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

来源: BlogBus 原始链接: http://remsleep.blogbus.com:80/s40123/ 存档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1116115113id_/http://remsleep.blogbus.com:80/s40123/

反对“伪圣化” Tag: 知鱼桥 2006-11-11 清华大学附中 韩军 我以为，百年来的中国语文教育，存在着两个根深蒂固的弊端，一个弊端是“伪圣化”，一个弊端是“技术化”。下面先从“伪圣化”说起。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唯一的“群性话语”“公共思维”模式，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专制色彩的、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伪圣化”产生于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情结。推动它的是中国语文教育中的两股思潮，“文以载‘道’”思潮和“文‘道’合一”思潮（“道”之所以加引号，是因所谓“道”不过是狭隘的、急功近利的、甚至带有极左色彩的政治思想。）。它是极左政治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遗留物。又与封建传统的教化教育接上了渊源。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语文教育中较严重地存在着。 第一种表现－－禁绝个人语言、个性语言、多元解读. 譬如，我们总喜欢面命耳提地引导十几岁的学生“要写有意义的事情”，“说崇高的话”；我们总爱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崇高、有意义这些人文价值并不错，理应倡导；但关键问题是，怎样理解、如何把握“有意义”、“崇高”？那些课文也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是否只有如此唯一的解读？必须强制性地如此解读？可否允许教师与学生做出自我的、多元的合理解读？一位高中生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作文课。………所谓练习议论文是怎么个练法呢？第１段必须在四行以内，并且提出论点；第２、３段都必须先设立分论点，然后行文；第４段总结全文，提出口号，也必须在四行以内。纯粹一个‘四股文’！且慢，论点还有要求，必须是靠近理想、奉献、爱国等重大主题。有一次老师要求评述《祥林嫂》一文，我评论的是她的几个希望的首先产生与幻灭，自以为文采等都还可以，没想到被判为零分，并被勒令重写。原因是评述本文最佳角度是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付刚《学生：作文如八股》，《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５日）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真实体验过话，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再者，教师们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面命耳提，一节课一节课地训导熏染，我们的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公众场合、根据不同的人们的不同需要，说人们想听的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有时甚至说假话、套话。一位语文教师讲到《绿》的寓意时，没有照搬教参，而是“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见解并稍加发挥说：当时正值青春韶华的作者心目中，梅雨潭的‘绿’其实已幻化成、或者说已升华成为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象征，它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所以作者称它为“女儿绿”，并连用几个女性的“她”来称呼它；因此这篇作品的寓意也可以看成是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深情热烈的讴歌。这个见解虽然与教材上讲的大相径庭，但学生觉得十分新鲜、有意思，于是便牢牢记住了。偏巧到了期末考试时，区教研室统一出的卷子中就有这样一道题：这一段文字（指有关绿的那段描写）表达了什么梓的感情？请用简明语言加以概括。标准答案是：‘表达了作者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感情。’而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答是：‘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讴歌。’结果被扣了分。这件事使我哭笑不得。当然，我不是说‘标准答案’的就是错的，但这样的答案就像是一顶帽子，拿来安在随便哪篇写景抒情散文的头上都差不离，因此，这不是滥调又是什么？”（王丽《语文教育非改革不可》，《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８年１月６日）作为一个教师，在课上不敢跟学生说自己的真心话、心里话，不敢抒展自己的胸臆与怀抱，只能把真实的个性的自我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只为考试、迎合流行的公共话语，背一串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长年累月，是否太过压抑、太过沉重？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自由哪里去了？《项链》题旨是否只能唯一地解释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能否像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解读的：“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对统编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为什么只能有全国绝对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解读？对有些文章，可否允许教师和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进行稍许独到的自我阐释、自我解读？譬如对，《雷雨》除了前述的解读外，能否解读为－－通过描写人的生命欲望和追求、以及为实现欲望和追求的挣扎，既表现了作者“对‘人’（特别是中国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历史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等等。 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 师生的表达，都大体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想解放军。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这上千堂语文课的“循循善诱”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譬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中国、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社会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联，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比方，你绝对不能写一个教师的懒惰、不敬业；绝对不能写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文明与友爱，也绝对不能写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丝愚昧与丑恶；甚至绝对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绝对不能写你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你总是被面命耳提地告知，必须升华，必须昂扬，必须写正面，写光明，写本质，写积极的一面，必须写精神追求，不能写物质追求，不能写消极，不能写阴暗面，等等。当学生时，是老师面命耳提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慢慢地，学生们写起来就轻车熟路了，再也不敢写自己的真实所见、真实所想。本来我们的孩子们是能够写出个性来的，我们的孩子们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维的。总之有自己的个性语言的。可是，日久天长，被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们给磨灭了，给扼杀了。我们的孩子们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套子之中。孩子们的精神、孩子们的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 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我们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语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出很有个性的文章。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孩子，有着千万张不同的脸孔，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套路、言语方式，有着大体一样的大脑！中央党校的一位３４岁的大学教授，李书磊博士，他前几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上英语课，美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满意，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大家都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写的。”。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为什么远行》１０８页，李书磊著，珠海出版社出版）我们的学生们，从进入小学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写母亲的，必须按照统一程式，用一个模子、一个规格，甚至一样的语汇来写。李书磊先生痛愤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辞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思。………说得再严重点，它对作者和读者的灵性都是一种扼杀。我总回想起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写作文都必须按一种固定格式、用一套固定的语言来写，最后还必须归结到一个固定的主题上去。比如写松树吧，就必须写松树坚贞的品格，写草地就非得写小草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奉献不可。要是写松树不像红枫和银杏那样好看因而自己不喜欢松树行不行？不行，老师会给不及格。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我想那时候肯定有过抗拒，肯定有过挣扎，然而学生再较劲也强不过老师的教鞭。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作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写作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写作源于一种生命觉醒，源于苏醒的心灵对世界、对人的惊喜和感悟，源于对自身经验、自身情感的一种珍惜；因而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一个人灵魂的确证，是一个人个性与人格创造，这其实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不管他的语言多么惊异，他的感受多么与众不同。实际上越是与众不同才越有价值，人生因为众各不相同的感受而显得意味深长、社会因为人们不同的个性和色调而显得丰富多采。”（出处同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有些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扼杀“天才”的刀手！成了扼杀学生独立自我精神的执剑者！成了独立思维、独立言语者的封喉人！深入地说，这决不是广大语文教师的过错，语文教师其实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 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应该毫无疑问是真正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思想了吧，应该是我们在教育中，一丝不苟地准确完整贯彻和渗透的先进思想了吧。然而，这些思想，在不少语文教师的理解中却变异了、曲解了、“伪圣化”了。在语文教育的大量的实践中，不少教师把这些思想，同学生自我个性的多姿多彩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精神的自由舒展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童稚纯真的率性情趣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生活的丰富多元对立起来，同学生的基本的物质愿望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言语对立起来，集体与个人对立，爱国与爱家、爱亲人对立，主义情、阶级情与个人情、亲情对立，大情与小情对立，等等。总之，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跃动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解，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极左化、“伪圣化”的印痕。“伪圣化”，已经成了几十年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 不久前，我曾听过一堂课。一位教师讲《背影》。讲得生动，读得也感人。学生在教师极富情感的循循善诱之下，沉浸在父子情深的氛围之中。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也被打动了。没想到，在课即将结束时，教师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大家考虑一下，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什么？”提出问题后，课堂陷入了一片沉思。我也被教师的提问吸引住了。我想，刚才教师上课有方，牵引着思维，诱导着情感，把课引向深入，导向高潮，最后这一问一定大有深意，定会有精彩的高潮到来。学生思考后开始回答，有的说，世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父子情，就如本篇朱自清先生所描写的。－－这是学生当然的答案，因为刚学了《背影》。教师说不是。有学生又答，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母子情。教师又否定。学生开始猜，有的说兄弟情，有的说姐妹情，也有的说爱情。教师说统统都不是。我也长考半天，不知其然。我想教师一定有精妙、深刻、生动的答案。最后教师以深沉的语调、郑重其事地说：“同学们，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既不是父子情，也不是母子情，更不是兄弟情、姐妹情、爱情。而是阶级情、民族情。本篇朱自清描写父子情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父子情，就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四十年代，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伟大、崇高的民族情、阶级情。我们要善于把渺小的感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教师一脸的俨然、肃然，学生却一脸的茫然、木然。评课时，所有评课和听课老师，都对授课人结课的这一段话，表示由衷的赞赏。说这是思想的提高，感情的升华，对学生们起到了教育引导作用，说这是整堂课的“眼”，收到了画龙点睛之效。我却大不以为然，我想，３０年代《背影》中对父亲满怀深情的朱先生，与４０年代对民族满怀忠心的朱先生难道不是人格的完美统一吗？过后我私下问这位教师，你说的是由衷的话吗？你真的认为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阶级情、民族情吗？或者你真的认为父子、母子等人伦感情，跟所谓的阶级情、民族情是对立的吗？这位老师十分坦率，说：“何必那么当真，语文课上有几多真心话！但必须那样讲，否则就过不了关，课就被认为不深刻、没有高度。另外我还怕，学生考试遇到此类问题难以应对，怕学生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确实有一种氛围，制约着你必须按照一种“唯一”的东西、“伪圣”的东西那样阐释、那样讲话。 我从教近十几年，深知这决非个别现象。写作中，学生稍有率性的言语，稍有个性的表达，就可能被一些教师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无意义”“不深刻”“偏激”。我当然认为，“积极”、“进步”、“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的人生价值规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最理想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教师在语文教育中，要准确、科学、完整地理解和界定这些价值范畴。 一，切不可用带极左色彩的“伪圣化”的眼光去使用这些范畴，不能笼统和轻易地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们不积极、不进步、无意义等； 二，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性为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十几岁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神圣、崇高甚至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那样的话，严重说来，就是一种精神专制、精神禁锢！神圣、崇高、庄严、进步、深刻、有意义，跟生活化、平民化，跟率性、天真、朴实、浅白，个人与集体，自我与集团，个性与共性，自由与纪律，家人情与天下情，等等，它们一点也不矛盾。相当多的时候，它们是极为和谐地统一于一体的。相当多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人、完善的人，如果不懂得前者，那么就可能并不理解后者。我坚定地认为，相当多的时候，孩子们率性地写生活、朴实地写自我、不假掩饰地描摹与诉说，本身就是神圣、就是崇高、就是庄严！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我们还常常看到这样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国某年的高考题），“我的财富”（上海某年高考题）。 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应尽量有这两个作文题目倡导的“心忧天下”和“追求精神富有”崇高抱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同时又觉得这两个作文题目出给我们的中学生来做，并不尽然合适。这两个题目，在我们大的话语氛围中，都内在地隐含着强大的制约性。如第一题，隐含着“忧在天下先乐在天下后”的思想，所有考生必须顺着这个正面题意从“强力”阐发。对有的学生来说，这种“强力”阐发，可能就勉为其难，可能就意味着强拉硬扯、牵强附会，甚至说空话、假话，因为他们有的并无发自内心的真实精神体验。学生们难有精神自由，难以阐发一点个人见地，如此“文”与“人”的脱离，后果可想而知。第二题，内在地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必须写“我的精神财富”，绝不能写“我的物质财富”。这也等于逼迫我们的学生不说也得强说。无切实的精精神体验，不得已也得大论特论一通。可以想象，在“强力”制约下，学生勉为其难写出的文章，有多少是发自十几岁孩子的内心的真话？可是，回头看看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语文教育中，这样的大题目、大概念总是太多，这样的强力话语、强力倡导、强力制约总是太多。 我们庆幸“心中有话向党说”（七七年某省高考题）这样的作文题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让人不能庆幸和释然的是，这样的出题方式、出题思路，这样的写作指导思想，却仍然根深蒂固地“珍藏”在不少教师的心灵深处。孩子“本是别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大人们的思想“同化”。孩子们的独特性，相当程度上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上。“天空中那美丽的动静”（学龄前儿童所写）、“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学低年级儿童所写）、“圆珠笔在纸上蹭痒痒”（学龄前儿童所写），这样的诗一样的美妙句子，都出于孩子之口之手。可孩子们上了学、学多了我们的语文课后，却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来了。因为这样的句子，在有的语文教师那里通不过。一位学生家长说到自己上小学的女儿：“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中国青年报》９８年１月６日）我们的孩子就由这“别一类人”，渐渐“进化”（“退化”？）成了跟我们大人同一类的被禁锢和自我禁锢的人。因而，“伪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包括社会的大语文教育环境），培养出的孩子，有两种极为奇特扭曲的现象：１，“少”与“多”的反差。语文课上，无话可说，课后的话却滔滔不绝；作文课上冥思苦索，搜肠刮肚，而在日记、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却下笔百语千言。２，“真”与“假“的反差，在交给老师的作文、在试卷上写的文字、公共场合表达的言谈与文字，并非真情实感的话，是根据场合所说的应景话。而在日常言谈、书信、日记中，都是自由、率性的抒发与剖白。因而，我们的一些学生似乎从小就已形成了一种“两面人格”，自小就学会了用两套语言两种精神状态去应对社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少年来以伪圣化话语压制个人语言的恶果，是以专制色彩的话语压抑个性精神的恶果，是缺失真正人文精神的恶果！ 我们的语文教师，不能在课堂上放松身心，不能抒发自己对课文的一已理解。面对涵义深广、语义丰澹的课文，教师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教参鹦鹉学舌，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一己之见。一个原因，可能是怕考试时不符合全国一统的标准答案，而深层原因，却是怕触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伪圣化”专制话语氛围训导下成长起来的不少语文教师（语文教师也是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语文课抟塑出来、培养出来的），早已经没有了自己独到的一己之见。或者说，对“按既定话语来说话、按既定套路来思维”，早已习以为常，早已积淀成一种“潜意识”！不少语文教师已经没有了属于自我的独立精神！这是十分可叹的！我们的学生，头上始终悬着一个“紧锢咒”，听说读写的时候，时刻紧张地猜测着受众喜欢什么话、怎样的才能博得阅卷老师的高分，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做着姿态把作文的主题往理想、爱国、崇高、积极方面升华、拔高，唯独不敢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不敢放松下来，说想说的话、心里的话。总之，不敢忠实于自己的精神！这是十分压抑人性、悖逆人性的，是束缚个性的、束缚精神自由的。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十分残酷和残忍的！这就是用单一、专制的思想话语，压抑学生和教师的丰富多采的个人精神、个人言语，用“伪圣化”的假崇高，反对平民化、生活化的朴实与真纯，也就是说，这是悖逆真正的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说，“伪圣化”，就是脱离人的真实生活、脱离人丰富多样的精神体验、脱离人的生命本身，以专制的公共意识取代人独立的自我意识、自我精神，一句话，就是脱离真实的、现实的人，脱离丰富多采个性的人！把全体师生都统统“纳入”一个统一的专制话语套子之中，让大家通用一套“公共精神”生活，通用一套话语来思维和表达。为什么会产生“伪圣化”？“伪圣化”的根源在哪里？ 因为，几十年来，民主意识的教育、个性思想的教育、自由精神的熏陶、人道主义的倡导，不只在语文教育中，在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在我们整个社会宣传系统中，都是严重缺乏的！翻遍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教材、直至政治教材，能否找到一个真正宣扬民主意识、个性思想、自由精神、人道主义的节章、段落？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这些东西贴上资产阶级、落后集团的标签。似乎无产阶级、先进阶级只讲集中、只讲共性、只讲纪律、只讲阶级性，资产阶级、落后阶级才讲民主、讲个性、讲自由、讲人性。而且认为，只有讲集中、讲共性、讲纪律、讲阶级性，才先进、才积极、才进步！所有这些意识，都在师生日常的言谈、写作中充分表达出来。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尤其进入九十年代，我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各行各界，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然延展到纵深地带，然而，教育界，尤其基础教育界的思想解放还远未深入，至少比其他界别落后十年！我们的教材编写、教学意识、教育模式、教育思想，还深受禁锢和自我禁锢！表现在，压抑师生的个性、束缚自由精神和创新意识，教材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封闭，教育观念滞后于世界当代教育潮流。可以说，整个教育界的思想解放任重道远！ 蚴 @ 10:55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论陈衍的币制改革思想和实践 Tag: 知鱼桥 2006-10-23 张士伟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 清代后期，币制混乱，货币不统一，外国货币也大量涌入，银贱钱贵，钱局停铸，铜制钱被大量销毁外流，形成钱荒,商民交困, 陈衍把所学的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个人的经济思想灵活地结合起来，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币制改革主张，对湖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陈衍； 币制改革； 铜元； 金本位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陈衍（1856-1937），字叔尹，号石遗，福建侯官（现福州）人。他不仅以精深的诗学、儒学、经学、史学造诣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而且在经济领域颇有建树，翻译了大量西方经济著作，倡导了币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史学界对他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币制改革思想研究甚少， 专题论文依然阙如，故本文试对其做些尝试。 一、 币制改革的必要性 晚清执行货币功能的有银锭、银块、碎银、银元、银票和铜钱。“然中国银元之价，与中国铜元铜钱，相为本位与辅助货，自可定其得中价值。”② 实行的是银币铜币双本位制。清朝的银两总称为元宝银，经过熔化和铸造，分为元宝、中锭、小锭、碎银等，这些是实银，其重量标准是平，又有库平、关平、广平、漕平、公码平等。