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莓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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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的冬天是他们苦心经营的桃花源，还是我们力图追寻的幸福生活？人类学史上的著名公案：米德（Margaret Mead）和弗里曼（Derek Freeman）。人类的一个美丽的童话李蔚红像夜空的繁星一样，在太平洋浩瀚的海水起伏处，星罗棋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有美丽的夏威夷、复活节岛、马绍尔群岛、萨摩亚群岛以及新西兰等等。这些岛屿，都曾经是土著人居住的地方，有着同“文明的社会”不完全一样的生活。在热带的海浪日夜拍打着的南太平洋上，土著萨摩亚人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相对原始的部落生活。大洋的温暖的潮水日夜在此环流着，热带雨水在岛上形成了高大茂密的阔叶林，新月形的海滩和蓝色的海水产生了一种特别美丽浪漫的效果。黄昏时分，部落里的恋人们就会互相依偎着，来到金色沙滩上那阔叶林的遮蔽处。他们喃喃的细语会伴着海水轻拍的声音。当海浪慢慢地平缓下去，一对对恋人又踏着曙色，离开了他们在闪光的大海边的幽会处回到家里，整个部落就会为迎接另一个金色的黎明而悄然入梦，清新和安宁的空气中只有海浪继续拍打着海岸的声音。在这里，没有社会为处在青春期里的年轻人带来的压抑和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一种自由愉快的舞蹈。萨摩亚的社会制度是非常令人轻松愉快的，对任何人都不会提出过多的要求。萨摩亚人把人性中粗暴的、压抑的、矛盾冲突的、争强好胜的等等那些不适宜的方面减少到了毫无危害、使人满意的程度。 1928年，23岁的年青的美国人类学学者米德出版了她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她在书中用极为优美、文学的语言描绘了萨摩亚年青人轻松悠闲的生活图画。在萨摩亚年青人的生活里，“没有青春期带来的烦恼，没有自杀现象，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任何情人自由地来往。性爱对于他们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和消遣，女孩子们都尽量地推迟结婚以便在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之前尽可能地延长与众多情人来往的时间，尽可能地享受婚前的性爱。”在生活紧张而又充满了感情痛苦的欧美人眼中，这是一幅多么美丽诱人的人类生活图画！以致于米德的这本书一出版，就有许多读了这本书的美国年青人背起行囊远涉重洋，跑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一些土著部落来寻找人生的梦境。米德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是断言人类一切复杂的活动都是由社会决定的美国新人类学派的代表弗朗兹.博厄斯的学生。十九世纪20年代，生物决定论学派和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争论在激烈地进行着。以查尔斯.Ｂ.达文波特为代表的生物决定论学派权威地坚持生物遗传论观点，主张用优生来优化社会，并使之极端化。在达文波特看来，罪犯、娼妓、流浪汉以及别的“有缺陷”的人，都是基因的倾向作用。1916年，同一学派里牙班诺的《人类种族不平等》和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失》出版了，这两部书使由生物决定论引发的两股主要的思潮优生学与种族主义联合了起来，由此导致了种族理论和种族感情在西方人类学界的一次新的高涨。以博厄期为首的文化决定论学派则坚持认为不同的人体结构可以适应相同的社会功能，“一切复杂的活动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人的心理需要可以有多种解决的形式。”美国人类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问题最终归结到了“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环境影响”谁更重要的问题。在人类艰难漫长的科学发展中，每一个在历史上突起的学派都有着它产生的各种原因和存在的合理性，有着它解释自己的道理和或多或少地对人类进步某一阶段产生的作用。但同样地是，每一个学派在它形成、发展和消解的始终，也都有着它不可避免的由于单一性而带来的偏颇、片面和各种缺陷。始终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全面地、完美无缺地、不再需要发展了地包括了人类的所有理念。众多的学派只是以强调和坚持自己观念的形式，使人类的文化日益丰富、精彩和多样化起来。博厄斯学派虽然在二十世纪20年代就已经独立并确立了一套明确的信条和理论，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具有说服力的经过考验的“事实”。为了寻找这样的一个“事实”，1925年8月的一个清晨，米德乘上了抵达遥远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萨摩亚群岛的美国华生公司的班轮，她由此承担起了为博厄斯学派寻找“理论证据”的使命。于是，要对二十世纪的人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性研究由此开始了。据后来的人类学研究者德里克.弗里曼教授在《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中记载，米德在去萨摩亚之前，只是一个没有实地考察、研究经验的研究生，她也没有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也不懂萨摩亚语言，因而并不具备对生物学和文化这些捉模不定的因素对萨摩亚人行为的相互作用这个徽妙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结论的知识条件。米德自己也深怀忧虑，但她最终采取了一种反例的方法，实施了她的萨摩亚调查。她经由一位年青的通晓双语的萨摩亚护士陪同，在东萨摩亚一开始调查了一所位于图图伊拉岛上的一所女子学校，以后又到了一个叫塔乌的岛上。