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非典（我的非典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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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风也博客博客，不是博人，就是被人博 <<<今儿个大喜 | 首页 | 我的甘肃……拉卜椤寺>>> 2003-06-27 回望非典（我的非典LOG）又早醒了，无论睡得多晚，5点我都准时醒来，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事。没办法了，我就更新BLOG吧。 No matter where they take us We’ll find our own way back 6月20日，平凡的初夏时节，我听到两条新闻：昨天全国没有新发病人也没有死亡病人，小汤山最后一批病人出院。看看窗外，广玉兰谢了，栀子花儿香着。回想这四个月，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新年刚过，我从福建旅行回来，听同事说广州消息，有一种可怕的肺炎，传染性强并且致命，医院方面已经失控成为最大的传染源。我还记得那是个夜晚，她睡在值班室的床上，灯已关了，语气十分奇怪。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各自睡了。我妈还当这是个笑话。三天后的清晨她在花园里锄地，一边和邻居聊天，我在她的谣言中醒来：“我女儿刚从南边福建回来，现在躺在房间咳嗽，说不定也传上了，哈哈。”气得我惺忪着眼冲出去指着她喊：“不要造谣啊！” 同天午后，某小店业主打电话问我：进了三箱醋，你说是现在卖十五元一瓶，还是以后卖更高价？我哭笑不得地说：卖了高价心也不安。那边狂笑，说还是高价卖掉心安，现在就卖，我拿定主意了。新闻里正式宣布这个疾病名为“非典型性肺炎”。家人齐聚细读“21世纪经济导报”，报纸里提到中国脆弱的疾病预防体系，我突然想起读预防的老友，他们还在做本行的不多。父母在电视前坐到很晚才休息，以前他们看伊拉克，现在开始看“非典”。他们给我的任务是保证家人健康，随便我做什么都行。在这种压力下，晚上十一点我走遍附近药房，没有买到维生素C。只能打电话给罗氏的朋友，让她帮忙买15盒力度伸。顺便听她提到达菲断货，后知这事上罗氏公司形象大为受损。打电话给肺科同事，因为我记忆里的“非典”和这次的非典完全是两码事，想补充一下知识。她只回答说：“这个非典型性肺炎，我不知道。”放下电话，一股凉气蹿上心头，瘟疫即将到来，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给各处网友电话，告知病原可能是病毒或者支原体（我没想到还有衣原体这个病原体，呵呵），如果是病毒的话形势将非常严峻，因为对病毒的治疗办法相当有限。深圳那边可能已经了解情况了，比较平静。上海的网友问我，那你怎么办。我说要来就来吧，总要面对的。误诊衣原体，这是中国医学界最大的耻辱之一，那个专家可算是给毁了。随着广东和北京形势恶化，民间对政府的控诉一浪高过一浪。记得当时我对网上的声音不以为然，我在私下对网友说：现在的指责于事无补，如果上海最后能守住，那么政府罪则难逃。事实上在发挥了有效预防机制后，上海成功守关，证明京广的死者太冤了，包括我的同道们。我于四月初进入急诊，亲眼目睹了整个发热门诊的建立和走向成熟的过程。最新消息是发热门诊将被长期化制度化，为此医院开支将增长许多。医护人员十分焦虑，我们比一般人更能意识到SARS的可怕性，恐惧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我不再回家，而是单独住在一处房子里，共两个月后直到急诊结束。每天上网，吃东西，电话，除此以外就是睡觉和上超市购物。平时不爱牛奶，这时狂喝，因为怕营养不良，我想我长了很多肉。卫生部设了骗局（确切地说，不仅是卫生部），一些医生愤而揭露（自问没有这个勇气，因此格外佩服他们），WHO恼怒异常，带着“在劫难逃”的心态视察上海，带着将信将疑的表情离开。张文康下台，他曾经说过“百姓眼里医生都是白眼狼”的话，所以，他下台没有医生会提意见。正面来说，他是因为说谎受到应有的惩罚，反面来说，他只是替罪羊，背后是管理落后运行僵化的体制。可能在三月吧，张文康还开玩笑说：我们卫生部从没受到过这么多人的关注，呵呵。其言之辛酸，无人知也不会再有人提。卫生部一向穷，这会子开始还债了。烦躁，发生了很多矛盾。为了非典病房的事血液科和呼吸科主任间发生了争吵，图书馆管理员对医生说你们没事少进来。有同事得了军团菌肺炎，痊愈后仍被主任劝回长期休息。我在法语中心的课程不敢再继续，同他们说明情况后竟然被他们当场赶出来。和交情甚好的一个网友吵架，我仔细回顾了吵架的经过，没有任何好的理由能解释争吵的原因，只能说明彼此都太焦虑了。绿色朵朵在驴坛写的贴子，我忍不住跟着狠狠批评了一下，这不是意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五一应不应该出门旅行，我觉得到这个时候还有人讨论这种问题这世界真是没戏了。终于开始看新闻并每天查阅人数。