在使用上还有实银的计算单位虚银，其种类很多，有纹银、规银、海关银、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等。一地的白银到另一地必须经过熔化改铸才能使用，各种平色不同的银两,相互折算起来很麻烦,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对于白银的平色鉴定,陈衍认为“虽专习其业者，有不能明辩以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之处。” ③官商乘机用来贪污和敲诈勒索，对于币制的混乱，“政府采取放任政策，由市场力量推动变革。”④传统的货币体系弊端丛生, 陈衍认为币制改革迫在眉睫,经济的发展急需建立完整的统一的货币体系。 晚清时外国货币也大量涌入，加剧了我国的货币领域的混乱局面，加深了中国货币的长期不统一性。外国人甚至说“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⑤国银元有西班牙银元、日本银元、美国银元、西贡银元和香港银元，还有越南和日本的铜钱。外国纸币有英国汇丰和麦加利银行发行的港币、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银元票和金元票、俄国的卢布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纸币。估计清末外币在华总额银元最低达3亿元，外钞折合银元超过1亿元。j 从19世纪70年代起，银价开始下跌。陈衍认为到“今日银货之贱，其源起于欧美” ②的确是这样的。 1873年德国改革货币制度，逐渐淘汰银币，世界银价首次下跌。1893年印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废除了银本位制，尤其美国废除了每月收购450盎司银的休门条例，造成世界银价的第二次大暴跌。再加上晚清历次战争对外赔款总数达7亿多两白银，更使世界银价大幅度走低，金银比价“由1：15分别跌至1：20、1：30、1：40，” ③银元银两对金镑的汇价，也呈现暴跌。70年代初期，香港外汇市价是每元对4先令6便士的水平上，到了90年代中期，最低的只有2先令甚至不到2先令。1903年在中国“向之一元银元，有易铜钱九百余文．．．．．．则后此之仅易七百余文矣。” ④ 世界银价的大幅度下跌，外国在华银行也厄运难逃，使这些银行产生大量镑亏，镑亏是因为这些银行的资本及股息利息的支付都以金镑为计算单位，但到中国必须换为当地货币银，营业收入也按银计收，所以银价越跌，其资产总值缩水越多。那些以金镑为基础的银行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就发现他们的以银元计价的资产已经大幅度贬值。⑤ 多数处境艰难，资格最老的英国丽如银行，于1884年停业改组，1892年彻底崩溃。另一个英国的呵加剌银行继丽如银行于1900年倒闭。 相反世界铜价因需求大增而大幅度攀升。银价下跌，铜价上扬给清朝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首先，形成“钱荒”。因为铜贵钱贱，亏折过巨，制钱局停铸。“一元之银元，固不值八百余文之铜制钱，鼓铸久停”。⑥奸商投机炒作“始则高抬钱价，以贱收官票，贱收官票，即以盘支官钱。”⑦ 商民交困，几不聊生。金融秩序混乱，政府各项建设受到重创。 2 论陈衍的币制改革思想和实践 其次，因为中国关税以银两为标准征收，所以造成中国实际税率的不断下降。 第三，使中国在偿还外债和赔款时多付了大量的镑亏。由于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所借的外债和赔款大都以金镑计算，金镑坚挺而银价走软使中国多付镑亏，单1904年偿还庚子赔款，因为英镑涨价就多赔了800万两白银。 第四，因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按白银价格来计算的总额，白银价格的大跌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大约每年出现一千余万两白银赤字，清政府只得靠借外债勉强度日。 二、陈衍的币制改革思想 陈衍忧国忧民，面对银贵钱贱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他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他认真研究了中外金融体系特点，在湖北主办了《商务报》，并在该报连载了他与属下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共同翻译了《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经济著作，还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报道。陈衍能把所学的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个人的经济思想灵活地结合起来，撰写了《货币论》一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货币筹集资金搞活流通的专著，也是第一次以货币为主题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展开争论的经济著作。他切中时弊，提出货币改革新办法，这些货币改革理论都是陈衍通过长期考察中国货币实况，兼采西法之长形成，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 1、将制钱改铸为当十紫铜元。 由于市场上制钱的含铜量的价值已经远远高于其面值，所以官营制钱局由于亏损过巨，纷纷停铸。陈衍发现“中国至贵之铜，二十两不过合银四钱有奇，而外国不及二十两之铜能合银一两。” j 银币与铜币的折算比率时常波动，铜钱内含铜量的价格与铜钱面值也常常背离。当铜钱内含铜量的价格大于铜钱面值与熔化费用之和时，私销便会发生；当铜钱内含铜量的价格小于铜钱面值与铸造费用之和时，私铸便会发生。所以银铜价格都对经济影响很大。故大量铜钱被私销偷运出国，所以针对“钱荒”，他主张将制钱尤其是一文铜钱回收并改铸为当十紫铜元。在改铸过程中“至所铸紫铜元，务要估核成本，并一切费用在内，不过轻也不过重，稍有余利。” ②因为过重会被毁卖，过轻会被伪造。 他主张缩小一文制钱的使用范围，使之只能购买十文以下的零星之物，十文以上商品用当十紫铜元和小银元购买。这样就减少了制钱的使用量，以利于缓解钱荒，搞活经济。 陈衍把其币制改革的思想撰文进呈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端方“乃以停铸一两银元所剩机器试铸之，至年底，不及四阅月，估计工料，已赢余利五十万银元。明年乃大开小学堂．．．．．．并大派学生留学日本。次年一年，赢利二百万银元。” j由于铸造的当十紫铜元数量庞大，获利丰厚。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益用家君言，盛铸铜元，前后数年，获余利一千四百万银元，用以百废具兴。” ②当十紫铜元的发行一时济市场之急，行用南北各省，这些款项用于发展湖北军工业、组建训练第二镇新军、开办省内师范学堂和普通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更重要的是对稳定币制，防止制钱私毁外流，搞活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朝廷对其大加褒奖,并谕令各省仿办,由于铸造铜元获利丰厚,为清政府开辟了一大财源,各省遂不顾流通的实际需要,全力铸造以至到了1909年巨额铜元充斥市场,金融风潮迭起,这是陈衍所爱莫能助的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建立完整科学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 2、统一货币发行权，建立金本位制。 陈衍看到清朝的货币发行权太分散，弊端丛生，各省银铜币“成色未尽画一，而行用亦未尽相通” ③外洋充斥中国市场。各省又分别从外国购买制币机器，资金浪费严重。他提出“故货币者，当以天下为一市也。”“造货币者，销于一省，自不如销于数省获利多。” ④他高屋建瓴，倡导尽早结束货币发行的混乱状态，统一货币的发行权，并通过法令规定其使用。他主张清朝统一规定货币的面积、重量、单位及相互换算并印上国号。“则外人以中国为无币。”其原因就是因为“各国不行用生金生银生铜，而必用已铸造之金之银之铜者。以有国家之名号法令在其上。” ⑤ 他主张实行类似英国的金本位制，以金元为主币，以银元、铜元为辅助币（相当于英国货币中的金镑、先令和便士），他认为中国每年通过海关出口黄金一百余万两，中国的一些金矿如漠河金矿产量相当可观，并且纯度相当高，足可以实行金本位制。 "地球上各大国，正币辅用金，辅助货币乃用银铜。中国一用铜之国也……顾本位未至于用金，则于地球上各国通商，货币物价已无处而不受亏。货币未遍用银，则银块、铜钱时出入淆杂其间 ……二者皆大失理财之道。" 并建议改进印制钱钞的技术，“仿造外国暗字银纸。”⑥民间难以伪造，遏制假官钱票的泛滥。他的建议被张之洞采纳后使湖北的官钱票信誉提高，“行用南北各省”，⑦发行量“由二百万银元十年至四千万银元。” ⑧为张之洞举办实业解了燃眉之急。 陈衍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西学，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近代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这在《送河濑仪太郎归日本》一诗中也有体现。诗云："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区伸率。股券若泉涌，国事理如栉。"j 可见陈衍通晓金融货币原理。 当时一般士大夫很少懂得西方货币理论,更不知本位货币为何物,仍抱着"为政不言利"、"不务财用"的古训不放时，陈衍不但大胆提出"处今日之天下不理财，殆不可一日居矣"的主张。而且提议从事商务的官员和商界人士每人订一份《商务报》，学习提高商务知识，以便与外国商战，挽回国家利权。他还建议订立中国商律、建立银行和股市，并为此翻译了十余部经济著作，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不愧为晚清的理财家、金融家和翻译家。 On Chenyan’s ideas and acticities of reforming currency system Zhang shi-wei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the currency system was in a state of chaos and disunity. A great deal of Foreign money was sold into China.Because the price of silver became cheaper while copper coin became more expensive, many bureaus stopped founding copper coins. On the basis of his knowledge and the theory which he learned from west, Chenyan brought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about reforming currency system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f Hubei province and China. Key words: Chenyan, reforming currency system, copper coin , the system of gold standard. 注:此文发表于<史学月刊>2006年增刊上 蚴 @ 15:43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西湖有个宛在堂 Tag: 知鱼桥 2006-10-22 汪波 西湖是福州迄今保留最完整的古典园林。晋朝时为引西北诸山之水灌溉农田，而由郡守所凿。五代闽王王审知治闽后成为闽王朝的御花园，后渐成游览区。历代文人墨客对西湖美景赞叹不止，多留有佳篇。湖心屿上开化寺东的宛在堂，500年来声名不绝。 福州西湖宛在堂，是明正德年间（1506－1521）诗人傅汝舟创建的，也是他的同门高瀔的隐居之所，以诗“孤山宛在水中央”为意取名。清乾隆间（1736－1795），堂内设龛纪念福建诗人林鸿、郑善夫、傅汝舟等人，此后，宛在堂三圮三修，每重修一次，则增龛设祀。入祀于福州西湖宛在堂的福建诗人，自隋唐到近代以来共270位。到抗日战争前，每到重三、重九、春分、秋分之时，文人墨客聚集于堂，把酒论诗，纪念先贤，传为佳话。 西湖宛在堂设龛纪念的诗人，从首倡福建儒学的第一位福建诗人、隋太府卿郑露到民国福建省议会议长、诗人林翰，从硕学鸿儒朱熹到名振海内外的林则徐、林旭、林纾等，历时1400余年，涵盖对八闽历史有一定影响的诗人骚客。其间既有耿直、忠贞之士郑思肖的“不与北人交……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与朋友坐，见语音异者辄起”，又有放纵不羁之人高瀔的“嗜酒，日酣饮狂叫。醉甚，即散发、赤脚”，还有家贫无以为济者陈昂的“佣于僧”后“卖卜，杂以织履”等，不一而足。 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福州文人陈世容（字伯治），集三十余年心血，将入祀于福州西湖宛在堂的270位福建诗人生平、轶事及代表作编纂成《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全书20卷近百万字，让现代人对福建古代诗人的思想、写作、生活、游历有深刻认识的同时，对福建诗歌的起源、发展、流派和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的影响，皆有一定的了解。该书作者的撰述驰骋古今，援引广博，无论是从它的年代跨越、内容体例还是录人选材、文笔才思上，与同类书相比都具有过人之处。体例上仿照焦循《扬州足征录》和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每位诗人一篇，先是个人生平小传，接着旁征博引各家史料方志、诗评诗话、遗闻逸事和诗人间的倡酬附和之作，最后是诗人的代表作。如此，不仅诗人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得以流传，1400年福建地方文化生活灵动细致的一面也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该书现存书稿是无标点符号的手抄本，以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录在“荣宝斋”的稿纸上，是福建省图书馆珍藏的孤本书之一。 在闲暇之余游玩福州西湖时，不妨到宛在堂走走，也许在夕阳的余晖中，在凡世的喧嚣中，先贤的诗魂，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力量。 （提醒大家，这地方平时不开） 蚴 @ 21:06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两曲轻轻的悲歌——试比较《三国演义》小说与电视剧对孔明人生悲剧的描述(转) Tag: 知鱼桥 2006-10-13 那一天，我熬夜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星落秋风”一段。 孔明死了，白花花的纸钱漫天飞扬，撕心的歌响起来： “苍天啊，你为何急匆匆将他交与秋风 大地啊，你为何急匆匆将他揽入怀中 情愿以死，换他的生，好率咱将士再出征 鞠躬尽瘁谁能比，一身洁白谁能及 苍天你太不公啊，大地你太绝情 只留下八阵兵图和瑶琴…… 蜀国交付于何人 生生痛死蜀人心——” 我冰凉冰凉的眼泪流下来，捂着嘴，浑身都软了。其时，四周很静，静得天地间只剩了我一个人，空空荡荡地活着。 关了电视再翻开小说，再熟悉不过的文字逐一跃入眼帘，“孔明笑曰”，“孔明笑曰”，“孔明笑曰”……不知为何，忽然便有了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我漫无目的地寻遍天涯，直到不经意地一回首，才明白自己在寻找什么。 我在寻找“悲剧”。 我在寻找心灵深处，脆弱地几乎不可碰触的那种忧伤。 孔明死了，他死的时候我明白我爱上了他，我竟然如此深切而痴迷地，爱上了他——并因此超越了那无法超越的时空，我们相隔一千八百年。 风“哗哗”地吹动着书页，这令我记起小说中的“孔明之死”。罗贯中对此描写得非常简单，甚至流于平淡，不过“众将近前视之，（孔明）已薨矣”而已，后面又加了一句“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升天”，虽被悲伤浸渍，我却还觉不够。 但是又想，换了是我写的话，我也会轻轻地将这一段带过，我没有足够勇气和胆力来面对这种残忍，况且这悲哀实在太重，文字在它面前显得过于贫瘠。 罗贯中也是这么想的么？ 只知道他应该也是深深地眷念着孔明的，否则他不会付出全部的才情，毫无保留地倾上所有美德，塑造了“诸葛亮”——这个足以流传千古的形象。罗贯中笔下文字十分真实，我能够看出，他的小说其实是一种倾诉，波澜壮阔，风云变幻，他慢慢述说，一往而情深。 无论在小说里，在电视剧中，孔明都该被看作是“悲剧性人物”；他的生命，也当被认为是个“悲剧”。读到，或是看到“秋风五丈原”时，人们总免不了长叹几声，暗自伤怀。但是，就在对这一“悲剧”的建构上，小说与电视却有着极大的不同——这篇文章，便想就此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悲剧的端倪，当自孔明“出祁山”始。 小说中，因为对孔明有着无限的爱重和敬慕，罗贯中并没有改以伤感忧郁的笔调对此进行刻画描写；相反，他将“六出祁山”视为英雄伟业，并坚持把孔明形象的灿烂光辉维持到了最后一刻。也就是说，罗贯中并不以为“伐魏”标志着孔明事业的下滑——我甚至认为，沉入写作之时，他可能会将“悲剧结局”给忘了（！），只一味地以其激昂高蹈的笔法描写着他的“神人”他的“贤相”——伐魏之举从大局上看，每每无功而返，无甚建树；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令人惊叹的“胜利”（当然这其实只能算是“小胜”），“大败”被隐在后台作了背景，凸现出来的，是孔明层出不穷的计谋，笑傲群雄的智慧，儒雅俊朗的神采，忠贞不渝的信念……灌注生气，外放光辉，日益见其风流挺拔。 是的，仅就小说本身的叙述看来，从九十一回的“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至一百二回的“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其中并没有任何导向悲剧的必然因素，孔明卓绝的智谋时时闪耀异彩，神鬼难测之机甚至令我们为之目眩，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而作者自己似乎也觉得，孔明若能享永年，江山必当归于汉统！ 但立即地，就在孔明之智，孔明之行，孔明之德被越推越高，胜利唾手可得时，孔明死了。 到达了顶峰，突然便跌了下来，快得几乎没有警示。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三国演义》，你大概会半天回不过神来：罗贯中写的竟然是一个悲剧！“智绝千古”的孔明竟然死了！ 罗贯中是否也会楞住呢？ 他拈着笔，痴痴地：啊，孔明怎么能就死了呢？ 但是，他也无力更改如此结局——我相信。如果小说只是罗贯中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其结局一定是孔明长驱直入，平定中原一统九州，而后重回隆中，不求闻达——但《三国演义》却不是“故事”，它是“演义”，“历史演义”。 罗贯中回避不了悲剧性的历史真实，小说允许他在支零细节上加以虚构想象，塑造出“名高万古”，“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的诸葛亮来；但在大趋势上，他必须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于是便有了这颇是奇怪的“悲剧”写法：一个少有原因的“悲剧”，突然从天而降，震碎了你的肝胆。 只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解释一切：“天意”。 而在这两个字中，又不知蕴涵了作者几多执着的探寻，几多深沉的困惑，几多忧愤的不满，与无奈：为什么！为什么理想的人格终将崩溃？为什么完美的生命必然毁灭？“天意”如此吗？真的有这样残忍的、不可违抗的“天意”吗？！ 我听见，远处执拗地传来了罗贯中战栗的质问。 然而，电视剧中的处理方式则不同。 编剧、导演们并没有像罗贯中般，对“天意”—“命运”苦苦思索、追求，他们没有茫然不解的不安和疑虑，也没有他那对生命意义的嘶声询问，对严酷现实的苦涩反思；现代人的“三国”是一段历史，而不是横跨时空的心灵对话和交流。洗去了一些感性激越的情绪，也洗去了一些浪漫，添加了一些理性冷静的考据，也添加了一些现实。 罗贯中是沉身于历史之中，与英雄们同喜同悲；编剧导演们则是置身于历史之外，静看英雄们的喜喜悲悲。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以一曲《西江月》作为片头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淡淡地鸟瞰历史，发几句感叹，笑谈几句罢了。 因此，对孔明其人的悲剧人生，电视剧中采取的也是这种“回顾式”的描述方法，站得太高来看历史中的孔明，孔明的后半生便彻底地变了样：悲剧性的人生不再使人觉得迷惑不安，现代人认为那是“历史的必然”—— 蜀国的“综合国力”实在太不济，孔明的伐魏事业也从来没有成功的可能。很自然地，导演将“七擒孟获”视作了孔明生命中最后的高峰，其后便是下滑，渐渐走向最终的死亡。 看电视，没有人会觉得孔明死得太突然（老实说，他要是能不死，倒真会出人意料）——漫漫人生的悲剧之路已经铺好，每一步都安排了不祥的预兆，多少细节多少情景提醒着孔明，也提醒着我们。于是乎，原本耀眼的智慧光辉慢慢地被吞噬，点点滴滴地弱下去，孔明也一步步没入茫茫的黑暗中；而我们，心情也一日日的沉重了，抑郁了，一集集地看下去。 我喜欢孔明，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电视剧中创作手法，虽然在对人物性格多面性的塑造上，电视有胜小说之处，但其中的孔明实在是“老”得太快了（这样才能体现出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么？）——因为他将要“死”了，所以他必须“老”；但在小说中，罗贯中的处理方法却恰恰与其相反；孔明可以“死”，但却绝不会“老”。 下面，便让我们来具体地看一看，在表现孔明后期形象上，小说与电视的差别所在，并籍此证实两者在悲剧创作上的确有所不同。 其一，小说中，在赢取战争的胜利时，孔明从容不迫，胜利后更显其风流四溢；电视中的孔明却时时焦躁不安，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比如“空城计”一段。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兵临西县，孔明身边只有一班文官，二千五百军。敌我兵力悬殊如此，小说中孔明却略无愁容，不假思索便已想出退敌之策： “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藏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动行出入及高声言语者立斩。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表现得何其的大方潇洒、优游闲适，轻轻巧巧成竹在胸！无怪乎毛宗岗于夹评中时时称赞：“奇绝，怪绝”，“奇绝，妙绝”。 但是在电视中，情节虽保持原貌，情绪却已完全改变。 面对即将来到的敌军，孔明显得十分烦躁，不知将以何计应对，在房中来回踱步，甚至因焦虑而将从不离手的羽扇随手一扔（！）——羽扇拂上古琴发出脆响，这才提醒孔明想到了“空城计”。 施计之时，小说中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心平气和，极是雅致；电视中则承其形而改其神，加入孔明时时偷视司马动静这一细节，以示其疑虑不安；其后更因为紧张，孔明将弦也弹断了！ 司马中计退兵，小说中孔明或“抚掌而笑”，或“拍手大笑”，言：“吾若为司马懿，必不便退也”，活脱脱勾勒出一个飘然隽爽，胸襟磊落的孔明；比较起来，电视中的孔明便觉得有些狼狈了，他慢慢地抬了头，几乎不敢相信敌军已退，继而又拈起断弦，长叹道：“险啊，险计，不得已而用之”，遽然松弛了神经，几乎不能站起；被杨仪搀起后，只见其背上衣襟尽被汗湿！ 很显然，我们看出，小说中的孔明形象比电视剧中的多了许多浪漫色彩，也多了许多优美智慧、平静态度。同一个故事，相同的情节，却熔铸出了两番神色，这自是由于小说与电视在创作目的、创作心态上的不同造成的。 小说是想要树立一个清朗明丽的形象给我们看，他身上融合了最普遍、最长久也最具动人魅力的时代精神。他的生命可以被“神化”，却绝不能被“平凡化”，因为在他的身上，承载着人们对道德、人格提升的希望和向往，就算他将要归于悲剧，也不能少了光芒。 而电视剧，在很大程度是想要复现曾经的那些悲怆和那些慷慨，从中寻找真义。孔明不是神，他是个普通的“人”——也正因为此，电视剧将孔明所有的“神秘色彩”，即鲁迅先生所言“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处一概抹去；既然他的生命是悲剧性的，那么，就将这悲剧的“人”树起来，至少，他应该有真实的“冷汗”和烦躁。 其二，倘遭失败，小说或轻轻淡淡地扫过，或诿之“天意”，以示并非孔明之过，或令孔明以淡泊之心处之，尽量将悲伤之情压至最低限度；电视中却牢牢抓住败绩不放，竭尽一切手段以渲染怆然之气，为悲剧性结局伏笔。 如第一百二回中，孔明兵败渭桥，罗贯中虽然用了一定篇幅描写这次“失败的战役”，却写得毫无声色，他所擅长的种种“妙法”一点也没有用上，只简单地写了“孔明定计—司马料计—司马伏兵—蜀军中计”四个步骤而已。蜀兵败后，也不过用“心中忧闷”四字形容孔明心境——并不是不能写得更好，而是不必，也不想写得再好些。 电视中则不同。这次战役策略上的失败被蓄意地夸大，编导们抓住毛宗岗夹评中“渭桥之败，败由武侯”八字大作文章，令所有的参战将领、兵士都以不解、疑惑的眼神看向孔明（“丞相之计怎么会败了？”）；幽蓝色的深夜，令孔明自言“愧对将士”；众人散去，他却独自站在高岗之上，留了背影给我们，孤独凄清之意可见。 又，对于那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无法回避、难以推卸责任的失败，小说中无一例外，均以“天意如此”作解释。毛宗岗所批的夹评、回评中总可见“此皆天也，非人也”，“而人实不能与天争乎？”“天不祚汉耳，岂战之罪哉？”“此天之不欲兴汉，岂武侯之咎欤？”等句。 如，孔明不用魏延由子午谷进兵之计，似是失着，毛宗岗却在第九十二回回评中言，孔明不行此计是“盖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出于万全之策，而终不能回天意于万一，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简直有为孔明“文过饰非”之嫌，只因为小说里的孔明是“不能错”的；而电视中，则明显倾向于魏延，以“不纳子午谷之计”为孔明的大失误，并由此刻意强化孔明与魏延间的矛盾，更显出孔明的孤独、与他人的隔阂与疏离，只因为孔明“终于”错了（错误总可以使人显得更真实，也使悲剧更有其预示性）。 再来看看以宁静淡泊之心化解悲哀之情的描写，这是我认为罗贯中创作中最见出色之处。 毛宗岗在第三十七回回评中言：“淡泊宁静之语，是孔明一生本领。淡泊则其人之冷可知，宁静则其人之闲可知。天下非极冷极闲之人，做不得极忙极热之事”，可说是道尽了孔明的真性情。 实际上，我认为自始至终，孔明绝不仅仅是个儒家，在他的个性中，道家的出世思想应该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不惟在隆中如此，便是出世后仍旧如此，所谓；“出将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弹琴抱膝之孔明也”（毛宗岗 第一百四回回评）。 孔明入世后做的都是儒家“极忙极热”之事，他所以为孔明便在于他仍能保有那道家的“极闲极冷”之心：“草船借箭”是，“空城计”是，“雪夜破羌兵”也是——从容依旧，挥洒依旧，超脱依旧，调笑依旧——若是一热一忙起来就全无了平常心，孜孜于慌乱失措之间，那还说什么“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杜甫《咏怀古迹》）呢？ 罗贯中将孔明儒道合一的性格特征一直维持到了最后，所以他笔下的孔明才能时时拥有那说不尽的风流态度，令人心向往之；但在电视中，一方面它加强了孔明的普通人性，另一方面则将孔明（尤其是后期孔明）身上的道家色彩洗得干干净净——孔明当上丞相后便成了绝对的儒家，在乱世无序的黑暗中苦苦挣扎，被世俗规则紧紧束缚，许诺太多，承担太多，多了几分让人感伤的忧愁，便随之少了几分使人心静的超然。 如第一百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穰星”中，孔明将司马懿诱至上方谷，纵火烧之，不料天降大雨，（毛宗岗此时，便又将此事归于“天意”，回首总评云：“唯至于上方谷之事，而殚虑竭能，尽其人力，然而人不纵之，而天终纵之。夫然后天下后世，不得以谋世之不忠咎武侯，而武侯亦得告无憾于先帝耳。”）“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震，火器无功”，司马懿父子因此侥幸得脱——毛宗岗夹评称；“读至此，为之废书一叹！” 书中孔明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 罗贯中写道：“孔明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只见其遗憾，倒并未有何等的悲哀，孔明静静地呈现了自己，他深沉的心灵世界中蕴了些“出世”的洒脱味道，倒底还是淡泊人，倒底还有平静心。只是，毛宗岗似乎对孔明如此态度有些不满，加以夹评说：“知其不可而强为，亦欲自尽其人事耳。若竟诿之天，而不为之谋，岂昭烈托孤之意哉？” 两相比较，电视中的孔明于此时则表现得格外悲痛而又脆弱（这一段，电视剧中名为“火熄上方谷”，一注重“火熄”，一注重“被困”，两者倾向可知）。大雨滂沱，司马潜逃；孔明呆呆站立于大雨之中，羽扇道垂，黑羽零乱；便是有人想要问话，孔明亦不置一词；他浑身湿透，却已无甚感觉……“沉默”比“长叹”更执着，却也更伤人心。 是的，电视中孔明的生命做不到小说中那么宁静平和，因为他过于习惯尘世的拥挤和嘈杂，作为忙忙碌碌的儒家，孔明没有时间去思考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没有能力赢得心灵上平淡本真的往返回归。 同样的，又如“五丈原禳星”一段，魏延在第七夜一脚踏灭主灯，使孔明增寿的希望顿成泡影。