她从塔乌的三个村落里，找出了５０个８－２０岁的女孩进行研究。米德的这项研究工作进行了有三个月多一点，她的关于萨摩亚女性青春期的问题就差不多完成了。此后米德又访问了几个萨摩亚人居住区，研究了萨摩亚种族的一些一般问题。由于当时萨摩亚人严禁妇女参加族长们的集会，米德未能参入那里的任何政治活动。她的许多关于萨摩亚社会生活的调查，不得不完全依赖信息的提供者。米德在萨摩亚进行了九个月余的实地调查之后，就于1927年春天，完成了她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虽然米德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有许多当时实地调查的仓促和错误，但这本书却意想不到地使她获得了成功。在米德去萨摩亚之后，博厄斯就在与她的通信中说：“我们发现美国人在青春期中常有一种表现为闷闷不乐或感情突然爆发的反叛精神。”米德在假定这是“文化因素在起着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找到了一个“遥远的还没有被触及的社会”，证明了这儿的青年男女并没有类似美国社会的青年人的青春期问题。由此也证明了文化决定论者的观点和文明带来的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给整个人类学界带来了震动，至本世纪40年代后期，不仅人类学界、哲学界，其它知识学界也都接受了米德的观点。米德的这本书被抢购一空，并一版再版。米德结束了萨摩亚的实地调查回去之后，担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种学的助理馆长职务，她的发现被列入了数十种教科书，此后她在人类学界具有了相当的名望。米德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的意料不到的影响，有许多复杂的文化和人类生存背景、生存需要的原因，它较为明确地突现了人类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中某些一直模糊不清的心灵方向。米德自己在一次谈话中说：“在人类学中你只需证明一次一个文化可能使人生的某一个时期变得轻松易过而这个时期在别的地方却很难平安度过的话，你的论点就可以成立了。” 继米德之后，又有许多人类学家前往萨摩亚地区。他们都多少地受到过米德的影响，但他们同时带回了许多不同于米德的对萨摩亚社会的认识和结论。人种学研究者德里克.弗里曼先生于1940年（也就是米德发表《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十三年之后）前往萨摩亚。他当时还是一个完全的文化决定论者。德里克.弗里曼首先学习了萨摩亚语，用共同的语言理解萨摩亚人和与他们交谈。后来他被当地人收为了义子，得以参加他们的一些政治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调查，他发现了米德的萨摩亚调查的许多错误。1965年，德里克.弗里曼携妻子女儿重回萨摩亚，毅然担当起了纠正米德对萨摩亚社会认识错误的历史责任。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德里克.弗里曼批判米德对萨摩亚社会结论的《米德和她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此书在米德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之后又一次引起了人类学界的震动，它以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纠正了一个概念上和方法上的人类学史上的严重调查错误，并且由此推动人类学研究与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德里克.弗里曼指出：“人类行为中青春期或者是任何其它时期的基本表现，都是由生物的和文化的许多不同因素决定的，任何把其中一个因素排斥在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先天的因素与后天的因素对人的生长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重要的。” 像德里克.弗里曼所说的，年青的人类学博士米德创造的也许只是一个借题发挥的人类学的神话，这个神话由于后来许多人类学者的证实最终破灭了。但这个神话毕竟给人类学领域和所有的文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振动和影响。它说明了人类对现代文明带来的许多问题久已积存的不满迫切地需要寻找这样的一个萨摩亚社会：在那里，人们适应着美丽温暖的自然环境，健康而且纯朴，没有强烈紧张的竞争，没有贪婪和过多的生活奢望，没有经济剥削和奴役，没有精神的压抑和孤独现象，人性得到了完全合理的调整；年青人没有与父母的冲突，没有性的苦恼，他们把性爱作为了最好的消遣，使性活动成为了人生的一种最美妙的艺术。在那里，没有精神病，没有性冷淡和阳痿，没有文明社会里的一切弊端和烦恼……正如米德所指出的那样：“在人们的想像中，永远有一些海水环绕着棕榈树的美丽温暖的地方，永远有一些可以自由爱恋、无忧无虑的地方……” 米德现象的更为引人深思之处，是人类的需要与对现实的反叛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更为需要的不是现实中许多既定的“正确”的东西，而是被现实证明是还不存在的一些东西，甚至是虚幻的“错误”的东西。这也是米德和她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带来的更为深刻的人类学意义。这也是人类本性的使然。这使人类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不断地去改造生活、创造生活，而不致于陷在已经失去了生机和希望的一些生存困境里。事实上我们一般都习惯于尊重历史，对历史已经定义过的东西我们极容易相信并引以为据。但对理想、对模式、对生活里正在浮现着的一些事物，我们却总是心存疑虑和漠视，我们往往还嘲笑它们某些表现方式上的浪漫与不可行。我们看不到它们所内舍的本质意义，也看不到它们与过去事物的潜在性联系和它们已经提前带来的那未来生活的太阳般的光辉。我们太容易用现成的实用的标准衡量一切了，我们从小至今接触的教育都要求我们这样做，这样去获得实际的利益。我们疑虑和漠视理想、嘲笑各种想像的模式以及生活里正在浮现的事物，往往是由于我们拿它们换不来任何现实的实用价值。我们也许是错了，也许是过于实用化、物质化了。