认识了钟南山，真男人一个。疾控中心的人还有北京市长刘淇面对镜头不敢预言将来。人们在死去，事实上，内部消息称北京死亡率最高时达19%，医生感染率1/5。人民医院等一批医院被封，他们的院长在电视里哭泣，没有什么比看到同事倒下离去而无能为力更残酷的事了，行医者一生经此一回，终身不能忘记。小汤山在七天内搞定，各地军人纷纷进入小汤山，WHO预言这可能会是扭转乾坤的一仗。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居委老太治理天下，这些下三路的办法事后被证明居功至伟。不断讨论北京封城的事，有人挖断了北京通往天津的路，北京周围农村出现放哨的民兵和路障。事实证明这些行为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后来天津因为输入北京病人，发生了爆发性流行。王安忆执笔潘虹出演的抗非典记录片十分动人。潘虹的眼睛里总有叫人无法抗拒的东西，当她戴上口罩，这个力量更被强化了。在漫长的急诊生活里，我看到的同事们，也就只有这些眼睛会说话。写了些煽情的贴子，随着上海漏诊病例的出现，身处急诊的我充满焦虑。同时在网上就病情进行大量讨论，非常多的网友问候我，曾经感动地热泪盈眶。在国外的朋友纷纷写信来询问情况，言辞切切。狡兔妹妹鱼肚白写了个FLASH上传，十分动人。我喜欢的姚明用美国式的方式传达了他中国式的感情。网上流传一张戴着口罩的恋人照片，男孩子深情地捧着女孩子的脸，女孩子闭眼等他去吻似的。据说非典期间办离婚的减少，而结婚率上升，可见非典能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真是这样吗？单位发放口罩，其中大多被送给朋友。同事间流传一条短信：抗击非典――发钱，发药，发口罩。同事和我说，最重要是第一条。各方送来慰问品，除了中药和金施尔康外，还有润喉糖。主任替我们配了防护眼镜，很酷。冠状病毒显形，非常漂亮的球形体。和它一起显形的还有一些事实，比如首发的几个病例的工作与野生动物有关，果子狸成为焦点。发现这个病毒的意大利科学家在电话里同她妻子告别：“我得了可怕的传染病，你不要来。”他的告别让我想起珠峰遇险的登山者通过卫星电话和妻子告别的故事，他在临死前给遗腹子取了名字。都是煽情的细节，但是背景的力量差之千里。同事为是否取消5月6日婚礼大伤脑筋，一边是在广东的公婆，一边是声明不办婚礼不准搬到一起的父亲。最后上海的亲戚办了一次公婆没有出席的婚礼。我记得非常清楚，5月6日是个雨天，我以为她取消了婚礼，发了个短信去：今天确实不是办婚礼的好天气・・・・・・和北京的亲戚朋友电话联系。北京出现过恐慌性采购引起的短暂的食品短缺，从照片上看王府井街上空旷无比。朋友没能来到上海出席朋友的婚礼，我们一致认为这场非典和流产的婚礼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另一位朋友，为着要不要送发热的同屋就诊，辗转认识了我，打电话来咨询，当晚她的同屋因疑似被隔离，她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随后的两个月里两个自我隔离着的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本来宣布“三无”（无输出，无死亡，无本地爆发）的台湾形势失控，医院扮演了很不光采的角色。报名七月的上海“小汤山”。当时每个人都经过几重反复，主任还和我说你别报了，究竟做了两个月急诊体能不行。可到了报名的一天，所有人忽啦啦全报上了，我就觉得自己那些小鸡肚肠很可笑，赶紧补上。按目前的进程看，上海不会再有“小汤山”了，当时的思考和反复是非常搞笑的，可是我非常珍惜那些辗转的夜晚。一些人从北京逃到上海，一对夫妻隐瞒了病史在上海就诊，确诊时间太晚，直接导致丈夫的早期死亡。由于他们不自觉，市百一店被封。因此发现公路进入上海的关口是阿喀留斯之踵，新闻大量报道，邮局立刻把积压在关口的十万份信息资料投递到居委会和物业。我妈成了防典工作人员，天天在窗口观察整个门洞的活动状况，随时向小区物业汇报异象，连菜都交给我爸买了。小区内出现迷彩服的保安守在被隔离的人家门口，那些外国、广州和北京住户受到严密监控。发现一位北京网友很久没有出现，在QQ上发了短信去问，那边说头痛很久没敢去看，非典时期又不上班，在家闷着，听上去心情极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吃了一惊赶紧安慰一下，并且建议她吃药。事后她在BBS里写了个贴子记下了当时自己的心情。上周我们医院开会讨论怎样把非典浪潮中流失的病人找回来。多少有些遗憾，因为，闹了半天，我没有真正面对哪怕一个SARS病例。我院派出医疗队前往传总，负责半个月的非典病人治疗，后因工作出色延长到三周。市政府给出“指示”，上海目前的死亡率已经太高，所余两例不得再发生死亡，否则在哪家医院手上死的，哪家医院负责。于是我的两个肺科同事一人在呼吸机旁坐上十二个小时，一直捱到结束。间接听说，那个重病人已经有所转机了，希望同事的付出是值得的。前两天听他们汇报事迹，非常感人。去浙江长兴旅行，那里仍然严禁接待上海人，靠旅游业致富的农民受到很大打击。每辆长途车上都被要求填写个人信息登记表，我一共填了四张，还被测了五次体温。上海口岸入关处是也要测量。前天听说这个制度已被取消，江浙沪三地健康证明和体温测试可通用。