小说中，孔明当即“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毛宗岗夹评为；“原是禳不得，可破愚知之见”（这次倒似乎是赞同孔明之意了）——孔明心间一动，一语便破执着，于深沉的叹惋中带了些释然，实是妙人妙语；而电视中，又将此情此景处理为“静默”，长久的“静默”，静得听不见时间的流动，生命也在这一刻，死了似的。 为了完成一个不像“悲剧”的“悲剧”，或者说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悲剧，罗贯中在创作中用尽一切方法，使小说里的孔明形象不断得以完善、光大，成为“智慧”的共名。他压抑了多数悲剧性的情感，淡化了多数悲剧性的情节，把每一次败局都写得昂扬风发，激人奋进——败局都不是败局，败局后面又都有胜局：比如，六出祁山，五次兵退汉中。本是因败而撤，但孔明的每一次撤退，都被罗贯中以重墨渲染，或斩王双，或射张郃，我们于是忘了孔明为什么会撤退，而只注意到他在撤退时，表现出了怎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智慧。 尤其令我为之心动赞叹的是，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竟然那样出色地运用了先声夺人，白描写真的文学创作手法，据此达到了极好的剪影式、雕塑式的艺术效果。 往往是“纶巾羽扇，鹤氅道袍”，但却时时有着别一样风度，另一种神姿：取陈仓是四处寂静，忽闻一声炮响，旗帜林立，孔明早已夺了城池，笑立城头；平二郡（武都、阴平）是行在路中，炮响之后“山背后闪出一枝人马来，旗上大书‘汉丞相诸葛亮’。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其上”；乘雪破羌兵是寨内琴鼓之声隐隐，孔明携琴上车，悠然转入林中，极为风雅；陇上妆神是为“天蓬”、“七星皂幡”所簇拥，见有追兵便“遥望蜀营，缓缓而行”，煞是悠闲。更有他立于火光之中，站在山巅之上，羽扇轻挥，红旗一招——想想看罢，想想那真实的光和影，勾出孔明自信俊逸的脸，忽然地，他一笑，是否可以醉了神州的山河？ 这便是罗贯中笔下的孔明，轻轻松松，笑对万生的孔明。其生命的确是个“悲剧”——他死了，他没能完成毕生的心愿；但是，他的一生却毫不见艰涩苦难。孔明的人生岁月是一条轻轻的平滑的曲线，汇入山河；几近完美的性格可以承载起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镌刻永远。 （也许在这里我应该提一下《后出师表》中孔明所表达出的忧虑，以说明小说中的孔明并非只是潇洒人物。但是我认为，《后出师表》表达的意趣和罗贯中的创作之间是有一定出入的，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其中的艰难忧愁与整体气氛有些不和谐，如：《后出师表》未上前不久，孔明言道：“但勤攻吾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亦！”——其信心如斯。 更兼之，罗贯中虽然也描写了一些“悲剧气氛”，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要表现“悲剧”，他想表达的只是孔明精神的伟大，以进一步完善孔明“全人”的形象。） 是的，孔明死了，他的死被解释为产生悲剧的“根源”所在（他若能够不死，悲剧也就不复存在），罗贯中没有再为他的一生涂抹上更多的悲剧色调，也似乎不想再找什么更深刻的理由来说明他的生命悲剧性——孔明是死了，但他曾经洋溢的生命活力无疑是小说中最耀眼的景致。实际上，阅读小说，我们直到一百三回才知道到了孔明的病况（孔明以前虽也曾染疾，书中却明言其“日渐痊可”）在此之前，我们并不会认为他的身体有恙；大概，连作者也没有想到：孔明可能是个病人！ 他哪里像个病人呢？ 他总是在笑，总是在笑，罗贯中形容他的神情，用得最多的便是一个“笑”字。 光彩夺目的孔明，优雅谈笑的孔明，鬼神不敌的孔明。 有时侯我会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的就是孔明；而罗贯中写孔明，毛宗岗评孔明，我们看孔明，所写、所评、所看到的，也可以“只是”一个孔明。是的，在他极度张扬的生命伟力感染之下，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潇洒一些，只注意看看他不屈的生命力度，他勃发的生命精神，还有他的智慧，却将历史的纠葛扔得远些，再远些：因为，没有什么比透彻晶莹的人格更美丽；也没有什么能拘羁人类高贵深刻的心灵。 蚴 @ 10:34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壮愍公”王有龄事略（转自福州档案馆） Tag: 知鱼桥 2006-10-13 “王有龄”这名字大家也许并不陌生，然而，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是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里拐弯抹角而来。事实上，他本身便是一位奇人、伟丈夫，也是福州三坊七巷名人之一，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埋没了。 王有龄，字英九，号雪轩，生于181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为人倜傥不俗，官至浙江巡抚。关于他的为官经历，有两种历史版本，一说王有龄为“咸丰初年两榜出身”（见《清史》）。但民国《闽侯县志·列传》中又有“不屑为科举之学，入赀为浙江盐大使”的记载，现有的资料很难对此争议进行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有龄之父王燮，乃以举人官至甘肃平凉府知府。王燮儿时家贫，被恶邻所欺，不得已由闽侯举家迁入城内。老实巴交的王燮父母当年就挑着箩筐提着包袱进城，箩筐内一头装着家什，一头坐着王燮。至王燮中举为官，乡人皆以之为荣。至今，闽侯县南屿镇还保留有“王燮仓”的地址，几位世居的老人对王燮、王有龄的趣事掌故尚津津乐道。 王有龄初为浙江新昌知县，到任两月内断积案百余起，当时辖区多有盗贼，他认为那些不过是为饥寒所迫的穷苦百姓，遂出榜文告曰：“归田者不问，再犯者弗赦”，于是盗贼现象大为减少。后王有龄又任慈溪县令，在治内兴修水利，引杜湖、白湖水灌溉北乡粮田万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几年间他辗转于鄞县（今宁波）、镇海、仁和、芜湖等地，历任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知府等职，官声甚清。他通晓经济，擅长规划理财，曾奉命“整顿上海捐务”，使捐银增进100多万两，任江苏布政使时，还赴沪参与同英国大使商议通商关税事宜。 同治元年（1862年），时值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挥兵南下，直逼闽浙两地，杭州长官借故卸任并向朝廷举荐王有龄。王有龄临危受命，率军民日夜不怠，筹饷、募勇、调兵，为守城池殚精竭虑。在当时，这是一个清正刚直的官员应为之事，是“忠君”的体现，甚至也是奉行“三纲五常”的一介书生别无选择之举。太平军攻克绍兴，堵绝杭州粮道，王有龄刺血作书，四出乞援，但终未盼到一旅一卒。苦撑两月，历经饥饿困苦，杭州城内粮尽援绝，终至城破，王有龄从容以身殉节，年52岁。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念其忠烈及生平善待百姓之德，以厚礼葬之。 为此，同治皇帝接连下了三道抚恤圣旨（这在封建朝代是很少见的），予谥王有龄“壮愍”，令“入祀京师昭忠祠”，及“在殉难地建专祠以慰忠魂”等。此外又特赐一品俸服与“骑都尉”世职，闽侯南屿及东门后屿并赐有祭田。王有龄的棺木从杭州水陆兼程运回原籍福州，听闻开棺验视时，其面目仍栩栩如生，并未腐坏。三道圣旨后来就作为壮愍公的墓牌坊碑刻，该碑迄今完好无缺，为闽侯县博物馆珍存。 如今的黄巷“镜中天”老宅院，即王有龄之故居，原先花厅上曾悬诰封盒。彼时福州乌山（今省电视台所在地）亦建专祠，塑有王有龄的真身坐像以供凭吊。据拜祭过的王家后代子孙言，塑像约真人一倍高大，壮愍公身着朝服，端肃而坐，脸形长方，面目英俊，样貌清雅挺拔。遗憾的是，解放后在一次运动中，祠堂遭铲除，遗迹荡然无存。哀哉壮愍公！撇开无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其义烈无畏之气节、谋划治理之才略实令人拍案扼腕，可感可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着独特的意义；其人其事对于福州历史文化的发掘和文物考古，尤具研究价值。 蚴 @ 10:29 | 阅读全文 | 评论 2 | 引用 0 | 编辑 塔巷49号的隐秘往事 Tag: 知鱼桥 2006-09-29 Ｎ栏目主持 李坚 王浩志 海峡都市报 2006/07/14 他曾经十分潦倒，是胡雪岩慧眼识珠，雪中送炭。后来他又成为胡雪岩的第一个靠山，为这个红顶商人的发迹奠定基础。他就是清道光年间的福州人王有龄。他的故居就在三坊七巷中———塔巷49号，记者昨日寻到他的故居时却发现，这里已成为一个物资回收公司的办公场所——— 巡抚老宅 今成物资回收公司 在福州塔巷49号的门口，挂着一块十分陈旧的牌子：福建省福州物资回收利用总公司鼓楼分公司，白底黑字已经有些斑驳。大门内是近10米长的过道，两边是看起来很有些年代的水泥和红砖房子，还有铁窗。过道的尽头是一堵灰色的墙。墙后的一所老房子就是王有龄的故居。 在显贵曾居住过的房子中常见的那些精美雕饰在这里很难找到，只有在厅堂的高处，记者才发现一些木雕装饰品。 住在这里的邹老太太说，早在50多年前，这里就已成为上述公司的办公场所，同时也是该公司职工的住所。邹老太太回忆说，自己当年搬进来时就不记得曾有王家人住在这里。对此，福州市鼓楼区文管办副主任周民泉告诉记者，王有龄字雪轩，生于181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这所房子是一栋明代末期坐南朝北的两进“三间排”建筑，穿过房子能走到黄巷。王有龄的父亲王燮举家从闽侯迁居进城时买下这房子，王有龄就出生在这里。由于王燮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生活困顿的王有龄托人将房产变卖给他人。 相互提携，他和胡雪岩齐发迹 王有龄曾随父亲到云南生活，后来父亲被转派到浙江并死在杭州。穷困潦倒的王有龄因此便逗留在杭州。周民泉告诉记者，王有龄连秀才都没有考中，但其父为他捐了一个“浙江盐大使”的身份。 在杭州，王有龄与当时在钱庄中当伙计的胡雪岩萍水相逢。胡雪岩看出王有龄是个有才华的人，便将钱庄暂时不用的500两银子借给他。当王有龄凭此在浙江谋得官职后，胡雪岩却因“挪用公款”而被开除。王有龄知恩图报，与胡雪岩成为挚友，并对其尽力提携，帮助他开设了阜康钱庄，成为胡雪岩的第一个官府靠山。这也成为胡雪岩今后发迹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王有龄得到两江总督何桂清的信任，官越做越大，直到浙江巡抚。而胡雪岩由于王有龄的支持，在丝、茶、典当、军火、药材等领域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以八面玲珑的手段在官商两面左右逢源，最后捐了个道台的头衔，成了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 同治皇帝连下三诏赐谥壮愍 周民泉介绍说，王有龄在福州的历史名人中地位不算显赫，甚至连秀才都没考上，却能被载入《清史稿》，除了因为他为官清廉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在太平天国攻打杭州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臣子应有的“节义”。 根据史料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首领李秀成带兵将杭州城团团围困。王有龄写下血书，四处求援，却未能见到援兵。他在杭州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两个多月。在城破那天，王有龄服毒自杀，不死，又悬梁自尽，以尽“臣节”。据说，李秀成一直很赏识王有龄，在攻下杭州后，他直接冲到王有龄的官署，打算将其保下。在看到王的尸体后，李秀成率众下拜，并为其收尸厚葬。 王有龄此举引起朝廷的重视，同治皇帝罕见地连下了三道圣旨加以抚恤，赐谥“壮愍”，入祀京师昭忠祠，在福建和浙江建专祠“以慰忠魂”，并特赐一品俸服与“骑都尉”世职。据说当年在福建的专祠就在乌山之上，塑有王有龄的朝服坐像供人凭吊。但是解放后，祠堂被毁。 蚴 @ 10:48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4 Tag: 知鱼桥 2006-09-19 （ 5 ）苏联人的“东线制胜论”和被其宣传机器抹杀了的租借法案(最后不得不讲一下这个问题) 随着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的灭亡，东西方最初因为恐惧而达成的脆弱的同盟协定自然也没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了，紧接着苏联政府制造了所谓的“铁幕”，然后就是“东线制胜论”出台和升级，因此在很多苏联人眼里西线战事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只有东线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战场，好象连击败日本的功绩都归于都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摧毁日军精锐关东军，而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则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甚至连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一再声称他早在1943年就说过“美英即使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一国的力量也可以打败德国”。虽然这些都是由于苏联与西方根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从而导致直接点的对立，但苏联人用严酷的政治机器全面抹杀盟军在西线取得的成果和对西方国家对自己军事、经济方面的援助，这样就太不尽一个大国他应付的责任了。 1 从战争神话到文学神话-----评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与代价 长久以来，苏联人的宣传机器一直颂扬着这样的丰功伟绩：苏维埃的红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是苏联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由于这样类似的神话的层出不穷，苏联人的卫国战争也逐渐由最初的战争神话蜕变成了文学神话。没错！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伤亡最大的国家之一，相应的红军使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遭受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假设苏联的卫国战争没有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支持，即一对一的———苏联VS德国，斯大林VS希特勒，那么世人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史说不定就又要改写了，我们也不妨假设一下：假使苏联在二战期间没有得到美英等盟国提供的军事和技术上的援助，以及他们没有分散德军绝大部分的海军、空军力量的话？没有了这些，苏联就未必能在自己的战线上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仅仅是作为战争的受害者？那么苏联人在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以及东普鲁士的行径又证明了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在德国人统治波罗第海沿岸和高加索等地区时，那里的人们更愿意与德国人合作，这也就成为了战后斯大林对那里的人民进行血腥惩罚的理由。而即便是最后苏联成为了胜利者，可他们最终又得到了什么？是得到了占据了45年的领土？还是数十个跟着苏联跑的附庸国即或是近半个世纪的世界霸权？但最后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这个国家被历史所无情的淘汰，成为了时间所留给我们解读一切疑问的答案。 由于苏联的历史文献都经过了精心的粉饰覆盖和中国媒体向来的亲苏贬德的思想，面对一些敏感问题时，大多数受到蒙蔽的人们变得只会重复着传统论调，当谈到美英的援助对于苏联整体生产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谈到卫国战争苏联的人员伤亡时，很多人又是普遍的只记得总数是2000万，却又没有人在意这其中军人的伤亡是多少，而这一数字和德军的伤亡根本不成比例。 下面谈谈苏联在整个卫国站中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惨痛代价。现在的不少人认为苏联红军在整个战争中只牺牲了800万人左右，并且大多数都是在1941-1942年间，因为当时苏联还没能从德军的突袭中缓过劲来。而据笔者分析上面的这些数据分析只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在这里笔者也为大家提供一组数据，按照俄罗斯人索科洛夫所著的《胜利的代价》一书的统计：苏联在对德战争中武装力量的损失人数应在2640万左右（阵亡和死亡总人数为4344.8万），而德国仅为260.8万（阵亡和死亡总人数为595万），比例应为6.7：1（10.1：1）；此外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被俘人员应为630（总共在二战期间为630.6万），德国为95万左右（总共在二战期间为195万），比例为6.6：1（3.2：1），索科洛夫的这种统计方法是基于战争期间双方部队在役人员和伤员每月的变化情况而确定的每月伤亡和被俘人数的对比关系，因此这种方法统计出的数据才更为接近现实。（顺便说一句，苏联人的侦察兵在所发现的苏军和德军尸体数量上也是接近10：1这种比例）。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苏联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如著名的朱可夫元帅，他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是在兵力较敌军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这里他有点像中国的林彪），而后来另一位战功赫赫的苏联元帅叶廖缅科在点评朱可夫的“军事艺术”时这样说道：他（这里指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有5-6倍于敌的兵力，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指挥战斗，他的显赫战功是用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古枯”）。想一想苏联军队即便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44-45年），其军队的损失数量仍然是德军的两倍左右（1944年为1：2.1），就足以见证这个事实，而这一切都是苏联政府所极力掩饰的。 2 苏军顶住德军进攻并将之击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租借法案 二战期间，由于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的威胁，盟军曾向向苏联提供了许多武器装备和民用物资。但战后的苏联人却极力贬低租借法案的作用，如卫国战争的《短史》一书这样写道：苏联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某些武器，还获得了一些对人民生产来说比较重要的汽车、装备和材料，其中包括蒸汽机车、燃料、无线电通信设备、各种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学制品。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美国和英国提供的401,400辆汽车。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些援助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卫国战争的进程起决定性影响。接着，作者们证实说，国外援助在苏联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大炮产量占总产量的1.9%，坦克占7%，作战飞机不到13%，而1943年红军的汽车总量中进口汽车占5.4%，而在1944年占不到19%。盟国援助的总量约占到苏联军事生产的4%。然而，事实上美英盟军援助苏联的武器装备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由此笔者将会对这个问题作出详细分析。 (至于具体数据笔者也会具体列出并作出分析,希望我的文笔不会太重) 战机：18865架 这其中美国援助的飞机有15,481架，英国提供了3384架。总共援助了18,865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大约有17,000架。考虑到苏联的生产数据中存在着浮夸的因素，西方援助的作战飞机数量在苏联战时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不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15%，而是升至30%左右。此外我都应该都知道二战期间苏联工业所拥有的铝的储备几乎只是德国的1/3，而它生产的作战飞机的数量却是德国的1.3倍！我们的前提是两国的飞机结构很相似的情况下。苏联和德国几乎都没有生产重型轰炸机，而这两个国家生产的相似类型的飞机（战斗机、强击机和轻型轰炸机）的重量差别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什么？原因其实更加简单，那就是西方对苏联铝材的援助帮助苏军制造出了如此众多的飞机。而在1941年8月，斯大林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会谈时就明确表示：如果援助我国所需数量的铝，那么，我们将能够再战4年。到1942年11月，由于纳粹的入侵，苏联失去了战前铝生产能力的60％。为此，美国向苏联提供了32万吨铝，超过了苏联整个战争期间生产的总数。 坦克和自动火炮：1.3万多辆 由于战争伊始苏军的战略战术失误，在战争开始数天内苏军就损失了数千辆坦克，由于坦克运用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地面战的成败。英美迅速展开了援助,其中美国向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有7057辆，而英国和加拿大援助了5480辆。当然这些数字相对于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制造出来的坦克的数量如同九牛一毛,但西方援助的极为先进的光学瞄准具和炮膛技术却为后来苏军坦克建造艺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外在1941年底，苏联已经从英国和美国获得了近1000辆坦克的援助。其中，英国为750辆，美国为180辆。当时，红军正进行艰难的地面战，因此，许多美英援助的坦克参加了地面激战，包括极为惊险的莫斯科保卫战等。 另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盟国援助的装甲钢占苏联生产总数的一半左右。因此，在二战战场上，苏联红军许多自己生产的坦克有着美英援助的装甲钢。因此如果没有美国的钢铁，苏联根本就不可能制造出如此众多的坦克，这也就意味着苏军根本就不可能在战争期间取得地面战的巨大成功。 舰船：400多艘 由于在苏德战场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很少发生笔者也就不在对之作出详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盟军对苏军海军的援助，对苏军在战争期间获得如波罗第海.黑海的制海权有着很大的关系。 大炮：15000门 至于谈到大炮，由于美国援助的主要是高射炮，数量为7944门。因此很多人又常会把这一数字与苏联的大炮和迫击炮生产数量笼统地联系在一起--即苏联一共生产了482,200门大炮和351,800门迫击炮，这就使得美国提供的高射炮数量在苏联大炮生产总量中只占到不到2%，而在苏联大炮和迫击炮的生产总量中还占不到1%。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把它只跟苏联高射炮的生产量相比---要知道，红军最匮乏的是高射炮，于是，美国援助的数量所占的份额就会大大提高。 美国战时向苏联总共提供了金属切削机床38,100台，英国供应了6500台机床和104台冲床。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金属切削机床115,400台，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总量的2.6倍。要知道西方国家生产的机床比苏联的机床要先进得多。 战争期间，美英还为苏联海军提供了35,800台无线电设备、1196部雷达和329部声呐。此外，盟国还向苏联提供了许多其他作战物资，包括42万多辆卡车和吉普车和11,075节车厢（这对于战争发展起了决定性意义）、87,600吨铜材、8700多辆拖拉机、4.7亿多发（枚）子弹（炮弹）、爆炸性物资的生产量估计为将近600,000吨（几乎占了苏联生产总量的53%之强） 、1981辆机车和35万多台机床等。此外美英根据租借法案为苏联提供了汽车轮胎高达3,606,000件，其中美国提供的数量占到苏联生产量的43.1%。 那么接下来再让我们听听苏联人自己真正的说法：朱可夫元帅在后来同作家К.М.西蒙诺夫的谈话中指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一方获得援助这一因素。当然，首先要提到的是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援助，因为在这方面英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很有限。在分析战争的各个方面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么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同时，朱可夫强调指出，“当我们开始参战的时候，与德国人相比，我们在工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К.М.西蒙诺夫于1965年到1966年与朱可夫的这几次谈话的可靠性，被朱可夫后来的论述所证实--这是1963年安全部门监听并录下的朱可夫谈话的内容：“现在大家都说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提供了火药和炸药，他们还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而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自己这些物资已经很充足了。”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协助，苏联就难以进行对德战争，那么苏联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及苏联能够独立战胜德国，这些都只不过是神话而已。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就“是不是苏联凭一己之力战胜了德国”，而去转而评价二战期间西方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工业设备，连同德国的赔偿所提供的物资，是怎样促成了苏联的军事工业体系，使得苏联可以与西方平等地进行军备竞赛。 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 全文总结：通过以上的分析，希望各位读者不仅仅纠正了曾经的错误观点和获得客观的、实际的知识，第三帝国的崩溃根本原因固然众多，但也决不是苏联凭一己之力战胜了德国，相反一向被人们遗忘的盟军则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即便是这样也并不代表纳粹德国丝毫没有取胜的希望，譬如德国在43年就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并将它投入战场... ...（这是后话），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中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涌现了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勇士，而他们的精神也将永远被人们纪念，此置于二战结束60周年，就让我们为那场灾难中的死难者默哀吧。 哭泣的城市 编抄《世界军事》杂志 图片摘自于网络征集 蚴 @ 22:03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3 Tag: 知鱼桥 2006-09-19 4 大西洋破交战的终果和源头深思 同样曾经驰骋在大西洋海底的德国“狼群”也遭遇到了最严重的打击，盟国的新型反潜装备的不断列装使得其生存犹为艰难，大西洋破交战也于43年5月24日暂停并宣告失败，但是除了这些一个德国海军崩溃的根本原因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盟军很早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战略轰炸的优先目标。这些计划的起草早在美国加入这场战争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当美国正式加入战争的时候，详细的轰炸计划就已经放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案头了。