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虚作假”与“制度创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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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与“制度创新”（一） | 首页 | 山水相映衬田园>>> 2004-11-24 “弄虚作假”与“制度创新”（二）这样的干部晋升体制造成下级一心唯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对干部的考核、任用和提拔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加真实、科学和民主并存的好办法。我们衡量干部的标准无论是50年代的“又红又专”，还是70年代的“四化”，还是90年代以来的“德能勤绩”，一直都缺乏真实、可靠的依据和科学的方法，难以对干部作出实事求是的综合评价。没有好办法的情况下一方面看关系（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就看数字，欣赏那些看得见的所谓成绩，以至于多年下来“数字”就成为衡量干部业绩和政绩的主要尺度。各级领导都重视数字，导致了“数字出干部”的基本选拔格局。因此，多年来，上级想要什么，下级就创造什么。有些东西创造不出来怎么办？那就弄虚作假，虚报、瞒报、谎报。下级上报的数字上一级喜欢，就可以组成他的数字，再让他的上级喜欢，逐渐形成了普遍地将计划指标或自己希望达到的成绩当作实际政绩上报。各级不得不弄虚作假，各级也都接受下级弄虚作假的局面。时间久了，不但相安无事，而且还有许多干部因此而飞黄腾达，追随的人又越来越多，逐步发展到凡是上级喜欢的都可以说假话，办假事，简直快发展成为普遍认可的“工作方法”了。最近几年，又演变成为注重GDP的增长，大搞所谓“政绩工程”。这种现象虽形式不同，但一脉相承，异曲同工。从本质上说，只要考核、任用、提拔的标准不变，综合衡量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不变，看人看物的着眼点不变，报喜不报忧的弄虚作假之风就不会消失。所以，现在想来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村的粮食亩产能上万斤也同样就毫不奇怪了。体制问题引发的问题除了上面所说的具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外，还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的特征：一是具有普遍性，二是具有全局性，三是个人无能为力，身不由己，难以改变。所谓普遍性，就是说，体制问题引发的问题绝不是个别的或局部的现象，而是几乎随处可见。例如从大跃进的浮夸风到今天的做假帐，说假话，办假事，以及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行为，我们应该看到和承认这绝不是个别人、个别单位、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为，相反，可以说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而且各行各业都有，只要是和官员政绩相关的统计数字都可能失实，虚报工农业产值、虚报人均收入和消费零售额等等。换句话说，上级考核什么，下面就有可能虚报什么。上级如果把计划生育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下面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数量就很难真实；上级把破案率作为政法系统的考核指标时，下面没有破案的案件就很难当分母，必然尽可能少报或不报。这样的事例就不再例举。所谓全局性，就是表现为上上下下同时存在，并不是某一级部门或政府因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存在。说假话，办虚事，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民间流传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一级骗一级，骗到政治局”绝不是空穴来风，恰恰是较为真实的写照。所谓个人无能为力，身不由己，难以改变，则表现为谁都看明白了，有许多人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又不得不这样做，有时连洁身自好都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回首大跃进时期那段往事，很可能现在的人们都会说，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连白痴也不会相信的这些浮夸数字，甚至会质问。这些数字是怎么吹出来的？那些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甚至市委书记、省委书记，怎么会上报那样的数字？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广大共产党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也包括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就没有人进行抵制？如果问为什么没有人抵制呢？这实在是个非常尖锐又非常厚重的问题。如果仅仅简单理解为我们缺少敢于说真话的党员干部，实在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认识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体制的作用和体制的力量，应该认识到正是因为体制的原因才没有人出来抵制，才难以改变的。因为，从弄虚作假风气的形成看，一是自大跃进以来的几十年里，国家贫穷的压力促使我们从上至下形成了好大喜功、急进浮躁的情绪，为了急于取得成绩，用革命干劲代替科学，人治代替法治，违背事物客观发展基本规律的事情时有发生。大家希望国家快速发展，但又没有科学决策、民主监督和制度规范的基本体制做保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综合作用下，体制本身的形成和运作，就会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组织内部就会造成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组织氛围――压力，使身在其中的个人和团体，无能为力，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这样的感觉和态度，现在依然普遍存在。所以，也就不要责怪那时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不出来抵制了。 fjh 发表于 2004-11-24 12:46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评论发表评论最后更新想起了柳宗元（二）想起了柳宗元(一) 龙脊山上稻菽香 “上帝给阳朔太多了” 共撑一片蓝天安全决不仅仅是意识如情似梦漓江水家和朋友夜幕下的桥火树银花不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