一直没有读别人强力推荐的“鼠疫”一书，也许有天我的心态真的放平了，才有力气来读它。北京的USER兄贴过些“非典日记”，每节的开篇都是：今天北京新发病多少，疑似多少，确诊多少，死亡多少。然后仔细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内容。对外人来讲，这些分析毫无意义。可是，他还是认真地记录和计算着，似乎那是一天里最重要的事情了。他还有过一句话，大致是说：有些感受昨天还在，没来得及记下，到今天就全给推翻了（因为你看到了新东西，听到了新消息，心理受到了新折磨）。在北京工作的嘎玛卓玛，当时曾留下过一段文字，表明了纷乱世界中她的生活态度，简单而真实。我在驴坛留下了名为“经’典’上海一天”的作业。如果非典开始前就在写BLOG的话，应该能保留下更多细节。但我没有写，这是非常大的遗憾。大音无声，大象无形，怎能遗忘？SARS还在，我真切地触摸到了它的存在。我们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治疗它给我们带来的伤痛。嘎玛卓玛的非典宣言我的经“典”上海一天 USER非典日记一则无绪的状态（LARARE） 4月20日在“行乐”里同网友的讨论版权所有:小小风也原作提交时间:2003-04-20 18:06:38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当时你的免疫力正处于最低潮，反而不易受害。这个病最妖的地方是，它只挑免疫力强的人撂。所以很少听说其它重病病人在院内受袭的。一个月前听我们的呼吸科专家第一次开专题课讲SARS，他给了我们一些当时认为很新的概念，其中之一是：南方的发病就诊高潮是年三十和年初一，原因是大家对疾病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呼吸道传播这一道路切断了，病就会慢慢退潮。我们上海医生的责任是来一个认一个，认一个隔离一个，哪怕传染病总院没有呼吸机，可以连机器带病人一起运过去。死个把人不怕，不能让它蔓延开来。过了高峰期，压力就会小得多。当时痛骂政府不力，因为我们听到的第一个非官方消息都要远远晚于这个时间表。另一点，就是增加了对付这个病的信心。现在看来，连我们的专家的说法都不尽正确的。那个高峰明显只是一个“假高峰”，ＳＡＲＳ的发病率呈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的轨迹。原因可能是它的传播途径远远超过呼吸道一种，最初的接触者很可能因为防不胜防而倒地。换句话说，这是人类医学史上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结合传播途径多样性，临床表现的凶险性和治疗的困难性讲，它远远超越了此前最可怕的传染病：鼠疫和霍乱。这个判断是我个人的，不是权威的。在这场战争里，无论决策者和医务人员都处于相对弱势，至少在战争初始阶段是这样的。我所指的弱势群体，包括胡静陶，张文康，我院那个给我们上课的专家，倒下的和将要倒下的医生护士，从事预防工作的广大卫生防疫战的人员。在已经过去的日子里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的错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比如讲政府决策上的错误（这点兔子一直极其愤怒），比如讲漏诊病人，比如自己得病了或者让病人死掉了。比如我们的专家错误地宣布疾病被控制了。而按照以往书本上的知识，发病率稳步下降确实说明疾病被控制了。而这些只是“软件劣势” 硬件上讲，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我国的卫生防疫系统和卫生医疗系统的投入，一直是和经济增长速度不相匹配的。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它们尤显落后。在这场战争中，今后大家还会不断发现这些不足暴露出来。举个例子讲，据我所知，一旦上海该病大流行，呼吸机只怕就会短缺，我们就只能看着一些病人死掉。这样讲也不是为了加强恐慌。而是为了提醒大家，人类面对一个重大的危机时，这个危机只怕不是轻轻松松可以渡过的。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众志成城，把它当成一场注定要死伤无数的战争来打。恐慌将于事无补。这就象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一样，对于注定要付出的代价，希望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对于战争的胜利，希望不要轻易相信（就算专家和政府宣布的也不要轻易相信）。最后，对于政府所犯的错误，哪怕是杀人罪，大家也不要轻易论事非。战争法庭是永远可以开庭的，不争朝夕。“战争一旦开打，就算你反对战争，也应该支持你的政府和军队。”美伊战争时我对美国人的这种态度还有腹诽，现在面对另一个战场上的战争，我突然对这句话有了些许的赞同。