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的也许恰恰正是我们漠视的那些事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人类是被什么诱导着走到现在的。在人类早期的部落里，那灰暗的没有灯光的墙壁上，曾经刻满各种各样怪异的原始的图腾。它们曾经是我们最早的恐惧和神明。它们具有我们所没有的力量，我们期望能够借助于它们来保护我们自己，安抚我们不安的心灵。此后，一步步地，我们循着我们创造的、信仰的这些“神明”，发展了起来。我们有了充足的猎物，有了可以在生物界称雄制胜的武器，并且开始有了初步的文字、生活的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我们有了固定的居所，进入了有规则的社会。我们又修正、补充过时了的“神明”。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动物、实物了，它们开始是统治人的“天老爷”或“真主”、“上帝”了。只是后来“天老爷”或“真主”、“上帝”，也被我们一步步否定了，被现代社会的新的神密和力量代替了。但是我们也许永远需要着这些生存的“理想式”的诱导和代替，就像我们永远需要着想像和向往一样。它们是我们思想的完整结构的一个个组成部分，是我们生活的完整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身处黑暗时，总是抬头仰望的灯光，。米德的神话其实更像一个人类理想中的童话。在我们整个人类思想的某个初始化阶段，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简单美妙的生活想像。这样的想像似真非真，在许多事实的证据面前甚至有些幼稚可笑，但它产生了，就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活里以各种面目片断地闪现过，就一定是我们人性里分泌出的又一种强烈的需要。这种需要在现实中必然地产生了，它标示着我们社会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我们开始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继续不断地“进化”与完善。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隐蔽的愿望和经常想逃避现实的冲动里，真的都有着这么一个童话，它正在伴随着“童年”成长起来，与我们的理想纠缠在一起。它诱引着我们，走过我们的不满，走过我们已经陷入的一次次困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激励和希望，带来了一种美丽的诱惑。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童话，没有了对生活的理想模式，我们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没有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了可以展望的前景也许会更糟糕，更枯燥无聊充满了精神的危机。而且在我们个人人生的不断成长和经历中，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中，许多的童话甚至都是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想像都不是无源而来的，都是一种真正的“现实”，都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存在。只是无论是神话还是童话，它们与现实都是不同的，有距离的，它们也许离我们还很远，我们还看不清楚，还有些认识的幻觉和错误，我们只是走在越来越接近它们的路途上……但我们只要向前走，就会看清它们，走近它们，并在有一天，能让它们变为现实。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春青期》给人类带来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当真理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理想，相信激情和想象。在人类本能导致的行为里，还有许多莫名的，神密的，我们一时还难以解释了的东西。从思维的理念中设想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形态，“先入为主”，然后再去寻找它，证实它，实现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经验。在这里，思维的理念已经不是来自虚无，它同样是存在的反映，并且有可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深处，来自我们本能的启示和引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在物理领域里，运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由一个虚无的理念，引出了后来不断被实事证明其精确和伟大的相对论。在哲学界，罗素也惯用这样的方式。他在分析这种方式时说过：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研究哲学的，但是我的情况是，首先，一种逻辑的本能告诉我趔一定存在于某一领域，然后我试图在这一领域找到它的准确位置。我完全信服这种本能，尽管这种本能是看不见说不出的。但是我找不到一个笼统的词语表达这种本能，如果我不能在该领域里准确地击中这一点，矛盾与难点还会困扰着我。虽然我知道我一定是在哪儿出错了，但我不会认为我的领域也错了。如果我要表明我的任何观点的话，那么我心底里唯一要说的就是：沿着正确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接近真理。我们对生命世界，以至对宇宙的认识，一直都是有限的，微乎其微的。真正的虚无是没有的。我们的头脑里产生的东西，我们能够想像出来的东西，就已经不再是虚无的了，它们都是有着绝对的现实的基础的。科学已经证实和实现了我们的许多幻想，科学正在证实和实现我们的新的幻想。在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我们犯下过什么想像的错误，而是我们一直缺乏对于许多虚无的解释和实现它们的时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学的研究一直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错误和概念上的混乱。英国的另一支达尔文学派曾经结论：“文化不能影响遗传。”