计划确定从1944年中期（甚至更早，在1943年中期）开始进行的战略轰炸的优先目标顺序是 （1）战机生产加工工厂； （2）飞机发动机工厂； （3）U艇基地以及船坞； （4）交通运输线； （5）石油，铝和橡胶的生产基地 请注意第三条：U艇基地以及船坞。事实上战争后期德国海军列装了多种十分先进的潜艇，已盟军当时反潜水平对之根本毫无办法，可为什么它们没能大量装备德国海军，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盟军的轰炸至少使得德国新型潜艇的列装晚了近一年，更为严重的是44-45年间德国U艇基地以及船坞也因此损失了90%以上。（丘基尔战后曾这样说：如果让这些德国的新“狼群”进入大西洋，那么欧战至少要再拖上两年。） 5 综合分析东西线战场形势的对比 1943年11月3日，由希特勒签发，约德尔起草的关于西线作战的第51号指令，这样分析：东方的威胁依旧存在，但更大的危险正在西方显露出来，英国人会再次登陆！东方幅员辽阔，充其量就是丢掉大片领土，这对德国没有致命危险。而西方截然不同！如果敌人在我漫长的防御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其后果不可忽视！ 诺曼底战役示意图 由此可见德军视来自西线的威胁远大于东线，因此漫长的大西洋壁垒上集中了德国几乎全部的海军力量、空军的60%和陆军的30%（最后一年居然达到40%），同时美军和英军还在北非和后来的亚平宁半岛上也至少牵制了110万的德军。而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德国人对来自西线威胁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后来由于德军自己统帅部指挥的混乱最终促成了盟军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而德军在这一役前后又损失了45万士兵，1500辆坦克，3500门野炮和3500架战机等等（这些部队可都是德军中最后的精华，一旦损失根本不可能补充上去），然后的这一切对德国来说又是无休止的兵员装备的消耗和战略后方的消失，更要命的是从此之后盟军便像一把钢刀直叉第三帝国腹地。而当盟军于6月6日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后德军也只能从本来就以捉襟见肘的东线抽调部队来补西线的缺口，这也就不难理解苏军在1944年推进速度为何这么高的原因了。 因此通过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盟军在西线对德军的打击和牵制，苏军就根本不可能攻占柏林甚至根本不可能将战火烧到第三帝国的本土。得出结论———如果说俄国人在东线才是击败德军的主力, 而西线盟军的攻势只是加速了纳粹德国崩溃，就过于牵强了。 （ 3 ）盟军战略轰炸的作用----------彻底摧毁德国的工业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基础 随着意大利的投降，盟军已能威胁到奥地利---------这一“帝国的防空洞”（其工业已经完全融入德国的军事工业之中），由于奥地利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越来越多。其中飞机制造工业是列在第一位的，首先是有“帝国最大的战机制造厂”之称的维也纳新城飞机厂(WNF) ，它负责Me-109的最后组装。WNF在1942年共计生产了14000架Me-109，占了德国这种战机产量的50%，另外在Erla和雷根斯堡则有梅塞施密特的两个工厂。在1942年12月它们可以每月生产150架，到了1943年7月则达到了每月280架，其中只有20架是修理的。此外维也纳新城还生产了全德国25%的FW-190。维也纳新城的另一个重要的工业目标是属于亨舍尔康采恩的Rax工厂。在这里在1943年夏天以前就开始准备一个庞大的计划，它具有在德国军事工业中最高的优先权，即A-4 (V-2) 火箭的生产，由于这些火箭对盟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盟军选择了对之的优先轰炸。（这个事实顺便驳斥了那些对V-2不屑一故的人的看法） 另外的重要航空军事工业目标有哈尔兴（Haersching，生产Me-328），克拉根福（Klagenfurt，Me-109的最后组装），维也纳南郊的施魏夏特 （Schwechat，生产He-162），措尔法兴（Zwoelfaxing，生产He-177），辛特尔布鲁赫 （Hinterbrühl，生产He-162），梅尔克（Melk，生产He-162）以及在耶恩巴赫和斯特拉斯福的梅塞施密特分部，在维也纳的亨舍尔分部，在哈莱茵，巴德，格拉茨，斯泰尔地区和维也纳新城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它们也同时生产滚轴和汽车。 （这有一组数据，能充分说明盟军的战略轰炸的目标和暗示的作用） 其它的重要目标列表： 在林茨的金属工业，包括赫尔曼·戈林工厂（今天的VOEST）； 在林茨的化学工业和在穆斯比尔包姆的多瑙化工厂； 石油工业： 1.Zistersdorf的油田； 2.Wien-Floridsdorf的炼油厂； 3.Wien-Kagran的炼油厂(Vacuum Oil AG)； 4.Wien-Lobau的炼油厂(Ostmaerkische Mineral?lwerke AG， Wintershall AG)； 5.Vuesendorf的炼油厂 (Fanto)； 6.Korneuburg的炼油厂 (Creditul Minier)； 7.Linz的燃料生产厂 (Hermann-G?ring-Werke)； 8.Moosbierbaum的燃料生产厂 (Donau-Chemie AG)； 9.Schwechat的燃料生产厂 (Nova Oel und Brennstoff AG)。 SDP公司、亨舍尔公司、Graf&Stift公司和Saurer-Werke公司在维也纳以及SDP公司在格拉茨、斯泰尔和维也纳新城的作战车辆生产基地。 Linz的Hermann-Goering-Werken（坦克生产基地） 和St.Valentin的Nibelungen-Werken（突击炮生产基地）。交通运输线路也是轰炸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多瑙河上的船运航线，这是罗马尼亚油田石油的主要运输路线；铁路干线以及其上的可视目标。 它们依次是： 1.火车站 2.铁路调度设施； 3.维修工厂； 4.桥梁； 5.机车（低空轰炸）。 轰炸奥地利，使当时在奥地利生产的大量ME配件无法输送至德国或者是准时的组装，给予了德国空军严重的打击。另外从航空汽油的产量上也能够看出此种打击的严重性。德国飞机燃料的产量在1944年4月还能达到175，000吨，到了44年7月就只有30，000吨，而这个数字在44年9月份更是下降到了只有5，000吨。由于飞机燃油的产量取决于炼油加工企业的运作情况，在盟军的强烈轰炸下，这些产量下降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以至于盟军在战争结束后在奥地利的机场发现了总数多达400架完好的德军战斗机由于缺乏燃料而无法升空作战。美英还轰炸了德国主要的稀有金属产地挪威的克纳本矿山，导致了战争后期德军装甲车辆的装甲防御能力大大的下降。如果说苏联人在东线的战斗击败了德国的军队。而美英的战略轰炸则彻底摧毁了德国赖以发动军事作战的军事机器。最简单的就是在44年初原本就应该批量装备部队的虎王，到了二战末期的产量不过月产不超过50辆（虽然德国军事机器生产复杂，可是真正导致其无法量产的致命原因恰恰就是美英的战略轰炸）。 以德国后期战车主要装备的梅巴赫HL-210/230型发动机而言（至于为什么要选它，有些二战兵器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二战后期德国的豹和虎王都采用同这种发动机作为动力。个人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让重型坦克用中型坦克的发动机，难怪其机动性不怎么样），其在德国的总厂月产量在44年计划是月产量应该超过或者接近500台，在捷克的公司月产量则应该超过70台。因为1943年梅巴赫公司和其下属的子公司共生产了超过4346台该型发动机，在1944年的前四个月便生产了2973台，但是4月经过美英的空袭其的生产完全停止，直到10月份才小规模的恢复生产，到1945仅仅只有87台。也就是说44年到45年其一共提供只提供了3千多台，这也就是44年，45年豹式坦克和虎王一共装备的数量。（当然还有汽车联盟生产的一部分该型发动机，不过可惜的是很多用于坦克歼击车而没有用于坦克的生产）而其原因正是因为美英空军的大轰炸导致生产的分散化和生产效率的降低，其在捷克的生产厂甚至由于空袭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月产量70这个目标。 另列出43到44年德军坦克产量 型号 数量 43 豹（我不喜欢称之为黑豹） 2600余辆 4型坦克的H型及J型 3000余辆 其他4型坦克 3000余辆 虎式坦克 1000余辆 44 豹 3740辆 虎王 489辆（至45年2月） 4型坦克 1000余辆 由此可见虽然总体上德军装甲车辆产量上升，可是坦克的总产量却下降的非常厉害43年德军坦克总产量几乎达到了1万辆几乎为44年的两倍，而所谓的德军装甲车辆很明显还包括猎豹，黄蜂等战车，而如果同样有些二战兵器知识的人就应该知道这些轻型车辆的主要作用是防御，而不是进攻。进攻能力的下降使的德军在防御之后很难快速的展开反攻，导致战机的不断错失。也正是因为进攻装备的缺乏导致德军只能够集中力量进行某些局部的反击。其仅有的机械化部队成为了救火队，彻底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而44年德军坦克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两个原因是： （1）豹式坦克生产难度较大，需要耗费更多的工时，而德军主要以生产其为主，至于虎1和虎王这两种坦克生产难度更大，从而导致前线根本不可能大批量装备，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相对落后的4型坦克直至战争末期仍能在德国装甲部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了。 （2）美军的轰炸导致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下降，以克鲁勃为例，从43年的8小时工作制，一天两班到44年变为11小时工作制，一天两班，上升了三分之一，可是产量却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德国由于为了应付美英的战略轰炸而必须分散组装，这导致了效率的大幅度下降。 1944年的盟军战略轰炸使亨舍尔工厂95％的厂房被摧毁，根据德国装甲战斗车辆委员会主席在44年12月的报告支出，44年几乎所有的坦克工厂和配件厂都遭到了空袭导致了配件供应不足，再加上长途运输的被破坏更加剧了坦克生产的困难。 1944年的空袭严重妨碍了埃森的克鲁勃工厂的生产，坦克炮塔和轧钢车间被持续的空袭破坏。而卡塞尔地区的亨舍尔公司也遭到了严重的影响，1944年的空袭导致了三次大规模长时间的电力供应中断。各地普遍的存在着工人因躲避空袭而导致的生产率下降，为了防止空袭造成的损失，所有的公司都采取了一定的疏散措施，而仓库，临时堆放处和零件供应的过度分散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下降。仅以MIAG公司为例其在1944年一个月因空袭直接或者是间接造成的工时损失就超过30万工时。而需要额外支出的是空袭在工厂内部造成的压力更是制约了管理效率，劳动的下降也妨碍了重建工作的进行。重新恢复有组织的生产目标难以达到，有些工厂甚至整年停工。由于装甲车辆制造业中内部协作越来越困难，以致各企业需要各自为战，更为糟糕的是许多零部件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也陷入了停产。在此种情况下几乎无法制定有效的生产计划。（这也导致了虎王770辆的生产计划根本就没有在规定的44年底完成）如果说是德国资源的匮乏，可是为什么到44年才显现出来，笔者在下边还会作专门的分析。 因此苏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德军的技术装备无法有效的获得补充，也就是说德军前线消耗过快而重新获得补充的时间周期却越来越长，这点从德军的装甲部队的组成状况就能够说明问题。 盟军摧毁德国的功臣B-17战略轰炸机 所以说美英对于二战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仅仅是战略轰炸就有效的从一个方面为苏军在正面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帮助。（由此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英没有摧毁了德国赖以发动军事作战的战争机器，那么仅依靠苏军的力量有可能战胜德军吗？答案其实早在常理之中了。） （ 4 ）对德国工业资源的进一步毁灭--------直接导致德国崩溃的原因 虽说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大多数的资源（比如橡胶和石油）实际上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可是为什么直到44年中才表现的那么明显，这里就有两个原因 1 德国人实际上相当清楚自己资源匮乏的实际状况，所以在战争爆发前就建立了完善的各种战略资源储备，这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比如，1939年德国仅一笔业务就由法本公司从美国进口了2000万美元的航空汽油。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美国完全参战。 所以说至少到43年德国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资源危机。42年之前，德国有足够的钢铁、煤炭等主要资源、由于德国本身的战略储备和从欧洲其他国家的掠夺，此种资源危机还不是非常的明显。至于43年年末德国的回光返照可以说于意大利这个废物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意大利也建立了相应于本国实力的战略资源储备，可是意大利投降使得其在战争中的储备落入了德国人手中，这些暂时弥补了德国本身资源的严重消耗。（以石油为例，二战之前意大利海军单独储备的海军用石油就够180天使用，可是意大利海军在二战期间几乎没有任何的作战就被瓦解，这些石油也就理所当然的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 还有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资源来路就是当时欧洲的五大中立国（土尔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实际上在战争没有真正明朗化之前都在大量的向德国提供其所需要的战略资源，真正让这些国家断绝和德国交易的主要压力即来自美国。 瑞典其本身是纳粹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优质铁矿砂（可以生产出高级合金钢）对德国的国防生产尤其重要，希特勒甚至为此推迟了对西欧的入侵，首先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以确保铁矿砂的运输安全。比如瑞典轴承公司（S&K Bearings）其是与纳粹勾结最密切的瑞典公司之一，向德国出口了大量滚珠轴承。由于美国同样依靠S&K公司的轴承，这就又给美国出了个难题。如果对S&K公司及瑞典施加制裁，极可能引起S&K的报复，限制对美国轴承的出口，并中断军需品生产。第二个选择是在战争中夺取S&K的工厂。可是这样做只会促进罗斯福的评论家们对现今政府内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猖獗的指责。剩下的最后一个选择是让S&K公司继续正常运营，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的措施。这样，无论谁赢得这场战争，通过向双方提供轴承，S&K都会是最后的赢家。葡萄牙的外贸收支从1939年的入超9000万美元一下子变为1942年的出超6800万美元。在战争的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总资本几乎翻了一番，葡萄牙国家银行黄金储备增长了3倍多。 接下来讲讲参战各国所急需的钨砂，事实上德国也并非像某些军刊上说的那样钨砂资源匮乏到根本无法装备部队，更不是因为同中国的交易停止而导致钨砂资源的紧缺，其实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急需的钨砂主要是依靠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而美英两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施加的压力才是导致德国用于战争的钨砂匮乏的根本原因。当时葡萄牙的经济繁荣依靠于其丰富的钨砂资源。纳粹德国主要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口钨砂。除可用做电灯泡的灯丝外，钨在军备生产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德国的机械工业使用高强度的碳化钨车刀和钻头，而美国只能使用次等的钼合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虏伯公司通过专利技术垄断了碳化钨的生产。另外钨合金也用于制造穿甲弹。盟国认为德国对钨矿的最小需求是每年3500吨。考虑到纳粹对钨矿的巨大需求、及其为了确保钨矿供应所采取的非常措施，盟国准确地推断出钨是纳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盟国同样需要钨，然而他们有别的来源（例如中国），并不完全依赖西葡两国的出产，因此盟国的目标是尽量使纳粹少得到钨砂，为此大量抢购葡萄牙钨砂。到1943年，钨砂价格已涨至战前的775%，使葡萄牙大赚了一笔，其钨砂产量也从1938年的2419吨猛增至1942的6500吨。 为了保持中立，葡萄牙在1942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允许盟国和轴心国从各自在葡萄牙拥有的钨矿出口矿石，对葡萄牙自己的矿山则设立固定配额。英国拥有葡萄牙最大的钨矿，德国有几个规模小一些的钨矿。1942年，葡萄牙和德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向德国的钨砂出口量增至2800吨，德国则提供煤，钢和钾肥。1943年，盟国也试图与葡萄牙签订新的钨砂进口协定。葡萄牙要求盟国降低硫铵、石油和其它产品的价格作为回报，但遭到拒绝。葡萄牙因此降低了对盟国的钨砂出口量。 于前两者（瑞典和葡萄牙）的相对中立不同，西班牙的中立则是偏向于德国的。 在二战初期，英国和美国都一直在努力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他们向西班牙提供谷物和石油。如果不是西班牙将其中大部分石油转卖给纳粹的话，美国还会提供更多。 西班牙与纳粹之间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在内战期间所欠的债务。包括武器和其他物资在内，西班牙欠德国的钱超过了2.12亿美元。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家银行的330吨黄金储备早在1935年就被共和国政府的苏联顾问盗运到苏联，西班牙无力偿清这笔巨款。除了债务关系外，西班牙的丰富矿藏和贸易资源也是纳粹所需要的。在一份1939年签订的德西秘密协定书中，西班牙承诺从南美帮德国进口牛肉和谷物。1940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到1942年，德西贸易的重点由食品转向战争必需的矿产资源。西班牙拥有丰富的优质铁矿石，德国还从西班牙进口锌、铅、水银、萤石、天青石、云母、软木和羊毛，以及最重要的钨砂。盟国的封锁阻止了西班牙帮德国进口食品的企图，但是从南美经西班牙运入纳粹手中的工业钻石和白金（用于化工和电机）由于体积较小根本无从拦截。 盟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获得只有西班牙才可提供的一些资源。其次，从西班牙购买物资可以缩小其对纳粹的供应量。第三，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可以减轻纳粹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1940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署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贸易协定，英国向西班牙提供石油产品和化肥，西班牙向英国供应矿石、橘子和柠檬。在整个战争期间，该贸易协定每隔半年续签一次。 盟国与西班牙之间真正的贸易重点也是钨砂。到1941年，德国已经探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钨矿，并通过代理商控制了西班牙最大的钨矿，几乎获得了出产的全部钨砂，而英国只得到了32吨。西班牙的钨矿出口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不像葡萄牙那样实行配额限量体系。由于掌握大量硬通货，这对盟国是一个优势。从1942年初开始，英美开始联合买断西班牙所有的钨矿出产。结果该年的钨砂产量几乎比前年翻了一倍，增至近2000吨，价格也从原来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盟国获得了其中将近一半的钨砂。 1943年2月，西班牙与德国秘密签署了一份新协定，德国同意用武器作为购买钨砂的费用。然而在谈判期间德国将武器的价格提高了4倍，引起了对方的愤怒。最后西班牙与德国达成协议：内战时欠德国的债务分四次还清，而德国将用这些钱购买钨砂。1943年内，德国购买了钨矿占出产量的35%，而该年西班牙的钨矿总产量大约是1940年的4到5倍。 1944年1月，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Sir Samuel Hoare）与佛朗哥就停止与纳粹的钨贸易问题进行了会晤，但未达成共识。随后盟国对西班牙实施了石油禁运。5月2日，西班牙同意将对德国的钨出口减至上一年的一半（但当年德国还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得到了3865.6吨钨砂）。对德国的钨砂出口于1944年8月中止，此时西班牙的边境已经关闭。 而瑞士则是作为一个洗钱机器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获得的平衡得以生存下去。（自然不用多说） 而最后一个国家土尔其1941年10月，与德国签订了一份重要的贸易协定。德国用军需品和其它工业品与土耳其交换矿石原料，尤其是铬矿石。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英美也保持友好关系，以铬矿石与英美交换先进的武器装备。铬是制造合金钢的必用材料，而土耳其正是纳粹的唯一铬进口国。纳粹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曾经指出，若是铬矿石的供应被切断，会导致德国的军火生产中断10个月。铬矿石经铁路由土耳其运往德国，其间要经过世界上最为崎岖不平的巴尔干山区，一路上到处是桥梁和隧道。盟军在战争结束前重点轰炸了这条铁路，以切断对德国的铬矿供应。 为了争取土耳其参战、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土耳其于1941年被美国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盟国预料到纳粹不会再对土耳其构成军事威胁，于是共同要求它参战。直到1944年4月，土耳其才停止对德国的铬矿石供应。 2 另一个原因则是德国在不断的对自己资源的替代品进行研究，仍以法本而言，其成立于1925年，由拜耳、赫希斯特、巴登苯胺公司（BASF公司前身）等6家大型德国化学公司合并而成，目的是以巨大的经营规模垄断德国乃至世界的化工产业，甫一成立便成为德国最大的企业，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1943年其所生产的合成橡胶和石油替代品的产量都非常的惊人，总价值8.22亿德国马克。而其的原料则来自以上五大中立国，则盟军切断了德国的原料供应来源也就等于切断了德国最后的一条生路！ 总结：如果说德国二战的失败是在于其本身资源的匮乏，那么其中美英的作用则不可低估。 蚴 @ 21:59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2 Tag: 知鱼桥 2006-09-19 2 库尔斯克战役前后的战略、战术分析 众所周知,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是苏军与德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集团会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将这场会战称为苏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的重要里程碑。而苏联人对库尔斯克战役结果的评价更是对苏联一方是极为有利。如《卫国战争简史》这样论述道：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联军队消灭了敌军30个师，法西斯德国损失了大约500,000名官兵、1500辆坦克、超过3700架飞机……德国法西斯元气大伤。整个世界都为红军相对于德军在战斗艺术、武器和战略指挥上的优势而折服。战略独创性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苏联武装力量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用相对客观的态度去分析这场战役,也许就会得到另一种答案。首先笔者尽可能详细的列出当时战役双方兵力的对比，即1943年4月10日时，在库尔斯克凸出部上的兵力和装备对比已经变成了对苏联一方有利。根据苏联的统计，当时红军在这里总共有958,000人、11,965门大炮和迫击炮、12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130架作战飞机；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军总共有大约700,000人、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10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以及1500架作战飞机。此外，距离库尔斯克弧形地区不远的苏军预备队方面军（草原军区）还有269,000名官兵、7406门大炮和迫击炮、1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77架作战飞机。同时，苏军在苏德战场上所有的预备队加起来总共有469,000名官兵、8360门大炮和迫击炮、9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587架作战飞机。与之相比，德军预备队总共有60,000名官兵、600门大炮和迫击炮、2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作战飞机根本没有）。一直到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德军预备队的数量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附：苏德部队总人数的比例为1.8∶1、大炮比例为3.2∶1、坦克和自行火炮之比为1.3∶1（从各方面来说对苏方都有利）。仅在空军方面，德军占有优势，但比例关系也只是为1.1∶1） 库尔斯克战役德军进攻阶段 库尔斯克战役苏军反攻阶段 至于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当时对德军究竟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还有德军为什么对战役一拖再拖，除了众所周知的德军为了获得更多新型坦克及战机所耗费的时间外，那就是德国元首希特勒的优柔寡断。据战后古德里安证实，在1943年5月10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向库尔斯克进攻的计划，因为实现这一计划存在着许多障碍。古德里安否决了В.凯捷利的意见--他认为德军应该从意识形态方面发起进攻，同时古德里安指出，＂库尔斯克是否在我们手中，这跟世界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希特勒回答说，当他考虑这一进攻计划时，感到腹部一阵巨痛。因此，这证明希特勒对战役的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于是便把它的实施尽可能往后推迟，而事实上也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上的动摇最终酿成了战役失败的恶果。 从战略战术，战术战略，双方将领的指挥艺术上角度来看，本来的胜利者应该是德国，而不是在中前期就已经损失超过百万(还是保守估计)部队，甚至已经投入了所有战略预备队的苏军。相反的德军在此战中并非像从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损失惨重，以至于元气大伤，甚至整个战役结束也仅仅阵亡了8万人。而且由于曼施坦因等人的艺术般的指挥，德军在战役后期胶着状态中依然保留下来了大批有生力量(战略预备队，精锐装甲军团30万),这些部队在德军后期进行防御战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上战役一开始苏军的防守和进攻就都很被动,尽管其在人员和武器上占有优势，他们的数量是德军的2到3倍，但实际上他们屈从于德军的意志，同时被迫在那些从德国人的作战部署来说很容易防守的方面军扇形区域发动进攻。而当战役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时节德军的部队仍能顶住苏军进攻,并反击取胜,遭受重创的苏军被迫不断向扇形区域增兵,但形势仍没能得到根本好转。 很多人相信库尔斯克会战中最负盛名的普罗霍罗夫克坦克战苏军取得了大胜，如苏联的观点认为德国人于1943年7月12日似乎在普罗霍罗夫克损毁了300～400辆坦克－－－但这只不过是苏联坦克指挥官在通报中所做出的诗人般的夸张。