下面是我读到关于非典最好的新闻之一主题: [zt]生命备忘录 ――今天《中国青年报・冰点》 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已经证明，当4月20日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疫情逐步受到了遏制，失控的局面开始发生了转折。在这之前，不少人都是在不知情、没设防的状态下一个一个倒下的。其中包括一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一位医务干部说，他经历的一个老同学从病到死的整个过程不堪回首。当他看了中央决定免去两个高官的电视，竟激动地流了泪：“可把他们撤了，要不还不知得死多少人！”另一位医生说：“政府纠错了，我们该上了！” 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这篇备忘录里记录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命运。从一线采访回来，总也抹不去那些悲伤和痛苦。我们想说：只有活着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只有记住所有死去的人，抗击SARS的胜利才有意义。本报记者贺延光讲述――姚宝全一家的非典遭遇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人们已经熟知医务人员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一个危重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时，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精疲力尽的医生，久久地站在遗体旁，他们虽然与亡者素不相识，却为一个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这是我们在北京地坛医院采访时亲历的场景。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找到了当天在场的医生郭利民，他是ICU病区的主任，在我拍的一张照片中，他处于画面中心，是一个背影。 “您那天掉眼泪了吗？”我问，当时人们都戴着防护镜，我看不清他的眼睛。 “怎么能不落泪。你还不知道，刘子军，就是那个麻醉师，跑到走廊，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刘子军告诉我们，有一次抢救一位妇女，和她一同住院的12岁的儿子跪在我面前哀求：“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妈妈呀！”最终，人还是没救过来。从此，不知怎的，每当我做手术时，耳边总响起了那个男孩儿的哀求声。这段时间，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不掉泪的。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过，病人太痛苦、太无助、太让人同情了！你们知道吗，他们一旦进了SARS病房，如活不过来，至死也见不到一位亲人啊！ SARS，对中国是一场严峻考验。 SARS，对一些不幸家庭，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2003年5月14日，我在地坛医院外面，又一次见到上面讲的那个12岁的男孩，他胖乎乎的，站在警戒线里，此时身上没有了病号服，只是戴了个大口罩。我问：“怎么，出院啦？”他点了一下头。 “谁接你？”我又问，同时心里紧了一下，我知道他妈妈已死了多日，医院没敢告诉他，只说你妈转院了。“你不认识我啦？那天在病房里，你趴在床上玩游戏机，我给你照相，你还说，可别把我当标本啊！” 孩子笑了：“想起来了，是我爸爸来接我。” 我过去和正在办手续的他爸爸聊了起来。他叫姚宝全，39岁，戴着大口罩，双眼黯然无神，穿的衣服像是多少天没洗了。他知道了我认识他儿子，赶忙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你可别跟孩子透露他妈的事啊。” 电视台的记者也过来了，并将镜头对准了他问：“这么长时间，孩子一个人在医院，你能放心吗？”老姚说：“国家下了这么大力量，我能不放心？再说，同病房的一位张大哥和一位马大哥对我这儿子可照顾了。以后他们出院了，我一定去见见两位大哥，要好好谢谢他们！” 这时，旁边推着自行车的一位妇女突然问正在换衣服的孩子：“你是姚隶吧？”又说：“我是给你病房的张大爷送饭来了，我是他爱人。”老姚听见了，急忙走过去，手中的塑料袋也没放下就赶紧双手作揖，冲她一个劲儿地说感激话。老姚带着孩子走了。望着一个父亲手牵着儿子的背影，我鼻子里酸酸的，不知为什么又追上去，把老姚拉到旁边低声说：“姚师傅，你得坚强些啊，家里其他人还好吧？” 姚宝全叹了口气：“我们家11口子，8个住了院。”“啊？！”我好像有了预感：“除了你爱人，其他人……”老姚说：“孩子他妈走了，我爸我妈也走了，地坛还住着我俩哥和一个嫂子，胸科医院还住着一个嫂子。这段时间，我光跑医院都跑不过来。”老姚眼睛红红的，没有眼泪。我呆呆地愣在那儿，说不出话。灾难本不该降临到这个普通家庭。 