而事实上，文化－－这一包围着现代人类的主要环境，也是能够作用于遗传的。当文化被物质化以后，就会渐变性地影响人的生理功能，从而影响遗传基因。比如在现代社会里，汽车如果完全代替了人腿走路，那么人腿的行走功能就会退化，并在四五代上就可出现遗传变化。再比如现代调温设备的广泛应用，在改变我们对冷热的感觉之后，也会随之改变我们的身体对温差的适应能力。比较研究异卵双生子和同卵双生子，我们很容易看到同卵双生子在相貌上、行为特点上、学习成绩上的相似性。环境对他们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父母给他们饰以同样的衣着，给他们同样的饮食、同样的教育等等）。但比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基因对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总是保持着一些相似性。然而又是什么作用于基因从而使基因渐变与突变的呢？从双生子这一特殊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到基因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更为普遍的一些现象上我们又可以看到环境的重要作用。从生物的目前状态得出的一些片断性结论，在我们历史地去重新看待时，这些结论又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许多生物的生理功能都是在环境适应中改变的，食肉动物在食源枯渴后会改变其特性，衍变为杂食动物或食草动物再生存下来。在衍变过程中，它们的消化器官也作了相应的改变。有一种形同稻的植物稗，具有极为神奇的生存能力，它们那米粒大小的种子，外表有一层奇特的保护膜，这层膜能够使它们在穿过牛、羊等动物的肠胃时不被消化掉。这种种子还能够在雨水提前来临时不发芽，保持种子完好的胚胎，等待真正的季节来临。稗的种子的自我保护功能，最初是一次次环境的作用，到后来，在漫长的衍变中，就成为了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了。在基因和文化对人作用的问题上，在米德去世以后的许多研究和争论中，人类学家们已经逐渐达成了许多共识，他们不再片面地强调基因和文化那一方面对人的作用大小问题，他们不仅看到了基因的总是潜在的作用，也看到了文化对基因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在根本上，这两方面又是互相作用的，难分主次本未的。如果沿着人的起源史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基因的作用，那么从人之前的生物的起源我们就会更多地看到环境对基因的作用。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认为：过去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现在终于到了弥合这条鸿沟的时候了，时代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条件。社会生物学就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恰当的工具。在威尔逊的时代，人类学又开拓了它新的道路，看到了它远未认识的前景。它把人类纳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学与生物学结合起来的－－社会生物学研究的领域里。在这个领域里，生物决定论学派和社会决定论学派都接受了彼此的观点，成为了新的学派的基础，汇入了新的发展。 “属于人类本性的一般特质，摆在所有其它物种的大背景之前，会显得更为清楚和特异。”（威尔逊《人类的本性》）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最美好的超脱现实的那部分生活图画大都是由生气蓬勃的年青人绘制出来的、像童话一样的东西呢？这也许表明着生活永远不会是一个模式的，它需要改变，需要用新奇的眼睛去捕捉和发现，需要研究亘古难变的规律，更需要研究始终变动的能够被我们想像和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只要是来源于生活真实需要的中的想象，就总有一天是可以实现的。当历史缩去时间的过程呈现为直接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会看到：需要始终在引领着人性，人类在自己前行的道路上所作的任何想像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不过份的。人类在认识自己未知世界的道路上，一直有着比发现和惊喜更多的错误和挫折。我们曾经相信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且这种信仰后来被固定为《圣经》，统治了我们有许多世纪。我们曾经陷入过一次次人为的战争的苦难里。我们曾经没有青霉素，致使许多可爱的生命死于肺结核和一些绿脓性细菌感染。我们曾经用煤油灯照明，曾经生活在极其简陋的精神和物质环境中……但是正是在我们走着这些错误和曲折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产生了种种疑虑和探索正确道路的意向。错误和曲折首先为我们提供了离开它们的前提。然后我们大脑的想像功能在生存所及的土地上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正确道路”的模式，使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找到了满足我们需要的“现实”。我们惊喜不已。我们传布我们发现的消息。我们把我们的结论写在书里。我们引领着人们奔向前去。我们极有可能在到达的同时发现我们引领的其实是又一条错误的道路，或者是我们在走出了一个错误之后又陷入了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我们从来没有由此停止进步的渴望。我们在不停地在肯定中否定着自己。我们在不停止地想象和寻找着我们的美好的世界和美好的生活。也许就是由于包围着小孩子的东西很象童话的关系我们幼小的时候才叫做童年。童年总有一天是可以长大的，理想就是童话的成年形式。我们在付出了许多努力之后有一天终于看到了显示在面前的“那正确的存在物的边缘”。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惊喜和历史。 blackbox 发表于 11/23/04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