在普罗霍罗夫克城下与苏军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交战的德军第2坦克兵团事实上只损毁了5辆坦克，另有38辆坦克和12门突击火炮损坏，而据苏军的通报资料显示--这与德军的得到的数据相一致--仅苏军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第3军一个军就损失了不下33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与此同时，苏军占据着是对手几乎4倍兵力的优势--同时拥有两个罗特米斯特罗夫机械化坦克兵团--用1000∶273的比例来对付德军。可就即便是这样苏军仍然没能取得胜利,他们被迫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要知道根据苏军的最高统帅部的部署，该坦克集团军本是用于参加反攻并且本来要被派往哈尔科夫的,而这一次严重的损失这下又得给它大大地补充兵力。而本来已被最高苏维埃决定要撤职或是送上法庭的罗特米斯特罗夫,却因为德军后来停止进攻计划而逃过了一劫。 事实上真正使德军最终丧失战略主动权而转入全线溃退的原因并不是德军在此次战役中将领指挥的失利，而是希特勒由于缺乏自信而导致的指挥失误(英美联军已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的情势恶化。当时希特勒认为德军必须要抽调兵力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因此“堡垒”作战可能被迫停止。但形势并不是如此严重，而且正相反德国最伟大的战略.战术家曼施坦因则认为德军已经到了胜利的边缘，因为他手里还有整整三十万的战略预备队还没有使用，苏军此时却已经无军可调。至12日的战斗后，一线德军依然拥有较强的作战实力，并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包围了苏军的几个步兵阵地，占领了一些极有战略价值的高地，而且苏联已经无力挽回即将失败的颓势了(当时朱可夫已经在准备自杀或者上军事法庭了承担责任了)。 但就在这时希特勒决定放弃，他将本来能决定战役胜负的预备队调离到了西线,而把库尔斯克战役最初的全部构想和曼施坦因利用超乎完美的战术苦战的成果，完全地丢弃了。 虽然德军放弃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的机会,但他们也给予苏军以极大重创。直到1993年，苏联关于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的人员、坦克和飞机损失的官方统计数据才被公布出来。以前，德国的损失被苏联历史学家夸大了很多倍。据他们的估算，德军损失了大约500,000名官兵、15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以及3700多架作战飞机。这些数据与真实情况相差很远。据法西斯德国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43年7月和8月间，德军在整个东线战场损失的人员中阵亡68,800人、失踪34,800人以及伤病434,000人。德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的损失据估算占到整个东线战场损失的2/3。因为在这期间，顿涅茨克流域、斯摩棱斯克地区和北方战区（姆加地区）都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这样，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人员损失里阵亡、失踪以及伤病人数大致可以确定为360,000人(其中阵亡约8万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500,000人。德国空军的损失还要小得多。根据德国弗赖堡的军事资料室的有关文献资料显示，在1943年7月和8月间，德国空军在东线战场的损失只有1030架作战飞机，同时，甚至在所有战区的损失总数也不超过3213架作战飞机。这样，苏方所说的数据，即敌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击毁了3700架飞机，就纯属是天方夜谭。这一数据是根据苏联空军战时指挥部的报告提出来的，在那里经常会把敌人的损失夸大好多倍。 注：1.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有关德SS装甲军的秘密文件显示。 首先，德SS装甲军并非像史料所记载的那样拥有700余辆坦克，即使是在战役开始之前，SS装甲军也不过只有211辆具备完全战斗力的坦克。 其次，在12日的战斗中，SS装甲军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损失惨重。根据一份德军1943年7月13日的内部统计，SS装甲军在这场战斗后尚有163辆可以战斗的坦克，仅仅损失了48辆。这同苏军第5装甲军的损失比起来要小得多。 2.1984年的一本苏第5坦克集团军二战史记载，该军在12日的战斗后仅需要大修的坦克就有400辆之多。尽管书中并没有记载苏军损失的坦克数量，但这一数字已足以证明，苏军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一些苏联时期的原始材料中甚至有这样的文字：“第5坦克集团军在这次遭遇战中损失约650辆坦克，由于无法恢复攻击能力，已将剩余坦克编入步兵连队。” 综上所述：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同当年严寒帮助苏联人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一斑，此役希特勒的错误最终葬送最初库尔斯克战役的全部构想,当然对于德军来说库尔斯克战役的失利后果也是极其可怕的,从此纳粹德国便再也没能在东线占得战争主动权。但由于苏军方面的损失过巨（保守估计，苏德两国人员伤亡比为7：1，战机损失为20：1，坦克和自行火炮损失为6：1），从而引起了国民的严重不满，才使得库尔斯克战役的地位低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莫斯科保卫战。 3 北非战局对欧洲战场的影响 1942年１月下旬，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２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６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７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隆美尔“非洲军团”的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凯塞林第二航空兵团瘫痪了英国马耳他岛空军基地，获得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并对地面战斗实施了火力支援，以及保障了地中海航线的畅通，使得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物质得到及时补充。（“大力神”计划） 而当美国在５月初决定将用于中国远征军的地面装备和作战飞机紧急调往北非后，形势立刻发生逆转，在７月中旬到８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８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在坐以待毙的前景威胁下，隆美尔被迫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和燃料短缺的“非洲军团”在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曼和哈勒法战斗中岂有不败之理？ 阿拉曼战役示意图 隆美尔元帅自己的日记曾这样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希特勒没有命令凯塞林第二航空兵团完全瘫痪英国马耳他岛空军基地,或者出动空降伞兵将其完全占领,从而导致后来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可以说“大力神”计划的终结直接导致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阿拉曼的惨败！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英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是在美国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获得地面和空中优势！而北非的陷落的直接后果就是------盟友意大利的背叛。更为严重的是盟军44年的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的背叛致使德国战略后方（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的暴露，因为它们已被纳入盟军的空袭区域（至于这个后果的影响我们在下面也会作详细分析）。 蚴 @ 21:53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谁打败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军失败的原因（完整版） Tag: 知鱼桥 2006-09-19 很多人认为击溃纳粹德国的根本力量来自东方的苏联红军，而美英盟军在西线的作战似乎仅仅是一种渔翁得利的行为，综观整个二战战局及结果似乎这种推论能令人信服，但事实呢？恰恰相反!其实真正击败了纳粹德国的力量是来自西方，那么下面由笔者用自己的看法和言论来解读二战德国崩溃的根本原因。 （ 1 ）战争早期德军在西线作战时的失误和为后来作战埋下的潜在威胁 其实早在德军闪击法国时，德国犯下的战略败笔和失误已为后来的战败埋下了祸根。我们让时间回到1940年5月20日，那时希特勒的坦克集团军已推进到了布伦和加来，并将英法军队逐渐包围在敦刻尔克。此时英法军队的厄运此时看来已是命中注定的了，然而就在这时，第19装甲军和第41装甲军同时接了装甲兵团司令克莱斯特发来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并称“敦克尔克之敌将全部留给戈林元帅的空军去解决”。古德里安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克莱斯特提出了质问和抗议，但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元首亲自下达的命令，必须执行。”然而，仅靠空军去完成此项使命事实上证明却是力不胜任的。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只得遵命停在运河一线按兵不动，而眼睁睁地看着英法比联军从敦刻尔克上船逃走。然而当希特勒于5月26日重新收回成命并下令坦克部队再次投入攻击时，却已经延误了战机。联军利用这一转瞬即逝的喘息机会，得以实施从海上撤退的“发电机计划”，英法军队扼守敦刻尔克直至＊＊日，在此期间，他们利用战舰，渔舟、帆船，三桅船以及其它海运工具将32.4万人，其中法军8.5万人撤过了海峡。撤离的英法军队虽然被迫弃掉了全部装备辎重，然而却毕竟保留了有生力量，以致他们随时都会重新具有抵抗德军对英国本土发起入侵的能力，甚至还可能重新越过海峡，卷土重来。然而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了：没有1940年的盟军在敦克尔刻的顺利大撤退,就没有后来1944年的盟军在诺曼底顺利进行的大规模登陆！ 5月26日至31日墩刻尔克周边地区形势图 关于希特勒在敦克尔刻大撤退中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后人纷纷进行了猜测,以至于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成了一个难解之迷。据希特勒的副官提供的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喜欢过艺术家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希特勒故意放英国人一马，因为他对英国人情有独钟，他曾说过：“他们那些人是有价值的人种，是我要与之媾和的人。”他这次放走英国人，是想给英国人一情面，为日后和谈留一条退路，因为希特勒并不想同英国人彻底开战,他只想让英国保持中立！另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对自己的装甲部队异常迅速地挺进感到不安，怕他心爱的装甲部队陷入敌军南北合围。按照他本人的解释,他原以为英国远征军会像在战争中他表现的那样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他希望将他们围困,等他们弹尽粮绝时,大批的俘虏他们,供谈判时使用.但是他的部队并没有俘获多少英军,希特勒也没有因此而发怒！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在此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影响到日后对英国的入侵，并且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继续作战。 不列颠空战---德国空军挥之不去的梦魇 征服法国之后，德国元首希特勒开始实施他的“一项非常勇敢的伟业”--------“海狮计划”，但事实上希特勒并没有打算真的想发起一场入侵不列颠的战争。希特勒却仍然把立足点放在英国将会屈服上面，因此他还没有制定好对英国的作战计划。到了那时，一个被命名为“海狮计划”的对英作战方案才被临时拼凑出来。但由于后期战略上的失误（8月底，重点攻击英国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使英军损失惨重，精疲力竭，即将崩溃之时，但是从9月份开始却出于报复柏林遭受空袭的思想，转而空袭伦敦，致使英国空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迅速恢复战斗力，从而与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失之交臂！）使得“海狮计划”功亏于溃。此役德军共损失了1700多架战机和6000多名飞行员 ... ... 入侵王牌的第一个前提的空军轰炸变成了强弩之末，从历史上看不列颠之战绝对是战争的转折，随着德军飞机的纷纷坠地，就已经埋下了日后纳粹德国失败的伏笔！然而这时，秋天的暴风雨季节开始了，“海狮计划”被暂时推迟。直到一九四一年春天，“海狮计划”才正式开始。但是由于后来希特勒开始入侵苏联,所以“海狮计划”计划被无限期的搁置和推迟了。 由于德军没能在空中闪战中彻底打垮英国,而“巴巴罗萨”计划已是箭在弦上，因此德军被迫修建了漫长的大西洋壁垒,处于两线作战,重蹈一战覆辙，而就是因为这使得英国成为了一把高悬在北大西洋上的利剑始终威胁着第三帝国。 （ 2 ）1942-1943年间德军遭遇的挫折分析及深层探讨 1941-1942年的苏联正承受这这场战争的主要压力。虽然德国的东线力量已经在逐步被削弱，但是德国仍然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继续对苏联的进攻。1941年12月25日，当日本对珍珠港进行空袭后，使得美国也加入了这场战争，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化。此外在北非的德国非洲军于1942年夏天推进到了阿拉曼一线，从1942年8月开始，英军开始逐步击退德军。1942年11月，美英盟军在北非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2年11月19/20日，苏军将德第6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最终德军第6集团军于1943年一月底/2月初投降，最初的23万德军只有9万人被俘虏。1943年5月13日，困守在突尼斯的13万德国士兵和18万意大利士兵投降。 在1943年的最初5个月，德军损失了超过70艘U艇。邓尼兹命令于1943年5月24日暂停在大西洋的破交战，封锁英国失败。1943年7月实施的“城堡计划”德军集中了超过3000辆坦克和1850架战机却没能突破苏军在库尔斯克的战线，这也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战略进攻。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用了38天的时间占领了全岛，这样盟军就获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出发基地，他们的远程轰炸机可以威胁整个第3帝国了。1943年夏，德军必须从本来就很紧张的东线抽调部队投入意大利和法国南部。1943年9月3日，盟军登陆意大利本岛。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并于1943年10月13日对德宣战。至此美军的地面作战陷入停顿，直到44年的西线登陆开始才重新开动。因此成为了日后被称为渔翁得利的有力证据。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各个战场就不难发现1942-1943年间的德军已逐渐陷入被动局面，理智的人便会看出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同盟国方偏转，轴心国的大厦即将颓塌。那么就让我们对1942-1943这段二战最关键的时节各个战场上的德军遭遇的挫折进行一下综合分析及深层探讨。 1 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的失误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以东约60公里处，是苏联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的中转站。也是来自高加索的石油转运站和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当时希特勒的设想是：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切断伏尔加河的交通命脉，夺取巴库油田，乌克兰的小麦和顿吧斯的煤。再向东北迂回包抄莫斯科，南出波斯弯与日本会师印度洋。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德军最高统帅部拟定了1942年夏季南方作战计划，代号“勃劳”。其主要内容是：战役由博克元帅发动（但在其攻下沃罗涅日后，被撤职），利斯特A集团军群以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团军为左翼，鲁夫第17集团军为右翼，分别从哈尔可夫南面和塔甘罗格北面向东和东南方向进攻，占领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向高加索进军；博克B集团军群以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和魏克斯第2集团军为左翼，保卢斯第6集团军为右翼，分别从库尔斯克南面和哈尔可夫北面向东和东南方向突击，占领顿河上游的沃罗涅日，向斯大林格勒前进。但在此时希特勒和他的高官们却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在继续行军高加索的同时，再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样使得原本已是兵力没有富余的德军进一步分散了兵力(如同当年分兵同时进攻乌克兰和列宁格勒一般)犯了兵家之大忌。 斯大林格勒战役示意图 7月17日，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推进到顿河中游，保卢斯第6集团军也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在高加索方向，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团军渡过了顿尼兹河，向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前进，鲁夫第17集团军则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一切都进行的相当顺利，但是此时希特勒又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他突然再次改变了计划，认为斯大林格勒无需那么多兵力，遂于17日命令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南下，转隶A集团军群，以支援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团军强渡顿河下游。这样，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进攻部队就只剩下了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而第6集团军的力量却又有赖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合作。对此，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写道：“和1941年一样，因为分散了兵力，希特勒自己毁灭了他的战役。1941年，他因为调动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去参加基辅会战，才使他未能攻下莫斯科。这一次又是因为调动了霍特的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中游到下游去，结果遂使他未能攻克斯大林格勒”。利德尔·哈特也在其《战略论》中写道：“假使朝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的第4装甲集团军，不分兵向南，以协助第1装甲集团军在攻向高加索的路程上，作渡过下顿河的企图，那么在7月间，德军也许早已轻松的攻占了斯大林格勒......而等到第4装甲集团军再回转过头向北进攻的时侯，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已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了。” 1942年9月13日，德军开始攻城。保卢斯第6集团军担当主力，从城北实施猛烈突击。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则从城南推进，策应保卢斯在城北的主攻。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守卫该城的苏第62集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5日，德军对马马耶夫高地实施重点突击。该高地是斯大林格勒地势最高的一块地方，从这里可以俯瞰和控制全城，崔可夫中将的第62集团军司令部即设在这里。经过一天激战，德军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当时德军曾用迫击炮不分昼夜封锁伏尔加河,想可以来切断苏军的援军的后勤保障,但是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最高统帅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海军的伏尔加河区舰队出动,突破德军的封锁,将大批援救战略物质和武器装备以及援军运送到了斯大林格勒,于是在16日，苏近卫第13师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突然向德军发起反冲击，又夺回了该高地。9月25日，德军占领了市中心，27日冲进了北部工厂区，并重新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但在29日又被苏军夺回。最终直到1942年11月德军仍然没有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这为苏军后来的反攻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由于希特勒过于轻敌,低估了苏军的兵力,并数次错估战场形式同时命令德军同时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结果造成德军兵力分散，从而导至两头扑空和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惨败！这一役后苏德战场的形式虽然开始发生变化，但由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进行的是一场与闪电战截然相反的“街道战”作战方式，因此虽然德军遭到重创，但其留下的战略间隙却使得德军养好了伤口，并于1943年中旬逐渐恢复了元气，接着又发动了一系列对苏联的反击和战略进攻（如哈尔科夫反击战.库尔斯克等战役），因此笔者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而苏联人显然是将他们在那里取得的战果夸大了，于是便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神话。（这个结论笔者将于下文作详细阐述） 蚴 @ 21:49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略谈古琴的挑选/李祥霆 Tag: 知鱼桥 2006-09-10 我在大陆时常有人请我帮助挑选古琴，来英国之后也有朋友写信问以如何挑选。初学古琴的朋友要买琴确实很难经常或随时找到有经验的人帮助挑选。所以如果自己有些必要的知识，在专程寻琴或偶然遇到时就可以作个基本判断，最少不至于买个不能用的琴。弹琴的人和只作收藏的人不同，首先是要买一个能用的琴。尤其买新制的古琴如不能用，对弹琴的人来说作摆设都会令人丧气。那么一张能用的琴起码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一、首先要弦能下指，也就是说琴弦离面不可过高。琴弦过高叫做抗指，会影响弹琴方法甚而累坏手指。以七徽的位置说，琴弦离琴面应在○·五公分。过低易产生煞音（或叫沙音，古称□音），而且空弦可能拍琴面。一般琴弦抗指除岳山太高外，还因为琴的低头不够。外行琴基至没有低头，所谓低头是指琴面自四徽或三徽半或三徽的地方向琴头方向作弧形斜下去，这弧线自然的达到顶端。有的琴在岳山之外的地方另成直线，即是外行造成的。有许多琴抗指并非因为岳山太高，而是因为低头不够。如果岳山一·五公分而琴不抗指，则最为理想。这样右手也不会在琴弦之间碰到琴面。有的琴低头不够而靠岳山低取其不抗指，那么就会有拨弦时右手指碰到琴面的毛病了。还要注意有的琴低头也够，岳山也适当，但琴中部下弯，称为折腰，也是要抗指的。相反如果拱背，则会有抑弦、沙音等问题。 二、琴面不可过于扁平。过于扁平左手按七弦尚无妨碍，但在七徽或七徽以上按一、二、三、四弦就会感到困难。琴面扁平是一弦到七弦之间的弦路上弧度过小，有的琴在四、五徽处弦路上真的就几乎是平面，这样的琴不可用。有的琴虽有扁平之病，但因弦外的两侧弧度很大，或只在四徽以上才呈扁平状，就易被忽略掉。 三、弦距不可过宽过窄。弦距的宽窄是指岳山处琴弦间的距离。有的琴因取料不足而两条弦之间距离很窄，会令弹琴的人手指变得拘紧平板。过宽则会感到不易控制。应以一·七公分为宜。多数古代琴都是差不多这样的弦距。这样弦路练出来的演奏习惯，可以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所遇到的琴。琴尾弦距以一弦至七弦之间在三·五公分为多见和适当。太近则在按其中一弦时不易让开相邻之弦，太宽又不利于一指同时按两三弦及连续过弦。有的古代琴，尤其是宋琴，尾部一弦到七弦只在三公分左右，亦是正法。如果是古代之琴，不可改动，应保持文物原貌。 四、琴的有效弦长是指由岳山的山口到尾部龙龈之间的长度，以一一○公分至一一一公分为正制。因为我见过的一两百张古琴在制作上各方面规范者，多数如此弦长。而且以现在琴弦之粗细和张力大小，如此长度在正调弦法，以五弦为Ａ，三弦Ｆ为宫，合Ｆ调，与其它乐器合奏最为适当。太长上不到Ｆ，无法与他人合，如一定上到Ｆ调，则不是按弦困难就是易断弦。琴弦太短，张力不足，振动不够，发不出应有的音质和音量。 五、琴面要平整。有的琴面制作不精细，除了漆不平整不光滑外，尚且有高低凸凹现象，则会产生沙音。挑选时，可以把琴面对着光慢慢前后左右偏转，看琴面反光，所有不平，明显可见。在该处按弦拨奏并作左右移动，会有沙音。如未产生沙音，则也可不计。一张琴，不管其它方面如何，上面各项如无问题此琴就可以落指了。至少作指法的练习是可以用的了。 六、琴音的挑选是琴本质的判断。能弹之琴作为练习之用已经可以了，而要作为琴人相伴的良友，则琴音又是不可忽视的。但又不能要求过高，因为自古以来良琴难求，我曾为查阜西先生的二、三十张古代琴全部上弦试音，除一清代琴之外全是明代古琴，竟无一张声音过得去者。选择新琴，对于初学琴的人或者尚未开始学琴的人更为困难。但在无人帮助下，也可有个基本选择标准作参考。首先是琴的弦要上到标准高，不可过松过紧。琴要放在不会产生共鸣的桌子上，也不要放在腿上，那样的声音都不真实。先听七条空弦音的音量和音色是否统一，然后左手在七条弦上每个徽上按住，如未学过弹琴者可用左手大指指甲，或以无名指末端外侧之角按弦，再弹动琴弦，听各处音量音色是否统一、相近。不应有的地方声大有的地方声小，有的地方音亮有的地方音暗。再找到按弦的音和某一个空弦音成同度、八度或两个八度的地方， 把按音和空弦音反覆连续弹奏，听是否音色音量统一。再将按弦手指在弹奏之后左右移动，每拍移动一两下，至少移动四次，其音不绝方可用。如果余音更长则是优点。空弦音不必太长，而按音和移动的音应该长。空弦音太长，倒会使演奏时音韵不清。 七、徽位准不准是一个重要问题。检定徽位要用泛音来听。因为如用按音和散音对照，除了初学者音位不熟难以准确外，琴弦的张力影响及有的琴弦本身制作不均等问题也会妨碍判断。在试徽的准不准同时还应该听泛音是否清楚，泛音余音是否长。弹泛音时左手触弦要轻，但却不可离开弦太早，略慢一些倒是可以的，慢离开一点泛音仍清晰可听，如离弦早了泛音不纯，就会冤枉了良琴。 八、关于古琴音质音色的选择，对于初学者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音质音色是长期弹琴所形成的内心感觉，很难用语言文字去表达。所以，只求琴的声音不要太小、也不过大、余音长、按音和空弦音大致平衡泛音清楚余音也长，就是一把能用之琴了。至于琴音空不空、噪不噪、木不木、飘不飘......等等，难以一下子掌握。但如果是已经具有音乐修养的人，却又可以有个大体的判断了。 九、琴的漆是对音质有直接影响者。但既已先作了声音选择，则只看漆是否平整光滑。