4月5日凌晨，73岁的母亲上厕所摔了一跤，家人很快将老太太送到就近的人民医院，躺在急诊科通道的病床上输液，由姚宝全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和自己媳妇轮流照顾着。顶在班上的老姚已听说了“非典”的事，赶紧告诉家人：“别在医院呆了，弄些药回家打都行。” 12日，躺在家的母亲开始发烧，一家人又慌忙把老人送到人民医院。姚宝全赶到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戴上了口罩。二哥摆着手让宝全回去：“这儿已经有非典了，你什么都没戴！”母亲病成这样，我怎么能走呢？宝全赶紧叫媳妇出去买来口罩，一人戴两个，把二哥替换下来，又叫自己媳妇呆到外面去。此时的人民医院已是人满为患。急诊科的观察室早已住满了人，通道两边的病床上、椅子上一个挨一个，躺着的、坐着的，还有蹲着的，全是病人和家属。“不算来的，也不算走的，呆在走廊的至少有百十人，乱糟糟的，没法形容。”老姚回忆起来面有惧色，“谁体质弱，谁准能染上病。” 母亲输了一天液，大夫让回家，说：“能走的尽量走吧。” 这时，宝全媳妇匆匆过来，神色慌张地对丈夫说：“我听那边的大夫对一个人说，你家属得的就是这个病（非典）！她那孩子十七八岁，也发烧咳嗽，咱们赶紧走吧。” 回到家的老太太高烧依然不退，连喝水都往外吐。想起都发怵的哥哥嫂子说：“别上‘人民’了，咱去‘平安’吧。”平安医院是个区级医院，离家也不远。 14日，老母亲在“平安”输了液，还是不见好。大夫建议：“最好上大医院。”当天，住在爷爷奶奶家的老姚的儿子开始发烧，体温38摄氏度。 15日，万般无奈的家人又将老人第三次送到人民医院。继续输液，又照了胸透。二哥急得找着了医生问是不是非典，医生说：“是。”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一听都哭了：“咱几个谁也跑不了了！” 昼夜在单位顶班的姚宝全因此躲过了一劫。当日，70岁的老父亲也开始发烧，家人再不敢去“人民”了，将他送进北大医院留观室的隔离病房，这儿的人也是满满的。 16日晚上，仍在单位上班的姚宝全接到大哥电话：“母亲正在人民医院抢救，这儿由我们盯着。你赶紧回来，直接去北大医院，你媳妇、儿子也要住院，人家怀疑他俩也是。”姚宝全一下懵了。愣了一回儿神，走时又想起找领导请假。他跟副厂长说，咱俩距离远点，我要是，别再给你们传上。领导说，快回家吧，你每天要跟我通一次电话。路很远，这个工人咬咬牙，花了50元钱打的，急火火地赶到北大医院，终于在感染三病房找到了媳妇和儿子。老姚一看，娘俩一人拿着一张胸片，媳妇的脸色都不对了，她已意识到什么了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近的距离和媳妇见面。”事隔一个半月，姚宝全想起当时的情景，声音哽咽，低下了头。我们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我问：“以后再也没见过你爱人？” “见过一次，但距离太远。”老姚说。从那天起，姚宝全天天要到北大医院，但病人已被隔离。老姚站在铁栅栏外，离病区有五六十米，翘首望去，望眼欲穿。有时站累了，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一阵儿。老姚说，栅栏外，有个穿白大褂拿电喇叭的老大姐挺好的，他要找媳妇儿子，都是她帮着用喇叭喊。喊出护士，护士再进去叫人，有时叫不出人来，可能他俩正在治疗。那次看见儿子出来了，一手还举着输液瓶子，我就喊：你一定要多吃饭，多吃菜，需要什么，就赶紧说！儿子朝我说什么，我根本听不着，只瞧见他冲我招手。那天晚上，媳妇出来了，也举着个吊瓶。她让人传过话来，要我明天早上赶快到医院交钱，还在发烧，没钱就不能用药了。老姚跑到岳母家凑了7000元，又赶回医院门口等，坐在地上就睡着了。 17日早8时，守着母亲的大哥给姚宝全来电话，说父亲和大嫂也在这家医院急诊室，快去看看吧。老姚这才知道这儿还有自己家的两个人，当找到他们时，俩人都输着液。“我已觉得我们这一家人都是非典，因为病情太相似了。”姚宝全腹中空空，哪有时间吃东西，两头来回跑无数次。下午4时多，大哥又来了电话，说妈去世了。“我接完电话，心里堵得什么都说不出来，还不敢哭，得瞒着父亲、嫂子，怕他们看出来。”姚宝全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急忙走到外面，可往窗户里一看，老爷子那输液管又掉出来了，又赶紧冲回去。”过会儿，老姚又跑到媳妇儿子那儿，人没见着，但里边传来话，要点酸奶、饼干什么的，说孩子想吃。“那阵儿，急得我连哭的时间都没有！” 17日晚上7时多，听大夫说要把这拨人转走，大哥也从人民医院赶过来了。姚宝全又买了一堆口罩刚走到门口，就看见120救护车到了。哥儿俩匆匆把这两天才买的手机号码写在纸上，给了父亲、大嫂各一份。车上下来的医生护士穿得比医院的人还严实，手套、鞋套，加上眼镜，全身一点没露。“一看我就害怕了。赶忙问开车的，人往哪儿拉？人家说是胸科医院，在温泉。我又问，那儿有公交车吗？人家说不清楚。” 病人有30多个，一车坐4个人，大嫂和父亲不在一辆车上。本来父亲的身体相当好，想不到，这是姚宝全和大哥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救护车走了。