乎都没有长进。可能各家都争抢新闻，对新闻选题理念和写作都没有时间关注，忽略意味着退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记者一旦作了些好的报道，就有“报而优则仕”的心态，总是想作领导，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中国应该建立相应的记者制度，比如高级、首席等，而记者也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积累很重要，小小年纪，就想自己很“大腕”，不可取。当然，现实是，老同志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新观念只有年轻人，客观上，造成领导“年轻化”。 但是，中国文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能“得志”，一旦得志就NB的不得了，就不服从整体的统一的理念，因此，出现一批“游牧者”，在游牧中，消解自己的耐力和精神。 还有一点，就是报人的职业道德问题，也是职业素质：对资本的责任，当然，资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领导者一定要有商业意识。现在是资本不懂的媒体，而媒体负责人只注意自己的理念实现。 中国缺乏资本和职业经理人的结合，报人的商业意识不足，文人酸气不少。中国媒体目前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资本寻找不到，报人竟然也寻找不到，为什么？大家都扎堆去做“让人尊敬的”财经、政经媒体去了，商业化媒体报人不会做，也不屑的去做，外人也不懂，所以，目前是最有机会的时刻，也是大家都茫然的时候，唯一的可能是，外国人来挖掘。 三 《三联》：我是很敬仰三联的，它能够在别人不能下口的地方大啖，而且吃出味道来。我买了最近的一期，关于《长生殿》的封面报道吸引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报道，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掘和报道太少，《长生殿》演出即使不是中国戏曲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值得我们宣扬的。三联这次作了很本分的事情，这也是其他媒体不可能作的，因为他们不懂其中的意义。而同期，张润芳撰写的纪念黄沾的《沧海还在，曾听琴箫》正是对中国文化的一针见血，“我们仅存的一点古风，竟是从“殖民地”吹来”、“当传统文化在大陆被赶尽杀绝，他的歌曲提供了现代的但又是中国的范本”。 此类报道少，我感觉，一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发掘与创新本身并不积极。二是，中国的主编们的视野与记者的知识储备太窄、太少。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途中，应该伴随着本土文化的复兴，现在看来，中国依赖市场（商业）引导太多，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太少，这里也涉及中国知识分子异化和学校教育（创造性不足）的问题。当然，归根还是制度问题，但这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可以继续抵挡的“盾牌”！ 我曾经在2000年春夏交接的时候，接连几个星期去当时位于净土胡同里的三联上课，那时候朱伟在为改成双周、周刊作准备，招了一批人，并亲自讲授三联的理念，作人才储备，可惜我害怕自己不能胜任，随后的毕业，就去了别处，仿佛只有一个巫昂留下，她给我的印象是很容易脸红的那种，与她后来我看到的私下里的文字迥异。 最近的《中日关系》的封面报道，与几年前三联的封面报道相比，更强调拆分和编辑，缺乏深度，但是，增加了“面的幅度”，可能与出版周期变化有关。尽管《中日关系》作得并不尽人意，但他做到了（中日）平衡，而对于历史的平静描述，所显示出的力量比高喊口号和指点江山要强烈，让人对日本可恨、甚至有点敬，让人对中国有点悲、甚至恨。 对于政经媒体，《了望东方》作的仍然不够细致，没有做出品位，也就不够权威，不是旗帜。这是新华社文化造成的，其营销也不太理想，因此，估计她现在还在烧钱，这会出问题的。由于受《远东经济评论》的启发，我曾经认为在中国可以出本一本比较薄的政经周刊，因为：1，中国需要一本政经周刊。2，由于中国的读者（收入、爱好等）问题，对政经这种没有创造直接“价值”的媒体，读者很不稳定，也不明确。而目前的《东方》、《新闻周刊》等都6元左右，这个价格会影响读者的选择，如果有吸引人的报道，可能会买，如果不吸引人，则可能不买，忠诚度小。如果价格便宜一些（如2元左右），页码减少一半，内容更精致一些，可能会有市场的。后来，看到一份《新世纪周刊》， 一如我的想象，但是内容仍然不够，这可能是所有媒体的困难，所以，看起来像《新闻周刊》的缩小本。感觉她在内容设计和营销方面应该改进。 《凤凰周刊》则是一群具有“理念”的热情的文人的舞台，也有一些专栏作家。新闻少，问题是，这种“指点江山”的文字太多，就显得空洞、乏味，也由于言论没有权威性，因此，这份杂志仍然是“喃喃自语”，有热血，但没有关照读者，如何把理想和市场结合起来，是一个普遍的难题。 我比较喜欢看的是娱乐媒体，但是，始终没有发现好一点的。在夏天的时候，看到《ok!》