更紧要的是有的新琴没有底灰，只是刷几道表漆，则不能承指头的按弦压力。看琴时可以用指甲在线路部分的琴面用力下掐，如有甲印则不可买琴。如主有异议，可以向他指出这是未完成的不合格之琴，必须补上灰，掐入指甲是帮其发现问题以及时补救而已。以上所谈是一个能用之琴最起码的要求。如果面前有两张琴可以挑选，甚而是不同人的制品，那就要再看其它方面了。佳与不良是在各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来的。以我所见过的古今制品来说，有毛病的琴、外行的琴比比皆是。所以要作选择就应在可用不可用确定之后再比较其它。如果一张琴的造型无问题，但上面诸项有问题，也不可取。反过来，如果一张琴制作上有问题但不严重，而上述各项俱无问题，也是可取的。因为我们是在找一个可以学和练习用的新琴 现在谈一谈怎样看一张琴的外部制作规格。琴的结构和原理是统一的，但也有各自的不同。比如有的有音柱，有的没有音柱。有的天地柱皆俱，有的只有天柱。有的琴打掉天柱声音倒变好很多。最为特殊的是我曾见过一张明代蕉叶式古琴，做工极精，但却没有底板。并非去掉了底板，而是制作时就是不要底板。而声韵音量皆属中上。不知此琴是否空前绝后之奇。琴的结构和原理如此，但其造型却又是完全自由的，外观的各部尺寸形状皆可随制者之心。甚而弦长和弦距都可自由决定。一般说唐圆宋扁是指琴面拱形的弧度不同。而明琴则多数是尾窄，清琴袭明制，但较小气，无特征，极少精品，所见几乎都是外行所做。也许因为明琴遍地，精品亦可得，所以清人可以享其成，作琴者大约也只是不精于此之热心者或好事者。北京故宫和孔庙的雅乐之琴则几乎如儿童玩具，更不足论。我曾见一民国时琴人所制之琴，音韵颇佳，做工亦精，但结构外行之处亦不少。所以初学琴的朋友自己选择时不必要求太高，购买之后也不必责已过严。 制作较好的琴应无下述毛病例或下述之不足： 一、徽要大小适当，而且宁小勿大。小者还可以有清秀淡雅之感，大了则显得臃肿愚笨。有的琴制者自作主张把徽做成菱形，更为可笑。其它种种花样也不可取。徽以贝壳制者为常见，用白玉、金亦佳。而其它颜色之料如碧玉等，色泽不鲜明、不醒目，不易于一瞬间看到，不可取。有的徽凸出琴面，则是大病。古代有凸徽之琴，那是为盲人所用的，极为少见，正常人是不需要的。 二、岳山有两种，一种是通体的，即两端与琴头齐，一种只在一弦和七弦外有余，都不妨碍琴音，也和岳山的稳固无关，可以不计。但岳山过厚则对音质和音量有可能妨碍。岳山以一·二公分左右为为常制。岳山对音质音量有无影响，在前面试听各位置之音时已经包括，所以此处只说岳山之形。岳山上部极为重要的是要有斜度和弧度，这却又是许多琴所忽略的。所谓斜度是说琴头的一侧略低，琴尾的一侧略高，相差最少○·一公分，但不可多于○·三公分。如果没有这一斜度，则琴弦被绒□（糸豆）垫起离开岳山，其音必哑。斜度过大，则可能伤及琴弦。所谓弧度是指岳山靠琴头的一侧。这里应有小小的弧度，不可成为直角，以免转轸调弦时不易拉动绒□（糸豆）。而且如果岳山这一侧是生硬的直角，还容易磨伤绒□（糸豆），则不能耐久。与此相联的是弦孔。一个向我学过制琴的朋友，后来做的弦孔竟然离开岳山○·一到○·三公分，不知何意。所造成的后果是绒□（糸豆）不能贴紧岳山而使得绒□（糸豆）稍 紧即返回、放松，造成调弦幅度明显缩小。来到英国还见到南方某工厂所制之琴也有这一现象。选琴时应特别留意。 三、龙龈是与岳山有相同原则的重要部分。其斜度和弧度的位置方向与岳山刚好相反，但弧度应该更大些。因为上弦时弦在此处有大幅度的移动，而且不比岳山那边是柔软的绒□（糸豆）在岳山外侧移动，故而龙龈弧度不足最易伤弦。尤其北京新琴用扬琴的销子固定在小木板上挂在雁足上的调弦器，如果龙龈不易过弦，则常常会令弦在销子根部断掉，而且以七弦最甚。龙龈弧度要足够之外（越圆越好），还应是以硬木抛光为佳，绝不可以上漆。因漆性软，尤其北京琴所用化学漆，琴弦压上极为涩，也易拉断琴弦，所以如有漆应磨掉。有的琴在龙龈开有浅浅弦槽，以使不左右移动，而保持弦距，这是可以的。但如弦槽过窄过深，又不利于上弦，也易造成断弦。龙龈与琴面处，不可高于○·一公分，否则无名指按十徽以下困难。如不足○·一公分，空弦会拍琴面。如果龙龈未低于○·一公分而有空弦拍琴面问题，那就是尾部琴面有拱起之处，不应以垫高龙龈来解决。 四、雁足也是上弦的关键之处，尤其传统上弦法。雁足最常见的问题是过高，把琴尾抬得太高破坏琴的文雅气度。雁足的最大毛病是接琴底处粗于下部，造成上弦时琴弦由琴底滑向外面，不能稳定琴弦，也不能使琴弦贴紧琴底，以便在琴底压住最后的弦头，令上弦大为困难。有的雁足用圆柱型，而且打磨很光滑。美也许美，但一、二两弦上去之后再上三、四弦，已经压在下面的一、二弦很易受振而整体滑松。令人十分头疼。雁足足端可以是任何形状的，足柱以方形为佳。如果是圆形的，可以将根部略为修细并用粗砂纸将它打磨粗糙，也可解决问题。 五、琴轸可以用多种材料制作。要注意不可过粗或过细。手指扭转的地方应该在一·三公分左右。长度不可太短，以四公分为宜。最要紧的是穿孔绝不可太细。但这种毛病又是许多轸子所俱之病。轸孔过细绒□（糸豆）穿过极为困难，用力过大常常弄坏指甲。用工具帮助，不是伤及绒□（糸豆）就是碰破手指，要想一调绒□（糸豆）穿过琴头部分的长短，实在令人生畏。如已买回之琴，一定要下决心把轸孔改大，可用火烧红粗铁丝去通大。另外有的轸子紧弦后易滑回，如琴音可取，此病易治。可以用小刀开些放射形小槽令其生涩。内行精致的琴轸顶端应该是中心稍低周围略高。有的琴把轸池内垫以硬木，以取其坚固耐用，但却打光令琴轸在上面打滑而易跑弦。如有此情况，则可以用粗砂纸把轸池的硬木磨粗。古代精美之琴轸池都比 较深，一般在○·二公分，无轸池之琴属于外行。 上述各项和琴直接使用有关。下面再谈两琴相较如何选择的另外一些问题。 以造型说，琴尾比较宽者大方、有气度。唐宋琴皆如此。琴尾不可过尖，也不可太平而近方形。琴的侧板最易被忽略，易被做得太高，精美之琴绝少高过一·五公分。我所见过两张国宝琴，北京故宫九霄环佩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春雷皆唐代精绝之作，侧面在二公分。但因琴体长大宽圆，气度宏伟，所以侧面与之完全相衬。另外我所见和所抚过之唐代精品古琴数张侧面都在一·五公分左右。但侧面如小于一·五公分也会变得小气。良琴侧面除在头腰两处之外，宽窄首尾相同，但在护轸起始处和焦尾、尾托处宽起。古代良琴尾托都比较厚，一般高出琴底○·一公分，有的唐宋精品高出○·二公分，甚是古朴凝重。明代以后之琴常无此气韵。焦尾以朴实典雅为宜，不应花巧。焦尾和尾托都不可以上漆。如已上应该磨去。琴的腰和头弧度或内收尺度不可过深，侧面不可过高。尤其头处，如果过高，则是头处琴面弧度不足。琴的额不可过长，岳山外缘至琴头顶边以七公分左右为宜，令人感到精美雅致，而过长则显得蠢笨。琴顶部有龙唇和凤舌，这也是造琴人容易马虎之处，常常模糊小气。正常的唇应和底面板外缘成平行线或大体平行。舌的中线其棱如刀，两端如锋。护轸不应过长，从琴面算起以四公分左右为宜。有的人将龙池凤沼镶边，固无不可，古代已有此制。但必须与琴底平，可以在琴腹内起边，反之则是外行琴。制琴以桐木和杉木为佳。旧木又比新木更易出好声音。有的琴用两块拼成亦无妨碍，甚至有很大的结子也可能不影响声音。查阜西先生有一明代古琴，在池沼之间穿面板处有一大结，其音中上。一日忽然其结脱落，粗近一公分长将近二公分，而琴面亦未漏，可见并无大碍。此外还有些进一步细致的要求，既已无碍大体，亦难以传之纸笔，所以我想以上诸项已可以对初学者自行购新琴有所帮助了。 一九九一、二、十一于伦敦 蚴 @ 10:43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白鹿洞书院教规 Tag: 知鱼桥 2006-09-08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接物之要。 蚴 @ 09:51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写给倒亮派们和其他一切翻案人员(Z) Tag: 知鱼桥 2006-08-27 作者：不详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讨厌诸葛亮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曾经被万世景仰歌颂的历史人物正在被逐渐地轻视、鄙薄、非议，“倒亮派”的阵容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翻案大潮，历史这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正在换上一层不一样的外衣，比以往更妖艳，比从前更迷离。故作此文，献给一切倒亮的革命者和广大劳苦功高的翻案学者。 一 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给实验对象播放了四段电视台的访问录像，第一段里面出现了一个成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他神情自若，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毫不拘谨；第二段里出现的也是一个成功人士，然而在主持人向他提问时，他表现得非常紧张，还在不小心中打翻了茶杯；第三段里出现的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然而他并不紧张，这段采访很平淡；第四段出现的普通人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放完录像后，实验对象们被要求选出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和一个最喜欢的人。显而易见的，第四段录像里的人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可是最受欢迎的却不是第一位成功人士，而是第二位。 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人们往往喜欢不完美的东西。太过完美的人和物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不能让人感到亲切。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并不完美，然而在《三国演义》中，他被罗贯中塑造得太过完美了。罗贯中出于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喜爱和敬仰，费了不少的笔墨把孔明写得既能神机妙算，又能呼风唤雨，弥补了正史中那少得可怜的记载与描写，赋予了人物灵与肉。罗贯中也许会很高兴，他把他的偶像摆上了万人膜拜的神坛。可是他并没有想到，有人塑造神，就有人打倒神。终于有了“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甚至因为罗贯中太过夸张的描写，许多人如今都不敢相信孔明还有一点点的能力，怀疑他的一切成就、品德，以为一切都是罗贯中的虚构与神化。罗老先生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捶胸顿足，悔恨不已——早知今日，当年应该“拥曹反刘”，在今天这样一个翻案成风，痛骂演义的年代，不愁没人“拥刘反曹”，崇拜孔明。 我相信有很多喜欢孔明的人也常常会在和别人讨论的时候脱口而出：“其实历史上的他不是这样的……”然后历数孔明的错误。这是一种人皆有之的心态——太完美其实就是缺陷，所以我们总是不愿意我们的偶像太完美；太喜欢了反而要装出不喜欢，正如你总是听到你妈妈在外人面前说你的不是，其实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不是一回事。 在我国，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后通常会是轰轰烈烈的倒神运动。许多历史人物的名誉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升上令人仰视的高空，一会儿跌入深不见底的谷底。时代不同了，见解自然也不同了。然而，某些人的言行确实是太过分，让我今天不得不说——有些东西，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直到人类灭亡，宇宙热寂，我们依然需要它们。这就是精神。 二 首先，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不是空穴来风。他有智谋，也有品德。他的智谋在同时期的人当中可以说还是出类拔萃的，至于他的人品更是不应该受到质疑。 隆中对，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居然能够把未来四十年中国局势的走向（而且还是在乱世）预测得如此准确，给一个政治集团如此明确的战略目标并且一步一步地使之得以实现，真是令人称奇（反正世界历史学到现在我还没找出第二个人）。有些人（居然还自称专家）认为隆中对不过是废话一篇，说什么当时中国的局势已经很清楚了，只有益州和荆州可以拿——我想问一句，没有这个战略目标之前刘备集团是什么样子？有了这个战略目标之后呢？简直是天壤之别。是啊，现在地球的局势也很明显了嘛，只有南极大陆还没有被占据，我们只有拿南极大陆了不是？您可以帮助朝鲜拿到南极大陆，与美国、俄罗斯三足鼎立吗？不说朝鲜，就是咱们中国，多好的发展趋势啊，多光明的前途啊，您能吗？什么是废话，这才是废话！ 诸葛亮木牛流马、连弩的发明正史上是有记载的。我想能有这个智商，能搞点发明创造的人，别说是在三国时代，就是在我们今天也为数不多吧？ 而对于他的军事才能，《三国志》记载他“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而他的对手司马懿“天下奇才”的评价应该不假。其实我认为陈寿的那句话“然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应该还是公正的。作为丞相，他的身上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安能弄险？蜀国已经被一次惨败打击得开始走下坡路，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惨败——他们输不起。这样的情况下，又何谈“奇谋”？ 至于那些批评北伐的人，我认为你们应该先读一读《后出师表》。不管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但它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无需我多言。 在相信正史的条件下，我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比他的军事才能强（不是说他的军事才能不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治理下的蜀国“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他死后“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六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而他的儿子更是受到本不该属于自己的爱戴：“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做人做到这份上真是此生足矣——蜀地的百姓对他真的是出自内心的爱戴，这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一直存在，并不是因为老罗的宣传包装。 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受到百姓千百年来不绝的追思，这个问题倒亮的人们应该仔细的思考一下。 我原本以为不会有人怀疑孔明的人品，然而现在我发现我的想法过于单纯。有人认为孔明为了自己专权，架空了后主，弹劾了李严，排挤了魏延。这些事情的真假无从得知，就拿李严事件来说，以李严这样一个混迹官场的老油条来说，他以如此低级的手段来逃脱运粮误时的责任，未免显得太弱智。这件事被怀疑的确是有原因的。但是在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凭自己的猜想、推测就妄下结论实在是不妥的。但我认为，这些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权臣？专权就一定是不对的吗？ 专权的人的想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有权力癖，对权力有变态的迷恋；第二种是为了一己私利；第三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诸葛亮绝对不会是第一种人；第二种可能性——你们见过一个为了一己私利拼命夺取权力，最后却搞得自己累死，“外无余帛，内无赢财”的权臣吗？所以说，我认为诸葛亮的集权（假设有这么一回事）应该属于第三种情况——但凡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战略目标，手中一定要有权力，没有权力是做不成事的。 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是个公认的权臣。当时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辅国，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先和两宫太后、大太监搞好关系，这些人都十分信任他，然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他治理下的万历前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年代之一。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身为正人君子，不应该与太监这类人为伍——明朝人很多都对张居正颇有微词。然而，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获得权力呢？没有权力在手，你纵然有天大的抱负也无法得以实现，你纵然有再高的能力也无法得到施展。张居正不能算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实干家。而诸葛亮既能大权独揽，又能为人称道，说明他的品格和所拥有的权力是不矛盾的。 当时的蜀汉政权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来自荆州的荆州派、来自益州的益州派，和刘备旧部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冲突。而后主不是个正经人，宠信宦官，花天酒地，即使他不傻，权力也不能交给他。看看诸葛亮死后朝政不是很快就落到了太监黄皓的手里了么。大权必须握在一个明白人手里，不能分散。中央集权不够的后果就是各派势力斗争不断，朝纲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蜀汉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么？内乱一起，必有外忧。我突然想到现在某些书生成天在网上叫嚷着“民主”、“反对专制”、“x党的专制”云云，同学们啊你们知道吗，我不是x党但我深知现在还不是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连字都不识，怎么搞民主选举？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如果来一次全民**要花费多少财力物力人力？更重要的是，如果突然从专制突然变为“民主”，一夜之间各种党派、邪教、社团会拔地而起，我们国家会变成中东第二。刚刚从封建制度过来的中国人不适合马上走民主道路，我们的国情、人口素质还不允许。中央集权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权力的分散会直接导致“窝里斗”，于国不利。要等到完全的自由民主平等，需要慢慢过渡，再等个几百年吧。 跑题了。话说回来——那么三国时代你能够要求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吗？如果诸葛亮的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他就不能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能兴兵伐魏，甚至不能治国。假设李严阻挡了他的整体计划的实施，那么李严就该被弹劾，而且孔明已经做的仁至义尽——没有处死李严，只是流放他到梓潼，这在政治斗争中是少见的。 况且李严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件事情还不清楚，也许他的确做过呢？那么对于李严来说，孔明的宽容就不能用言语形容了。 政治家的确不会是圣人。但是孔明完全可以算是政治家的榜样。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能够为他的君主，为他的百姓做的他都一一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一生的写照，而那一个国家、一个幼主、一个需要勉强支撑的局面和一个知己的知遇恩情最终真的压垮了他。每每想到这些，我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一句话： 责任是什么？责任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可能无比沉重，压得你精疲力竭，不堪重负，然而，它永远不会压弯一个人的脊梁，只会使它更加挺拔。 这样一个人还需要我们用功利的思想去猜度他吗？ 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都很高。现在有人连这一点也不敢承认，认为政治家对他的好评是因为要提倡“忠诚”，以便巩固自己的政权；认为文人墨客对他的好评是因为迂腐的书生之见；认为百姓对他的崇敬是因为愚蠢与被骗。甚至出现了这样可笑的言论——唐诗中对孔明的赞扬是因为白居易、杜甫、李商隐等人都“不懂国学，其见识跟现在的歌星没什么两样，不足为据”。是啊，连诗圣都不懂国学、不懂历史了，连唐诗都和现在歌手们的靡靡之音一样了，这样的见解实在不凡！原来我们这个民族千年以来敬仰的忠孝节义都是我们的自欺欺人，都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思想镣铐，原来我们一千八百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骗局和谎言中——不过幸好有这样多的翻案学者存在，他们帮助我们揭开了这个一千八百年的骗局！一千八百年来所有天才，所有伟人都没有看穿的骗局！他们真是伟大！ 只是我想，我宁愿相信“不懂国学”的杜甫和白居易。他们的篇章在一千年后还有人诵读，而那些翻案学者只会是历史论坛上一颗颗飞快划过的流星吧。 三 我们这个年代，是一个浮躁的年代。 我想新中国的文化可能正在经历它的“青春期”，对于作为父辈的传统文化，新文化有些瞧不起，有些不愿听，认为它落后了，迂腐了，但是又不能完全脱离它，对它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留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逆反心理”——你不是讲仁义道德吗，我怎么就看出“吃人”两个字呢？你不是“拥刘反曹”吗，我偏偏就要“拥曹反刘”。有理智的人会理智的看待这种整体文化背景下的群众心态，而有些过激的人却沉迷于翻案，几乎是想要把传统观点上的历史一竿子打倒——如果我们的文化真的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们会非常危险。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常常固执己见，不听父母之言，认为父母的思想太落后了；吃了亏、碰了壁之后才知道父母的教诲是多么正确。恐怕一味地否定传统的观点，以后也会吃亏碰壁吧。而在这样一个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我们没有时间用来纠正错误，一个错误的代价也许就是落后多少年。 的确，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里有很多落后的地方。然而更多的是对文明丰富的经验总结，总是和老祖宗对着干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择其优者，去其糟粕，找回我们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注意，是“找回”而不是“树立”。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所谓 “ 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过是一句套话，民族精神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叫人养成的，是在这个民族的文明史中不断积累形成的。所以我们绝对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一股“领异标新风”中不断地被否定，不断地被批判。为了达到自己哗众取宠的目的，很多无耻的人提出各种无耻的观点并且打上“新时代观点”的旗号， 蛊惑人心，妖言惑众。听到为秦桧翻案的说法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为施琅、洪成畴歌功颂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更令人寒心的是，许多人甚至认为抗清英雄袁崇焕的事迹是被满清夸大，用来“诋毁”“诬陷”明朝统治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遭到批判也是不足为奇的了。然而我想，在看到我们曾经敬仰过、崇拜过的英雄一个个倒下，而奸佞小人一个个高大起来的时候，人们的心中一定不好过吧？ 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仅有的“孔孟之道”早就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庙”的呐喊中轰然倒塌。我们所能信仰的只能是历史上留下英名的那些英雄、仁人志士们。这些人是中国的精神支柱。不管他们的历史功绩到底怎样，一切历史功绩总会烟消云散，正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但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这些精神我们永远需要，甚至人类也永远需要。也许下一次在你们进行翻案工作的时候，应该在百忙之中想想你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还原（准确地说是“猜度”）历史真相，留下满地鸡毛污秽，还是需要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我相信很多倒亮派都是出于这样一种逆反心态——罗贯中你不是要神化诸葛亮吗？古人们不是很崇拜他吗？我就偏不崇拜他，我还偏要跟你们对着干！不要这样了孩子们，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人，还是让我们先学会尊重吧，尊重一个故去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人物，也是尊重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 四 对于曹操、郭嘉和贾诩，我并不认为喜欢他们就一定要倒亮（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他们的fans要倒亮，好像跟亮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然而，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上，我认为：曹操可以佩服，郭嘉值得喜爱，贾诩不应提倡。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确蒙受了很多不该蒙受的冤屈。封建时代的正统观点害得曹公成为了“在地狱不得翻身的恶鬼”，其实怎么说呢，他的确有很多错误、罪恶，但是中国历史上如此的军阀并不是只有他一家，只不过他太有代表性了。给曹操公正的评价是应该的。但是把他吹捧到圣人的高度是不妥的。曹操是个英雄，值得佩服，但是他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他的人品确实不能达到。 有些人总是赞扬曹操的“真小人”本性，说他有个性，不虚伪。但是，伪君子固然不值得喜爱，真小人难道就应该被崇拜么？人人都以暴露人性为荣，我们的道德在哪里？也许这是这个社会信任度缺失的一个表现吧，我们不能够相信世界上还有纯粹的善，还有真诚的道德，还有真正的仁义。我们总是试图用一种功利的思维去猜想别人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每次看到好人好事我都忍不住要这样想一想，然后是深深的自责与愧疚——君子不能让人感到安全，感到信任，反倒是小人们显得特别真实，这时候我们就会由衷地想：这个人多坦率啊。这个社会开始滋生着一种毛病——大家都“宁做小人，不为君子”。 喜欢郭嘉其实表现了人们对智慧的喜爱与推崇，对天才生命短暂的惋惜和同情。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多说了。 贾诩绝对是个不应该提倡的人。他固然有绝世的才华，但只是苟且偷生，为了自己保命不顾一切。一个人的价值分为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自然价值很简单，就是作为食物链的一环、生态系统的一份子、地球上某个物种的一个个体存在，你的价值不过是消耗食物、繁衍后代、死后被分解者分解。就这样，很简单。如果只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讲，贾诩在繁衍了后代以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样的生命对于地球而言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生命是最宝贵的”这句话已经失去了自然价值。那么，贾诩的社会价值呢？他苟且偷生地活着对于社会有帮助吗？他活着，是不是因为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需要实现？是不是为了以天下为己任？是不是为了造福身边的人？是不是为了展示某种伟大的人格？是不是负起了身为一个智者的责任？不是的。这样的人生有没有都是一样的，他纵然有天才的大脑，也只能说上帝浪费了一份才华——越是有能力的人越不能辜负天赐的才华——这更使得他不可原谅。 这是我对几个争议较大的人的看法。其实喜欢这几个人的朋友们没有必要倒亮。先辈们的事没有必要在今世再起风波了。我想这些人里面没有谁会计较谁更聪明谁更能干的问题了吧？ 