大哥对宝全说，那边8点多来车拉走母亲往昌平火化，二哥二嫂跟着，你回去喘喘气吧。回到家的老姚也不敢闲着，墩地、消毒衣物碗筷，把所有的被褥都晾到阳台上。 18日，二嫂、大哥开始发烧了，人到北大医院还是输液。姚宝全一听又怕了，说你们最好别在屋里，出来输。大哥也跟大夫讲：“你让我们上楼顶上输我都没意见。”但大夫说，输液只能在这儿。那天，一间屋里9张床，人满满的，已有护士穿上了隔离服。 19日，二哥也发烧了。姚宝全把存折的钱取出全交了，手里只剩下1000多元。 20日至24日，两个哥哥和二嫂及宝全媳妇、儿子分别转到地坛医院。老姚想法把手机转交给了孩子，这是和亲人们沟通的惟一方式。 26日凌晨4时，地坛医院给老姚来了电话：“你爱人相当不好，有可能就这一两天……”老姚一听，喘不过气来：“求您，用最好的药，把他们救过来……我把房子，卖了都行！”医生说：“这儿什么药都有，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不过，您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当日上午11时多，大哥又给宝全来了电话：“你快去‘胸科’，那儿给老爷子下了病危通知，人已不说话了，药也不吃，针也不让打。”同住“胸科”的大嫂后来告诉宝全，父亲心情特别低落，总觉得是老伴连累了一家人，自己不想回来了。姚宝全回忆起老爷子临上救护车时仅说的一句话：“都怨你妈上医院，把你媳妇和孩子染上了。”唉，怎么这么想呢，人病了不上医院上哪儿？！老爷子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此时的姚宝全有点急疯了，他买了20个口罩和日常生活用品，要去陪父亲，自己也准备不回来了，还赶紧给大姨子打电话，把孩子托付给她。之后，便打的往胸科医院赶。半路上，刚买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大哥来的：“你别去了，父亲已经走了！” 当日，地坛医院也给重症的媳妇下了病危通知。 27日，姚宝全跟儿子接通了电话，本和妈妈同住一屋的儿子已被医院分到了另一间病房。老姚对12岁的孩子说：“你要去求求医生叔叔阿姨救救你妈妈。你还要和妈妈多说话，一定要她挺过来！你吸完氧就去看她，但别让她讲话，她气管已经切开了。” 晚上10时多，儿子又对老姚说：“我刚给妈妈喂完水回来，半缸子，她喝了一个多钟头。我累了，想去睡觉。”此时，孩子的体温38.9摄氏度。 28日早不到7时，儿子给姚宝全又来了电话：“爸爸，我妈那屋怎么没人啦？”老姚一听，泪如雨下，但他强忍着，对孩子说：“你妈转到无菌病房去了……你还烧吗？你就呆在房子里吸氧，哪儿也别去……” 后来，老姚才知道，儿子从那天起，一接受完治疗，就常在病区四处跑，他是想找到那间无菌病房…… 姚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媳妇曾开过两年出租，后赋闲在家，大哥二哥在基层工作，大嫂提前退了，二嫂下岗了。姚家是最普通的家庭，现在，这个家庭破碎了。在噩梦般的4月，姚宝全也得到过难以忘怀的温情，它来自工作单位、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及孩子的学校，他也在抢救家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但老姚也有弄不明白的事：我妈去医院时，广东的非典已经闹开了，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卫生部门）还能不清楚？！老姚说，中央免掉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的消息，我不知道，当时跑医院，都急晕了。这事儿是后来岳父岳母告诉我的，说他们有错，要负直接责任！本报记者王尧讲述――一个卫生局干部的非典遭遇这是一个在2003年春天不复存在的家庭。父，高悟，51岁，北京市卫生局下属某单位一把手，处级干部。4月30日因SARS去世；母，张洁，49岁，北京某出版社，编辑。4月20日去世，此前已确诊患SARS；子，高佳亮，17岁，北京某附中高二学生。4月18日因SARS住进地坛医院，5月24日出院。 17岁的高佳亮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讲述了自己家庭在非典时期的遭遇。高悟的大学同学们一直为这父子俩住院奔波，他们中的一员张万里就这些回忆做了补充。高悟是北京某医学院校1978年入校的学生，当年的同学现在大多是北京医疗界的中层骨干。高佳亮：4月上旬，我和妈妈开始发烧。那段时间，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去过几次人民医院。平时，我和母亲住在一起。父母分开有一段时间了，我在他们两人之间走动。我和妈妈发烧后，家里请的小保姆也开始发烧。爸爸懂医，担心我们是SARS。没想到，我们家的悲惨经历开始了。 4月14日，周一张万里：这天高悟上午上班，下午出差去郊县。51岁的他，是个踌躇满志的人，负责单位里的一个药厂的新项目。晚上他知道儿子发烧后，马上赶到，叫了120,拉上母子俩就近去了人民医院。当时，谁知道人民医院成了那个样子？孩子妈妈拍胸片后，肺里有事；儿子高佳亮发高烧，但是片子显示肺里没有问题。