杂志来到中国，感觉不错，接连买了3期，也曾给他们的主编打电话交流过。很不错的杂志，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大中华圈的报道比较少，还没有探索出合适的“本土化”，他的广告营销不错，通过开明星派对的方式增加圈子的影响，也很正道，在发行上，个人认为由更好的办法，其次，如果在内容上作些本土化的改变，应该有好的未来。 我比较怀念当年的《21世纪环球》的《明星周刊》，可惜夭折，那份报纸在内容运作上，令人敬佩。现在有一份王长田投资的《明星周刊》，就是被冯小刚大骂的那张，说实话，中国的娱乐媒体的空缺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可惜的是，我买了2次，感受了一下，这份报纸似乎是做给民工看的，在内容、形式、营销方面都农民的很，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竟然守住市场而没有市场。这是一份不知道自己读者是谁的报纸，不知道如何“炒作”娱乐的媒体，总之，很弱质。 本年还有一份南方周末的《人物周刊》创刊，似乎还有同名的另一份。中国人物类杂志确实是一个空白，就看谁能够做出“权威”，但是以目前《南周人物》的套路看，似乎是不太乐观，还是那个判断：南周的理念已经不再是“有市场价值”，从《外滩画报》就可以看出来。做人物应该有一个更商业的套路，而不是“嘟嘟囔囊”的作“居高临下状”。 中国目前比较有商业价值的是一些有明确读者的媒体，比如《财经》《中国企业家》《IT经理世界》《计算极世界》等，他们有“有价值”的读者，因此，发行量并不是成功的标志。中国媒体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目标读者存在，这也是我研究的问题，颇有收获。 有一本《中国法律人》杂志创刊，应该属于同仁杂志，读者数量不多，商业成功应该是很难的。但是，这本杂志与《法制晚报》的创刊，以及一些媒体开辟法治版面，标志着新闻媒体对“法治”开始有认识。这本杂志主要是研究目前的法律问题，而《法制晚报》则完全是挂羊头买狗肉，后来又一份《法制早报》，仿佛古董出土。 我万分的呼吁媒体多做“法治报道”，目前，法治报道存在一些问题：1，媒体不知道法制新闻应该是什么样子，幼稚的把凶杀、纠纷等离奇案件作新闻，主要是一些都市报、晚报等这么做。对法治的理解比较肤浅2，《财经》、《21世纪》等开始关注法制新闻并有一定版面。3，记者缺乏法治知识。4，中国的进步需要完善“法治”，以前的媒体多进行制度批判，以图推进改革，个人认为，中国的制度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是市场以及融入国际的压力，媒体陶醉其中的作用有阿Q情节，媒体发挥作用的应该多做法治报道，一则，呼吁完善法律，二则，监督法律实施。这需要舆论的支持。5，改革中出现更多的“法治”问题，比如国企改革、证券等方面。舆论讨论这些有助于改革利益分配更“公平、专业”。 国际报道仍然是《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参考》今年有值得表扬的变化，就是1，它的经济版面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世界焦点问题。2，它的周刊开辟中国热点（摘外刊）专题。3，国内出现的某些舆论热点，《参考》会调动全球记者资源来从世界角度分析报道这些。我的一种理解是，《参考》开始关照她的读者素质群体，因为对于中国经济的报道增多。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变化，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新华社记者的报道都“八股化”，价值不高。 《环球时报》仍然站住要位置，但是，它的国际报道仍然停留在宣传的水平，不知道他们的记者水平不足还是不准“专业的”报道，给我的感觉是很不客观，也没有太多的信息。中国的国际报道是一个大问题：记者不懂国际关系，而且驻外的太少，难以获得第一手的信息，因此，大部份报纸都是编译或者摘抄新华社等官方机构。而国内的专家只是谈论判断，而并非新闻。当然，这里涉及到主管部门是否给国际报道更多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化越来越浓的中国，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否则，看到的国际报道都是一些皮毛甚至一相情愿式的判断。《经观》有一些国际报道，但是，国际报道的视角应该是外交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益博奕与合作，没那么多理论和理念，《经观》的过于渲染知识分子视角，空虚化。《财经》有派出记者，有独立的立场。《21世纪》完全是美国化，编译美国人的稿子，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行为表达出得立场并不值得鼓励。 Posted by AOYU at 2005-02-09 20:05 | Trackback( 0 ) so help me to get where i belong......i love u....forever.hehehaha……………… 评论 想说的啥？ 最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