五 网上有朋友这样说道： 我知道，演义七实三虚，而且虚的往往是那些最精采、最广为人知、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老罗偏爱丞相，偏爱蜀汉，不惜曲笔改造了许多史实。 我也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经常是残酷而无趣的。那使我醉心的仁义忠节，不过是社会所构建的、要教人中毒的文化基因。 但，我就是这样中毒了，有何办法呢？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在后人的头脑心灵里，那些鲜活的面容熟悉的姓名，自有一种让人不能自拔的真实。即使在更大更广的历史视角里，那些忠义都不值得推崇，可那股驰骋纵横的英雄气，谁也不能抹去。 读罢之后，只有心酸。我也何曾不醉心于“仁义忠节”，直到有一天知道它们的本质是“吃人”；我也曾固执地坚信着“鱼水之情”，直到有一天有人说这是互相利用，买卖关系；我也曾为了刘备能够为兄弟报仇不惜江山社稷而感动，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我这是他攻打荆州的借口。我很失落，也有庆幸——我是在心智比较成熟以后才接触到这些并不美好的东西，然而我更担心，担心有许多孩子过早的看到了世界的黑暗与丑恶，过早的对世界失去了信心，过早的加入到勾心斗角和利益买卖中去，过早的放弃了正义。我是在外公的怀抱里听着三国故事长大，外公慈祥地为我隐去了那些罪恶、黑暗和死亡，留下了义气、智慧和忠诚。我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还能受到这样的保护？ 去年春节我去了成都的武侯祠。庭院里古柏森森，一片肃穆。我在丞相祖孙三人的塑像前伫立良久，忽然听到一个外地女子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你知道吗？他们祖孙三人都是为了保卫蜀国——也就是四川这个地方而死的。” 她是在对她那年仅六七岁的儿子说话。尽管她的解说并不全面，但看着那个小男孩天真的脸上露出了似懂非懂的神情，我突然有些欣慰。 原来还有人记得。 丞相，原来还有人记得。 蚴 @ 16:06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中庸与宋代司法审判Z Tag: 知鱼桥 2006-07-16 学生姓名 杨茜 指导老师 周子良 内容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自身的内核是中庸之道,中庸不仅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和目标,更是一种精妙的哲学方法论.熟读四书五经的宋代士大夫作为宋代司法审判的主角,自觉不自觉的受到中庸的影响,并将其反映在审判活动中,成为宋代司法审判的一个亮点.本文拟从中庸与宋代司法审判的角度作一考察,从一个侧面探究中庸的法文化价值以及其对于今天法治建设的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 关键词:中庸 士大夫 情理 中庸是我国的传统哲学范畴,长期以来,它以不易之常道存在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并且至今还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影响.对它的社会作用作深入的考察,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重要课题.但有关中庸与中国古代法律的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探讨,学界的研究尚比较薄弱.事实上,当中国古代司法官常常要面对情与法的冲突时,中庸是他们判案息讼,解决当事人之间矛盾的首要准则和制胜法宝.这一点从宋代遗留下来的司法文书和相关书籍来看表现得非常清楚.本文就中庸与宋代诉讼审判的关系问题作一探讨,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中庸的法文化释义 亚历士多德认为,人的德行是要通过感情和实践来传达的.而感情很容易走向极端,实践也不必然为理性所指导,所以德行也就存在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情况,而且前两种情况更容易发生.而德行本身应当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因为它以取中间为目的,其次,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是德行的特点."[1]正因如此,需要适度中正的理性驾驭情感和实践的马车,载着道德驶向正途.殊途同归,中国的孔子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2]"在中国哲学的领域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一个强大的调和折中的趋势."[3]孔子是中道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的思想,通过对人和自然的深刻洞悉创设了中庸学说.中庸的"中"意指事物存在的一种合理,正常的状态,"庸"即是"常"和"用",是事物寻常之道理.人生大德大智慧就在于从自然之中看似平常但又具有长久性,普适性的道理中提炼出指导人生的真理,并适用于生命的实践."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但《中庸》才是集中体现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从法文化角度来看中庸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正,不偏颇是中庸的核心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4]"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不偏之谓中,不异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6]可见中庸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无过","无不及".作为一种认识方法,中庸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看问题坚持两点论,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某种理论的成败做出理性的判断,居于两端之间又不改变自己的立场才是中庸之道的精义.中庸之道是对矛盾的驾驭和超越,而不是滑向所谓的"乡愿",搞折衷主义.孔子是很憎恶"乡愿"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中正之义等同于西方学者所称之公平,公正,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中庸从来都是与儒家文化的情理精神密不可分的.在繁复众多的人生与道德的选择中,如果抽掉一切具体情理,那么从中庸的心理内容看,实际上是在情与理之间作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既不是纯粹情境情感的,也不是绝对理性的,而是合情合理的一种情理精神.它不同于西方绝对理性或绝对感性下的公平,公正.而是一种理生于情,理寓于情,理以节情,理以化情的情理精神,它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又是以理性为指导的以实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为目的,而且在这种情与理的交融中化解了理性与感性的对立与冲突,达到一种中庸的理想境界,即合乎理性的伦理情感.它是中国的理智而非西方的理性.中庸运用于司法就是要在情,理,法三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使结果合法,合情,合理.这才是中庸所强调的中正,不偏颇,所以绝不是仅仅依法办事公平,公正所能涵盖的. (二)中和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早在《周易》一书中就已经有了尚和的观念,即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是对立双方和谐统一起来.初,三,五,奇数爻位为阳位,二,四,六偶数爻位为阴位.如果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则为当位,上下两卦阴阳相应则为和,尤其是二,五爻分别为上下两卦中间爻位,如果相应,则既居中有相应,成为中和,是吉利圆满的意思. 《中庸》云:"喜怨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之《目录》又语"名曰中庸者,以其中和为之用也."古人尚和并不是偶然的,自古中国就是一个地大人稠的农业国家,要养活众多的人口,农业生产是第一等大事.而对于农业来说安定的社会秩序,连贯的政策比什么都来的重要;更何况古代中国社会又是典型的血缘宗法社会,秩序是伦理的第一要义;加之春秋战国那个"失范的社会"使中国人对动乱产生的创伤性恐惧有了一种"中和情结"."儒家将自然,社会和人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生命大系统,中和则是这个系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7] 中庸之道是通过"执中"而达到"中和",把人们的情感,欲望,思想及行为控制在封建政治及道德的范围之内,是之发作得恰到好处.所以中庸首先强调的是个人身心之和,要以理制欲,以理节情,提高个人的修位,逐步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孔子曰"中之人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饮食有量,宫事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其次是人际之和.夫宜,妇顺,兄良,弟悌,君仁,臣忠,个人履行好礼所要求的义务,并无条件的服从于宗法家族的整体利益,那样才是一个和和美美的家族,安定有序的国家.所以在这样人伦人情完全笼罩个人,人口流动较少的社会里,当事人眼前利益的争执如果"闹"到法官那里就真的撕破了脸皮,不论谁赢谁输都坏了和气,伤了人情,有时甚至引起家族之间的恩怨.宋人胡石璧有判词云"今之世人识此道里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利益,才有些小言语,便要去打官司,不以乡曲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便宜处……人生在世,如何保的一生无横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了人情在乡里,它日众生相与遮盖,大事也成了小事,既是与乡邻 隙,他便来寻针觅线,掀风作浪,小事也成了大事矣.如此则是今日之胜,乃为他日之大不胜也."[8]所以古人厌讼,贱讼的心里不难理解了. (三)时中是中庸的活力所在 中道的求稳定,求和谐,求平衡不是绝对的不变,不是静止的不动,也不是泯灭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中.这一原则被称之为"时中".时中是中庸的一层重要涵义,时中意指随"时"以求"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时中"涵盖着与时俱进,审时度势等一系列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行为艺术,绝不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的处世哲学. 要做到时中就必须首先处理好经与权的关系.经,又被称为"常","中".是指一般性原则,权则是指在特殊情况的通权变达.经权关系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如何统一的问题.经易守,通权则难,所以诸子对于经权关系的阐发多集中于对"权"的理解.孟子强调经离不开权,"执中无权,犹执一,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败."[9]董仲舒承认行权的必要性,但他对行权的条件提出要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否则就不如不行权."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也."朱熹则从权对经的补益处着眼"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的道理而已.精微曲折处,故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综观儒学经权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承认客观事势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而且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不动的,主张在特殊状态下应该通权变达,不是从僵死的教条去规范变化万端的现实,这种追求原则与境遇相统一而达到"合宜","至善"的经权智慧,既是对中庸时中境界的追求,也是情理精神的实现."时中"和"经权之辩"为中庸之道如何在发展变化的情况下成就中正,达至中和提供了原则和方法,从而避免中庸走向僵化和陈固,是中庸的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善. "时中"和"权"的关键在于把握变的时机和度,这对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活动中如何准确的适用法律是一项高超的艺术.法与时新,刑罚有权是中国古代法的一大精义.《吕刑》云"轻重诸法有权.刑罚世轻世重,相齐非齐,有伦有要."丘浚也说"帝王之道,莫大于中.中者也,在心则不偏不倚,在事则无过不及.……非德礼乐政为然,而施于刑者亦然,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为此,亦不倚于彼,惟其情实焉,即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于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详刑."[10] 二,中庸与宋代司法审判 (一)中庸与宋代司法官的选任 古代中国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是合二为一的.在宋以前,除民事案件是由县级行政长官审理之外,刑案多由佐官或狱吏代审,长官只是签发有关的文书或判决书,临决时审一下而已.宋以后才真正有长官亲自审理案件.在宋代,担任基层司法官员的人员有两种:一是县级的长官,他们既是亲民之官,同时又必须亲自审理案件.二是州里的"司法参军"与"司法参军"一类的"曹军",他们的职责就是依法断刑,审诀狱讼.宋大夫初入仕途之时,往往被派到地方担任基层司法官员,他们在宋代司法审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些法官又是怎样选拔出来的呢 孔子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自隋设进士科取之后真正成为现实.隋炀帝大业元年首设科举制度,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宋代进一步完善.宋代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符合统治者口味的儒学得到空前的重视,宋太祖开始重用儒臣,就已经表明了尊孔崇儒的意向.宋太宗更是极力提高儒学的地位,规定选拔出来的人才"须通经义,尊周孔之教".宋真宗尊孔崇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不仅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祭奠,并且亲自撰写《文宣王赞》和《崇儒术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大力兴办学堂传授儒家经典,科举考试的内容也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出仕干禄的诱惑下,很多人埋头于儒家经典之中,为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孜孜以求,参加科举考试人士也大大增加,录取规模史无前例.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达,文官制度经战国发端,秦汉奠定,推动,隋唐改进和完善,终于在宋代发展到了最高峰.众多熟识四书五经的儒学用他们满腹的经义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礼记中庸》作为儒生必读书目,这对于这些司法官的审判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二)中庸在宋代诉讼审判中的运用 1,宋代司法官的审判立场 古人以"和谐"为整个宇宙观的最后归依,以和睦为人际关系的理想境地,这也正是中庸的最高境界"中和"所追求的目标("中和"一词,从构词法来看,属于偏正结构,"中"是指中正,时中,而"和"大致可以与"和谐"一意相重合,"中"是辅,而"和"是主).对于和谐的追求,在社会关系领域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那就是"无讼".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1]虽然无讼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意欲成为"名公"的宋代士大夫,并没有停止对息讼的努力.欲使民不争,必须先平其好恶,而要作到这一点,却又不单是刑罚所能够胜任的,最关键,最有效的办法,至少在儒者们看来是"教",司法官会对争讼的当事人进行教化,使其自责,主动撤回诉讼.据《后汉书·吴佑传》"吴佑为胶东相,民有争讼者,必先闭合自责,然后断讼,以道警之,或亲到闾里,重相和调,自是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斯."如果教化那么常见的情形是在判词中大篇辐的道德训诫.下面引录的一篇就很典型.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地."[12] 2,宋代士大夫的审判依据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郑克的《折狱龟鉴》,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桂万荣《棠阴比事》和《对越集》不难看出,宋代士大夫的审判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法条和情,理往往都是官员予以考虑和遵循的.法,既指法律的书面规定和"法理","法意"等,个别情况下还指法条中的"微言大义".情,包括书判中的"情"和"人情".除个别情况外,二者判然有别,前者作为判决依据主要指事实真相,后者则主要指通行的观念.理兼指"理"和"天理"."理"主要相当于逻辑和惯例."天理"本指天道或之人本性.在书判中主要指家族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在法禁详备的南宋,法律的规定理应是处理争讼时首先予以考虑的.胡颖称"本府之所断,未尝敢容一毫私意已见,皆是按据条令".[13]蔡杭谓"国家法禁,一视同仁,岂有所轻重哉 ""官司按法而行".[14]人情,理等模糊性社会规范作为案件判决的依据时,与法律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并相互统一."祖宗立法,参与情,理,无不曲尽其所有.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手后世矣".[15] 事实上,从法律的产生和预设的作用看,法律是情理原则实现的基本常规手段,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根本原则,到立足于亲亲尊尊的各项规定莫不构成了蕴含情理的各项原则要素.因此可以说法律的明文规定已经蕴含了情理一般要求,二者原则上不存在对立之处.但法官严格依法办事并不必然就合情理,做到了"公事到官,有理由法."有案例为证.案例一,江东老死后留有三个儿子,分别名江刘员,江齐孟和江齐戴,江齐戴死后没有儿子,他的族里的连襟兄弟江渊想要把自己的长子江瑞过继给江齐戴作儿子,但族里的人认为江渊曾经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过继给江齐孟,而这个孩子不孝敬养父母,品质不好.所以反对由江瑞作江齐戴的养子,而且如果立了江渊那么江东老家的财产就有三分之二将会为江渊家所有,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江瑞作为过继人选并没有违法之处,不能以此判定江瑞败诉,同时法官调查以后发现只有江瑞符合过继的要求,如果不立江瑞那么也不符合江东老家想要收养继子的初衷.[16]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情理与法并不是总协调一致的,在具体案件中二者甚至发生冲突.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所强调的方面是不同的,国法强调审理案件的客观性和执法的公平性,天理旨在强调审案时是非分明,恰如其分,人情则要求法官权衡实际,灵活断案.其次情理作为道德的范畴,道德本身与法律的矛盾之处,同样是情理与法律的矛盾所在.当然这属于另外一个课题,本文不作详述,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司法官如何使"情"与"法"两不相碍,使当事人都满意判决结果,不妨从案例中找寻答案. 案例一,邹应祥,邹应龙,邹应麟为三兄弟,在分析家产时,应龙认为其兄长应祥分财不公,为这事告到了县衙.没过几天,哥哥又告弟弟应龙对他不恭之罪,应麟告哥哥不友之罪.经查明事实基本是这样的:邹应龙贪图钱财,在妻子的怂恿下,不孝敬老母,对他的哥哥应祥拳脚相加,对弟弟应麟也没有尽到一个哥哥应尽的职责.三兄弟在分家产时出现的分歧将矛盾激化,最后终于闹到了法庭.在这个案子当中首先三兄弟分财本身就是不合法意的.邹氏三兄弟尚有六十老母奉养,依法是不能分析家产的,因为根据《宋刑统》的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别居异财.所以官府对分财一事本可以不予受理,至于分得公不公正,就根本无从谈起了.但法官显然作了更加细致的工作,他查到在邹氏三兄弟分财产的过程中,他们的母亲就财产有挑拨的情节,这显然不符合一位母亲的身份,有违人之常情,法官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且根据绍熙三年三月九日户部看详之文:如果祖父母,父母愿为挑拨,而有证据的,可以分家产.因而能否立案上有回旋的余地.另外如果对应龙不孝,不恭,不友的行为,不加以教化惩戒,那么三兄弟分析财产的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息讼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这显然有悖于法官的立场.所以,法官胡石璧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受理. 既然已受理,那么又如何下判呢 法官又查到应祥曾为应龙养活他的儿子,后来这个孩子不幸夭折,就又收养了应龙的女儿,并为她准备了婚事.应龙反而恩将仇报,"不恭于兄,不友于弟",实在是"罪恶不可胜诛,难尽从恕."既然这样,法官完全剥夺了应龙的继承权,并且给他应以重罪,那才大快人心吧 胡石璧有没有这样做呢 没有,首先,胡石璧对应龙的不孝,不恭,不友的作法严加训斥后,只对邹应龙从轻勘一百,为何这样作判呢 胡石璧站在应祥,应龙的立场上,认为如果对应龙严加刑罚势必伤了兄弟情份,将来很难复合,倒不如作个轻判,借应祥,应麟一个不愿意争诉,对应龙的行径"不藏怒,不宿怨"的高姿态,使应龙对兄弟的宽恕心怀感激,彻底地改过自新.至于财产,胡石璧既没有责令三兄弟不可分财产,也没有剥夺邹应龙的继承权,因为法官作了如下三点考虑:第一,法官仍然是借应祥,应麟之口,让应龙有愧于兄弟之情得教化.第二,如果应龙在轻罚之后,可以真正地悔过,那么就算分财产,应龙也不会再与兄弟有大的纷争,所以法官没有剥夺他的继承权.第三,如果应龙仍不改,不能体会到法官的这番美意,就算今天不许兄弟分财产,那么日后也会纠纷再起,倒不如依据户部的文书,令其各自营业,对财产择利而圆之. 细读案例,这位宋代士大夫的聪慧圆通引发我们良多沉思.一个如此简单的案件,法官做了庞大而细致的调查和考量,不仅详查事实,而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适当地变通法律,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同时参酌人情,将人情中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详加考虑,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审判的过程中,法官不时的变换角色,从各个不同当事人的角度加以考虑,最后回到宏观中立的位置,把握各方的矛盾,使判决下得入情入理,中正而不偏颇,以达到使各方心服口服,彻底地解决争讼,并且教化百姓的目的.正如胡颖所说:"法意,人情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人情,则通行无弊矣."[17] 案例二,该案的大意是: 愈百六娘及夫陈应龙诉戴士壬, 要求赎回其父俞梁典出的田九亩三步.但据戴士壬称, 该田已于绍定二年买得, 价钱是四十五贯.也就是说, 案中所诉田地, 先由戴士壬以八十七贯典得, 后又以四十五贯的差价买断.经查, 事实是: 戴士壬所执田契, 典契是真, 买契是伪.如此, 该田理应由俞百六娘夫妇照契取赎.判决并不难作出.但是法官吴恕斋并没有简单不判, 认为仍有"当参酌人情者".首先,在古代土地对于小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戴士壬几年来对土地的投资,使土地保持较好的生产能力,那么愈百六娘夫妇赎回的土地肯定不是当时的状况.所以于情愈百六娘在赎田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在价钱上有所体现.其二,"开禧田价, 律今倍有所增; 开禧会价, 较今不无所损."这是的田价和会价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仍按几年前的标准计算赎金显失公平,"故愈百六娘夫妇赎田应以官会还戴士壬",应该说,只有这样的权衡对于戴士壬才算是公正的.考虑到上述因素, 吴恕斋的判词是这样写的: "今索到戴士壬原理典卖俞梁田契, 唤上书铺, 当厅辨验, 典于开禧, 卖于绍定, 俞梁收押, 汹出两手, 笔迹显然.典契是真, 卖契是伪, 三尺童子不可欺也.作伪心劳, 手足俱露, 又有可让者, 俞百六娘诉取赎于嘉熙二年二月, 而士壬乃旋印契于嘉熙三年十二月, 又尝于嘉熙三年三月内, 将钱说诱应龙立契断卖四亩, 以俞百六娘不从, 而从牙保人骆元圭者, 尝献其钱于官, 使其委增断买, 契字真实.何必再令应龙立断卖契, 又保为旋投印卖契于俞百六娘有词一年之后耶 此其因阿俞有词取赎, 旋选伪契, 以为欺罔错赖之计, 益不容掩.切原士壬之心, 自得此田, 历年已深, 盖已认为己物, 一旦退赎于业主之婿, 有所不甘, 故出此计.照得诸妇人随嫁资及承户绝财产, 并同夫为主.准令: 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 而归宗女减半.今俞梁身后既别无男女, 仅有俞百六娘一人在家, 坐当招应龙为夫.此外, 又别无财产.此田合听俞百六娘夫妇照典契取, 庶合理法, 所有假伪卖契, 当官毁抹.但应龙既欲取赎此田, 当念士壬培壅之功, 盖已年深, 亦有当参酌人情者.开禧田价,律今倍有所增; 开禧会价, 较今不无所损."到此判决已经比较圆满了,法官既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了权衡,作到了时中;又查明真相,依法将田业判给愈百六娘所有,销毁了戴士壬的伪契,作到了中正.但法官并不于此,通过他对当事人的调查了解,认为就此下断并不能真正达到中和的效果.理由是:"观应龙为人,破落浇浮, 亦岂真有钱赎田, 必有一等欲炙之徒资给之, 所以兴连年之讼."将田产交给这样一个人,法官实在不放心,所以法官又判到:"俞梁既别无子孙, 仰以续祭祀者惟俞百六娘而已, 赎回此田, 所当永远存留, 充岁时祭祀之用, 责状在官, 不许卖与外人.如应龙辄敢出卖, 许士壬陈首, 即与拘籍入官, 庶可存继绝之美意, 又可杜应龙贱赎贵卖之私谋, 士壬愤嫉之心, 亦少平矣! "[18] 案例三,该案的大意是: 江山县临江乡吕千五诉称: 詹德兴卖给毛监丞宅的土名坑南,牛车头,长町丘等田, 本是盗卖, 该田是吕的家业.而当事人则称: 毛监丞宅买田有淳熙十六年及绍熙五年詹德兴买田之契约两件, 证明詹德兴所卖之田属于自己所有, 买卖合法, 又有"嘉熙四年产簿一扇, 具载上件四段, 亦作詹德兴置立, 不可谓非詹德兴之业也."但吕千五又称: 该田本是吕家所有, 嘉定十二年寄于詹德兴家, 且有詹德兴典该田于吕德显(业主) 之契约.经查证, 事实是: 该田确为吕千五家所有, 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 是因为吕千五父(吕德显) 为逃避差役,故意将田产隐寄于亲戚詹德兴家.詹德兴趁机自卖以邀利, 致使事情败露, 遂兴争田之讼.吕千五父所为, 在宋代称为"诡名挟户", 又称"诡户", 是宋代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所谓诡户, 可分为"诡名子产"和"诡名挟佃"两类.前者指一户虚立几户乃至几十户户名, 以便降低户等, 冒充下户, 规避上户承担的某些税役.吕家所为, 显是后者, 即"诡名挟佃".就是将田产隐寄于官户,形势户, 冒充客户, 规避主户承担的某些税役.就本案来说, 吕千五,詹德兴显然皆有过错.只有毛监丞宅不知情, 作为买者, 他是无辜的.该怎样处理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关系呢 审理此案的翁浩堂这样判决的:"在法: 诸诈匿减免等第或科配者, 以违制论.