高佳亮：当时我们在急诊科，发烧病人特别多。妈妈留在观察室输液，她的体温降了，一直在睡觉。我印象里，这个观察室有几十个病人，还有陪护的家属。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回家休息。我们主动留在了观察室。 4月15日，周二高佳亮：第二天早上，我和爸爸坐出租车回家，我发烧，实在走不动了。烧得都不想接同学的电话。因为接电话，要坐起来。张万里：高悟打电话给单位，说他有些不舒服，发烧。一天都在家里。高佳亮：离开医院前，我让妈妈一起回。妈妈说，她胸闷，不能回去。安顿好妈妈后，我们才走。没想到这是和妈妈的最后一面，就这么残酷。 4月16日，周三张万里：高佳亮妈妈确定是得了SARS，疾控中心去家里消毒。我们认为，他们父子在家里不是办法，去医院能得到治疗，是最好的办法。高佳亮：又打电话叫来120,把我们送到了人民医院。没有见到妈妈，医生说她去住院部了。具体在哪？他们没有告诉我。从我妈进住院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任何情况，我都不知道。我的胸片有问题了，但是还是打点滴，继续留观。医院的环境实在不好，床已经满了，我们发着高烧，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身高一米八多的爸爸，也只能蜷缩在一个小板凳上，打点滴。我受不了，只能回家，从小区到家门口平时3分钟的路，我走了20分钟。家里床上湿漉漉的，都是我去医院前出的汗，我只能再躺上去。张万里：让一个高烧病人，坐在一个楼道里的小板凳上，打点滴，体力消耗该有多大。我们打手机问他，今天你在医院吃饭了吗？他说：“哪有吃的呀？谁管我们呀？”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他赶紧住院。如果人民医院再接收不了，就往我们市卫生局下边的医院转。 4月17日，周四高佳亮：早晨，我爸也回来了，倒头昏睡。张万里：我们打手机给高悟，他说：“我已经耗得筋疲力尽了，熬不下去了，只好回家了。”“医院怎么能让你回来？”“没人管，随便进，随便出。我总不能在小板凳上等死吧。” 高悟是一个学医的人，知道SARS的传染性，可是为了求生又得不到治疗，只能这样进医院，再出来。下午，我们一个同学去给他们送药。送药的同学：我们懂医，见了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他在前边走着，我在后边跟着。我的心里很疼：“他太无助了。那个时候，得了SARS的人太无助了！” 高佳亮：那时候，我以为得了 S ARS，只能躺着等死。姑姑说，你们发烧第五天了，都烧成这样了，床位怎么还没有落实？北京的医院怎么了？张万里：我们动用所有的关系，要给高悟父子找到一个住院的床位。卫生系统里能管事的人都找了，甚至市卫生局的一把手都找到了。上边答复了：“高悟是咱们卫生局的人，大家都在着急呀，让他再坚持坚持。如果有一个床位，就是高悟的。” 很多渠道反馈的消息，这个时候，北京市真的没有给 S ARS病人的空床位。高烧中，他们又耗了一晚。 4月18日，周五张万里：在早上的电话里，高悟说，他浑身没劲儿，连一个咸菜瓶的盖都打不开了。下午的电话里，高悟在咳嗽。听见他的儿子在电话里叫喊，我要烧死了，爸爸送我去医院。我们问他，要不再去人民医院？他说，我们对那里已经恐惧了，死也不去那儿啦。他们爷俩绝望了。高悟说，我们觉得不行了，我们在等死了。张万里：我们的心都碎了。忘了自己的身份，四处哭着打电话求人：“救救他吧，救救咱们卫生局的中层干部吧。” 电话一直打到半夜。回来了一些答复：“你们做做工作，让他们去人民医院吧。争取让他们收下来。”“我们的病人都在院子里输液呢。”“我们都无能为力了。” 忽然来了消息，有了一张地坛医院的床位。可是父子俩呀？高悟说：“让儿子先进去吧！” 高佳亮：我爸把活的机会给了我。张万里：来接儿子的救护车看到父亲病成这样，把父亲又就近送进人民医院。可是在医院门口，医院收不了，又是一番周折，托人，打电话。一个SARS病人，三进三出，就这样反复加重感染。张万里：这一晚，高悟很惨。我们在手机里随时指导他，眼泪一直止不住。他站都站不住，自己扶着墙，排队去查血。胸片也出来了。他在手机里说：“我这是SARS，无疑了。”“大夫怎么说？”“愿治疗就输液，不愿治疗就回家吧。”“你千万别回家。”“浑身冷，没有地方坐。” 高悟姐姐：我们给这家医院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们说，请你们帮忙给这个病人找个避风的地方，帮他找个凳子。医院的答复是―――人太多了，没办法。张万里：电话里，他说，又找到了一个小凳子，坐下来了，可以输液了。我们安慰他：“北京市再有一张床，就是你的。” 4月19日，周六高悟姐姐：家人一夜没睡。早上的电话里，他说，昨晚上厕所，摔了跟头，脑袋上摔了个包，半天爬不起来。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这包长好了没有？张万里：电话里，他说，有躺的地方了。有个人出去了，我可以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了。听到这些，我们同学又开始求，开始找床位。终于来消息了，地坛医院临时腾出了一张床：“赶紧把高悟送进来！”“来接我的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呀？”高悟在等待中着急地打了很多电话。他要和儿子在一起。这晚11时多，高悟在发烧第六天后，住进了地坛医院。我们这些同学彻夜未眠。我们还算卫生系统有点地位的人，为一张床怎么这么无能？我们明白局面失控了；我们担忧，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得了 SARS会怎样？我们的一个在高校任职的同学下了决心，一定要走后门买几套隔离服。他说：“咱们经历过这些事的人知道，一个得了 SARS的病人是多么无助。万一我的学生得了，我要穿着隔离服，跟他们进去，直到他们住进了病房。要不，他们没吃没喝没人管呀。” 4月20日，周日张万里：早上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行了。他说，你讲的大道理，我都懂。高悟姐姐：下午，高佳亮的爸爸在病床上，接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高佳亮的妈妈去世了。孩子妈妈住院时，医院留的是他爸的手机号。我觉得，他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高佳亮：爸爸什么时候住进了我的病房，我都不知道，我在昏睡中。后来，爸爸在电话里安排妈妈的后事。我才知道，妈妈死了。妈妈死了？我不相信。爸爸告诉我，妈妈是心脏病猝死。这怎么可能，妈妈没有心脏病呀。她不是已经确诊 SARS了吗？当时，我想我只有和爸爸相依为命了。张万里：知道孩子妈妈去世的消息后，我们打电话安慰高悟，但是不能说破，总是绕着说，告诉他不要七想八想，好好养病。谁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4月20日之前，我们很多医疗界的人都是痛苦的“两面人”。这边，明明知道高悟有病住不进院，那边还要传达“北京得到控制”的文件。那种要求歌舞升平的形式主义，真是害死人。 4月21日，周一张万里：高悟的手机关了。医院说，他用了无创呼吸机，情绪一直很不好。我们又给他送进一个手机。听说他打出一个电话，安排自己住院前开的那辆车。我们再也没有打通他的电话。 4月27日高佳亮：本来我和父亲在一个病房，直到这天，护士帮我换了个病房。护士说，爸爸要进行插管手术。 4月29日高佳亮：我扶着医院的栏杆，晃晃悠悠，去爸爸的病房。我站在门口，没有力气走进去。我远远看着爸爸。后来几次，护士不让我过去，说爸爸转到其他医院了。我怀疑，最近我们病区没有救护车进来呀？我让自己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爸爸。 4月30日记者：我们的摄影记者贺延光目睹了高悟最后的抢救场面，拍下了那张“医生站在死者病床前久久不愿离去”的照片。高悟，走了。当护士把高佳亮爸爸的遗体推过高佳亮的病房时，这个17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爸爸去世的消息，突然，他在病床上跃身坐起。一个护士马上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孩子的目光。高佳亮：我想知道那个被裹在白布里的人，是谁？ 5月23日高佳亮：这是我出院的前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爸爸去世了。其实，我已经有预感了。我17岁了，要学会坚强，我的眼泪没有掉下来。其实那些天来，我一直渴望找到爸爸，我快康复了，我要献血浆救他的命。在病房里，我一直在锻炼身体，本来我打算养好身体，伺候爸爸…… 6月9日高佳亮的家里。两个姑姑陪着他。高佳亮：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以后自己的路怎么走。爸爸妈妈生前对我期望很大。记者：有什么担心的吗？高佳亮：走向社会后，人们的歧视，另眼看待，或者过分的同情。我只想做个平常的学生。钱，我考虑过了，要节俭。记者：这个一米九高的17岁男孩把头深深埋下去，抬头时是通红的眼睛。他站起来说：“我去冲把脸。”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当事人为化名） lilysky 发表于 2003-06-27 05:26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评论今天也在想非典似乎过去了，是不是也该写点什么纪念一下，想不到你已经下手了：）冰狼 ( ) 发表于 2003-06-27 11:55 每个人的非典LOG都不一样的呀。我等你啊。小小风也 ( ) 发表于 2003-06-27 18:02 估计你的非典blog最长。透明珠珠 ( ) 发表于 2003-06-27 22:28 发表评论最后更新别人的好菜谱（未试用）停止更新你为什么不笑……运转手之恋博客年终派对……录像碟拿到手了雪中听雨是否有必要在河南巩义康镇建一所微笑图书室 “八卦” 男人和女人是两种动物水性杨花……落选blogbus十佳蜂窝煤给博客派对搞的VCD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