注谓以财产隐寄, 中假借户名, 及立'诡名挟户'之类, 如吕千五所为, 正谓之隐寄,假借.既立产簿, 作为县户, 却又兜收詹德兴典契在手, 赋役及己, 则有产簿之可推,户名借人, 又有典契之可据.其欺公罔私, 罪莫大焉.今智术既穷, 乃被詹德兴执契薄为凭而出卖, 官司既知其诈, 而索以还之, 是赏奸也, 此吕千五之必不可复业也.詹德兴系吕千五之嫡亲, 故受其寄, 及亲谊一伤, 则视他人之物为己有, 不能经官陈首, 而遽自卖之.在法: 即知情受寄, 诈匿财产者, 杖一百.詹德兴受吕千五户之寄产, 自应科罪, 官司既知其伪, 而遂以与之, 是诲盗也.此詹德兴之必不可得业也.西安赋税陷失, 科配不行, 邑号难为者, 皆因乡民变寄田产所致.当职或因索干照而见, 或阅版籍而知, 未能一一裁之以法, 亦未见有寄主与受寄人如是之纷争也.上件因酌以人情, 参以法意, 吕,詹二家俱不当有.毛监丞宅买, 本不知情.今既管佃, 台从本县给据, 与之理正.两家虚伪契簿, 并与毁抹附案, 詹德兴卖过钱, 追充本县及丞厅起造, 牒县丞拘监.詹德兴已死, 吕千五经赦, 以免科罪, 詹元三留监, 余人放."[19]就本案来说, 翁浩堂判词中的"酌以人情"含义有二; 其一, 指吕千五,詹德兴皆有过错这一事实, 吕氏规避差役, 詹德兴则趁机自卖, 二人皆应受法律处罚.其二, 毛监丞宅作为不知情者, 在买田交易中是无辜的,且已管典多年, 理应得到保护.显然, 这里"人情"是指案件的实际情况, 而非飘忽不定的法官之喜怒.再就翁浩堂的判决来说,"酌以人情, 参以法意",使所争之田吕,詹二家皆不得有.惟有对无辜者——毛监丞宅则"本县给据, 合从理正".应该说, 这是至为公允的. 通过以上分析,不得不赞叹宋代士大夫在审判过程中对于中庸之道灵活而恰如其分地使用,作为一种高超的审判技巧.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理顺各案中情理与法律的关系,各种情理之间的关系,顺应变化了的情势,从宏观的角度把握矛盾的各方面,达到最圆满期的结果,这项工作绝对是庞杂而又细致的.中庸之道在审判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是促使法官更加综合全面地考察案件事实,使法律事实较大限度的接近案件事实,有利于保证判决结果的公正;一方面在协调情与法的过程中,将柔软却充满任意性的情理和形式公正却僵硬滞的法律较好揉捏,调和,使法律更加人性化,情理更加规范化;另一方面,对于中和的努力,不管目的是否最终实现,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教化的力量,当时人更加易于接受判决结果,主动执行判决. 中庸作为一种高深的方法论和做人原则,当然不是读几本儒家经典著作就能理解并运用于实践的,事实上要做到中庸绝非易事,她强烈的理想色彩和现实之间构成的矛盾,更使中国历史上无数读书人误入歧途,由君子儒沦落为小人儒.理论被后代统治者加以利用,成为其手中的政治工具,许多原本是为了慎重刑罚,用中折狱的中庸思想被断章取义,用以愚弄百姓."过犹不及"流传到后世就被曲解为机械居中,渐渐演化为不问是非的顺同."和"的意义演化为同乎流俗的顺从,貌似公正,实则毫无原则.它反对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他人争讼,要求百姓成为集权统治下的顺民.在司法审判中,也清晰的表现出这种倾向.法官一味调和,忽视了法律原本的价值,使法律更加难以以独立的姿态与道德相脱离,系统的发展.而且在折衷的过程中极易事法官忽视当事人原本依法享有的权利,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中庸的现代司法价值 在宋代士大夫的司法活动中,这种操作原则具体是指在注意当事人心理活动的基础上,既要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又要参酌案件的实际情况,以情动人,从而实现天理,国法,人情互为圆融.在这里天理,国法,人情皆有所指,并非是司法官员以己之喜怒而参与其间.就"天理"而言,一是为官要清廉,就是时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办案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二是从事司法活动,应有哀矜恻隐之心,而以残忍刻薄为戒.三是是非分明,不能亲者近者非亦是,疏者远者是亦非,而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再说"国法",士大夫在司法活动中,至少要有这样的观念, "国法"指的就是朝廷的法令,执行法令一定要出于公心.至于人情并非是说司法人员可以据此大下其手,以快己私,而是指司法官员在司法过程中要注意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出于一种崇高的职业道德情感"以心治心",采用良心原则,灵活断案.三者都与司法官员的"德性"密切相关,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它需要一定的司法艺术.那就是"酌以人情,参以法意",达到情理统一中的司法公正.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艺术在现代司法中应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扬.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大环境与一千年前的宋代已达不相同,法律的地位,诉讼审判活动等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历史从来都是没有断层的,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故事,更多的是解读故事的思维以及将故事演绎下去的方式.不可否认人情在中国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人性的不完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民族伦理道德传统的影响和司法环境,社会风气不尽人意等因素的干扰,情与法之间的有机协调日益遭到破坏,而二者的尖锐冲突愈演愈烈,如"以情代法""徇私枉法"等等.人际私情影响着法律的公正,消解着法律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力量,阻滞着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所以今天我们的法官同样面临着宋代同行们遇到的问题,即如何平衡人情与法,在各种冲突的价值中做出选择.同时,法律追求秩序,追求和谐的社会价值取向并没有改变,因为法律及其本质而言是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的名义把自己的最大的阶级偏私隐藏于这种衡平和稳定之中,并借以实现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20]因而我们的法官如何在其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或者体现法的这种追求,为建设和谐社会尽到自己的一份职责呢 宋代士大夫将中庸之道运用于诉讼审判的司法艺术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人情,人情关系虽然对司法工作具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但它也有许多积极的和体现民族特色的因素,并形成中国特有的人文力.人情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组织结构形式.在司法活动中排除人情,人际关系的干扰,发挥崇高的道德感情的影响所引起的情感互动就是司法人员的自我价值选择.它使司法具有很大的弹性,它强调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因事因人制宜,可能比起仅依僵硬单一的法规进行司法更加合情合理.这种弹性不只是使执法,司法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而且具有一般的绝对原则的依法办案所达不到的深度,它能使人们"心悦诚服",切身感受到天理,国法,人情互为圆融的玄妙.司法当然需要一定的力度,这是公正与正义的要求,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弹性,这是增强法律的合理性,保持人在司法中的主体性地位的要求,因此,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到司法公正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价值选择模式. 在现代法治化过程中,如何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选择模式 笔者认为,在内在机制上说就是法,情,理的整合.情与理的矛盾的核心是所谓社会公正.什么是公正 金勇义先生把公正解释为两个方面:狭义的公正与广义的公正.前者是指司法者不受情感的影响而按照法律法规作出判决;后者是为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呆板地选用法律条文而造成的非正义现象而提供的补救措.前一个公正表现为合理; 后一个公正则表现为合情.只有合情又合理才是完全的公正.从情与法关系上说,西方的法治主义以法律代替情理,使执法,司法失去了灵活性与弹性;中国的人治则以情理侵蚀法律,又使之丧失了原则性与平等性.合理公正的模式应是情,理,法的统一;以法为核心,以情理为基础,形成一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司法机制(当然,在这里"情"主要是指崇高的道德感情,而不是人际私情).而这三者的整合如果在一定的范围内将中庸作为其原则和方法之一,那么笔者认为将更加符合我们的国情以及国民的心理习惯,更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我们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法律及其一整套制度可以说都是舶来品,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尚没有达到,中国社会仍然在经历着从身份到契约的蜕变过程,所以国人所理解的公正,秩序绝对和西方人的理解有不同之处,可以说含有更多的情理在其中.面对这样的国情,司法官从他们的宋代同行身上也许可以学些什么,为今所用吧. 注释 [1]廖申白译.亚历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04 [2]王兴康编.论语·雍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2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16 [4]黎靖德.朱子语类.山东:山东友谊书社,1994.27 [5]陈注编.礼记·中庸.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7.34 [6]王志编.中庸·题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8 [7]俞荣根.道统与法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50 [8]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321 [9]朱熹.孟子·尽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 [10]丘浚.大学衍义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一百一 [11]王兴康编.论语·颜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2 [12]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230 [13]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33 [14]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81 [15]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48 [16]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54 [17]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60 [18]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221 [19]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45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6 参考文献 [1]王志强.《名公书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法学研究,1997,05 [2]王志强.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南宋书判初探.中国科学,1998,06 [3]陈景良.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法学研究,1998,04 [4]陈景良.试论宋代士大夫司法活动中的德性原则与审判艺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之二.法学,1997,06 [5]Edited by Robertp P.George,Natural Law Theo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2,301 [6]肖群忠.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齐鲁学刊,2004,02.56 [7]廖申白译.亚历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俞荣根.道统与法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Golden Mean and Song Dynasty Juridical Try Abstract:The Confucian's ideological system is the main bo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One of its own kernels is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which is not only one kind to the realm and goal in high life, but also a kind of wonderful philosophy methodology even more. Song dynasty court officials pore over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As protagonists of Song Dynasty juridical try,Song dynasty court officials were influenced by golden mean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reflecting it in the trial procedure,which become a light spot of Song Dynasty juridical try. This text draws up and angl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ries and makes some investigates of Song Dynasty juridical try from golden mean, probing into the cultural value of law and the golden mean from a side to meaning on a kind of methodology governed by law of today. Keywords:Golden mean Court official Reason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从现代的学者研究以及与现代制度比较的有利性的角度出发的，至于这样的构建是否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没有加以叙述留待以后解决的问题之一。 蚴 @ 21:57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晏几道年谱（Z） Tag: 知鱼桥 2006-07-09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5 期(总第79 期) 覃媛元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邮编:130024) 摘　要:宋代著名词人晏几道的生平事迹在文献中鲜有记载,本文搜集了有关资料,对他的生平、作品、交游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背景。 关键词:晏几道　年谱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9410 (2005) 05 - 0083 - 05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晏殊九子中的第八子,行十五。因三哥全节从小过继给叔叔晏颖为子,所以算是晏殊第七子。[ 1 ] 仕太常寺太祝,监颍昌许田镇,晚年由乾宁军通判转开封府推官。黄庭坚称其“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又称其平生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2 ]《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他“纵弛不羁,尚气磊落”。 几道喜藏书。张邦基《墨斋漫录》卷三中说,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碗,叔原以《戏作示内》赠之:“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3 ]其词盛为当时所推,王灼《碧鸡漫志》谓“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有词二百五十九首、诗七首(另有一残句) 、文一篇传世。 仁宗宝元元年戊寅(1038) ,一岁。 四月二十三日辰时生。 案:几道的生卒年在史传中无记载,近人编写的晏几道年谱及其他研究晏几道的文章,对他的生卒年均是根据有关材料推算而定。如夏承焘先生编撰的《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中推断,几道约生于天圣八年庚午( 1030) , 卒于崇宁五年丙戌(1106) ,[4 ]今人多沿用此说。后钟陵先生在《晏几道生卒年小考》中对此质疑,认为他约生于1048年,卒于1113 年后,[5 ]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采纳了此说。[ 6 ]97 年涂木水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他到二晏的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乡沙河村查阅了《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临川沙河世系》,里面明确记载:“殊公儿子几道,字叔原,行十五,号小山……宋宝元戊寅四月二十三日辰时生,宋大观庚寅年九月殁,寿七十三岁。”此谱为清高宗乾隆三十二年(1768) 的晏殊第二十九世孙、江西省湖口县令晏成玉主修,由晏氏后裔历代相传而保存下来,故所载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 1 ] 仁宗庆历元年辛巳(1041) ,四岁。 郑侠生。 庆历三年癸未(1043) ,六岁。 王肱生。 庆历五年已酉(1045) ,八岁。 黄庭坚生。 仁宗至和二年乙未(1055) ,十八岁。 正月丁亥,晏殊卒。几道因年幼,由二哥承裕妻张氏扶养。 《永安县张氏墓志铭》:“元献薨,有三男子、四女子幼稚,夫人养毓调护,皆至成立,娶妇嫁夫。” 任太常寺太祝。 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铭》:“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赐予加等。以其子承裕为崇文院检讨,孙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7 ] 案:晏殊去世时晚辈无官衔的只有“孙”及“甥”九人,几道早已当上太常寺太祝;殊卒后八子中只有承裕升为崇文院检讨,几道并无升迁。《宋代文学史》中说他是在父亲去世后“以恩荫为太常寺太祝”,[6 ]不确。 仁宗嘉佑三年戊戌(1058) ,二十一岁。 与沈廉叔、陈君龙把酒听曲,作词给莲、鸿、苹、云演唱,约在本年到嘉佑末之间。 《小山词自序》:“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流转于人间。……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2 ] 案: 《小山词》结集约在元佑初(见“哲宗元佑元年”条) ,而往昔与几道饮酒之人垅木已长,词中所记之事也已如昨梦前尘,可知时日已十分久远。“始时”二字似是说自己刚开始宴乐、创作之时,当为几道年少时。而他十八岁以前不是年幼无知,就是随父亲辗转于各地为官;[8 ]后来父亲病重返京,过世后又要守孝三年,当无饮酒作乐之理。因此他与沈、陈二人交往当在本年以后。“已而”二字说明这段时间不长,到治平元年(1064) 与黄庭坚相交的时候,庭坚并未提及二人,估计也就是两三年欢乐的时光。《小山词》中描写四女而又不带有回忆意味的词,当为此时作,如[木兰花] (小颦若解愁春暮) 、[木兰花] (小莲未解论心素) 等。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1064) ,二十七岁。 与黄庭坚、王肱结交,常携酒客吴无至共相纵饮。 黄庭坚《王力道墓志铭》:“吾友力道讳肱, ……以乡举士俱集京师,甲辰、丁未岁相从也。……(力道兄) 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临川晏叔原几道、豫章黄鲁直庭坚。将请叔原序其文,而属鲁直铭其墓。”[ 7 ] 黄庭坚《书吴无至笔》:“有吴无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时,余屡与之饮。饮间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侠也。”[ 7 ] 案:庭坚本年二十岁。 神宗熙宁六年癸丑(1073) ,三十六岁。 约郑侠在重阳节共饮。 案:侠本年自光州司法参军秩满入京,几道与他相交当在此时。侠有《晏十五约重阳饮患无登高处》一诗,[3 ]熙宁七年四月侠已下狱,几道不可能与他相约重阳,故此诗当为本年作。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三十七岁。 春,作“小白长红又满枝”诗赠郑侠。十一月,以郑侠事下狱,不久释出。 《侯鲭录》卷四:“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往还厚善者。晏几道叔原皆在数中。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裕陵称之,即令释出。” 案:据侠《西塘集》自记,本年四月,侠因绘《流民图》、《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上奏,指斥新法弊窦而下狱;十一月编管汀州,究治其亲朋。 熙宁十年丁巳(1077) ,四十岁。 王肱卒,几道为其文作序(见“英宗治平元年”条) ,今已亡佚。 案:《王力道墓志铭》中提到,王肱比黄庭坚大两岁,去世时“年三十有五”,[7 ]即卒于本年。《宋代文学史》中说肱卒于元丰元年,[6 ]误。 神宗元丰三年辰申(1080) ,四十三岁。 与黄庭坚、王稚川聚会、酬唱,作《会寂照房》一诗,今已亡佚。 案:元丰二、三年间,黄庭坚赴京,于吏部等候改官;王稚川亦于元丰初调官京师。庭坚于本年作《次韵叔原会寂照房》、《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同王稚川晏叔原饭寂照房》三诗,[3 ] 故几道必作过一首《会寂照房》,惜已亡佚。 元丰五年壬戌(1082) ,四十五岁。 受宣作[鹧鸪天] (碧藕花开水殿凉) 词,疑在本年四月。[5 ] [鹧鸪天] :“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外转红阳。升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床。○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共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静,十样宫眉捧寿觞。”[9 ]黄升《花庵词选》注云:“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宴乐,宣晏叔原作此,大称上意。” 案:此说在时间上大有出入。首先说不过去的是几道的年龄。夏先生曾以此推断几道的生年为1030 年,庆历中他至少已有十余岁; [4 ]而现在已能确定几道生年为1038 年。庆历四年(1044) 九月,晏殊就为孙甫、蔡襄所论,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州,一直到至和元年(1054) 六月前,始终未曾在朝,[8 ]几道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奉召作词。也就是说,几道庆历中在京这段时间未满七岁,比较晏殊七岁能属文已被乡里号为神童这个事迹,即知几道不可能作出此词。 其次,这首词的词句中有三处提及作词的背景:一是首句“碧藕花开水殿凉”,写的是初夏景象;二是次末句“皇州又奏圜扉静”,指狱空之事;三是末句“十样宫眉捧寿觞”,则是贺颂皇帝的诞辰。仁宗的诞辰是四月十四日,称乾元节,符合第一、第三个条件;但查检《宋史·仁宗本纪》、《宋史·刑法志》、《宋会要辑稿·刑法》,庆历八年中皆无“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的记载。 除仁宗外,北宋只有神宗的诞辰也在四月;且据《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六十八册《刑法四·狱空》记载,神宗元丰五年四月一日、七日,开封府与棘寺都曾奏狱空,切合“皇州又奏圜扉静”中的“又”字(《宋史》中亦有两处记载,一是《神宗本纪》,一是王安礼传) ;几道此时也已四十五岁,词名颇盛了。因此,[鹧鸪天] (碧藕花开水殿凉) 词疑是本年所作。 监颍昌许田镇,写新词献韩维,约在本年到元丰末之间。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官敢以杯酒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案:韩少师即韩维,[4 ] 考其生平,从本年到哲宗即位他知许州府,[8 ]故几道监颍昌许田镇,写新词献韩维约在本年到元丰末之间。细思几道为何“甚豪”,“敢以杯酒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的原因,大概是四月时他应召作词大称上意,派到许州府当了个小官,于是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想让府帅也欣赏他的才华,给他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所献之词疑为[浣溪沙] :“铜虎分符领外台。五云深处彩旌来。春随红旆过长淮。○千里袴糯添旧暖,万家桃李间新栽。使星回首是三台。”[ 9 ]此词是为京中宰相出知府事者作,[9 ]舍韩维其谁? [鹧鸪天] (绿橘梢头几点春) 和[鹧鸪天] (清颍尊前酒满衣) 约作于离京到颍之时。 案:两词不但都有离别故土之意,而且都有想要大展宏图的豪言,如“明朝紫凤朝天路,十二重城五碧云”、“金凤阙、玉龙墀。看君来换锦袍时”、“留着蟾宫第一枝”。当个小官就如此意气风发,多是因为皇帝赏识的缘故。 [生查子] (远山眉黛长) 应是几道抵颍后怀念旧恋人之作。 [生查子]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 9 ] 元丰六年癸亥(1083) ,四十六岁。 [泛清波摘遍]系抒发离京一年、好梦成空、壮志难酬之感,当是几道监许田镇一年后所作。 [泛清波摘遍] :“催花雨小,着柳风柔,都似去年时候好。露红烟绿,尽有狂情斗春早。长安道。秋千影里,丝管声中,谁放艳阳轻过了。倦客登临,暗惜光阴恨多少。○楚天渺。归思正如乱云,短梦未成芳草。空把吴霜鬓华,自悲清晓。帝城杳。双凤旧约渐虚,孤鸿后期难到。且趁朝花夜月,翠尊频倒。”[ 9 ] [少年游] (西楼别后) 约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八年间。 [少年游] :“西楼别后,风高露冷,无奈月分明。飞鸿影里,捣衣砧外,总是玉关情。○王孙此际,山重水远,何处赋西征。金闺魂梦枉丁宁。寻尽短长亭。”[ 9 ] 案:这段时期内宋与西夏战事频繁。本年九月壬辰有诏曰:“州民为寇所掠,庐舍焚荡者给钱帛,践稼者振之,失牛者货市之。”[9 ] 由此可知夏人不断犯边对北宋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困扰,戍边的力量需要不断增强。因此这首抒写征人思妇别怨的词约为此时作。 [诉衷情] (都人离恨满歌筵) 一词当为伪作。 [诉衷情] :“都人离恨满歌筵。清唱倚危弦。星屏别后千里,更见是何年。○骢骑稳,绣衣鲜。欲朝天。北人欢笑,南国悲凉,迎送金鞭。”[ 9 ] 案:此词在《全宋词》中收录于几道名下。”[9 ]首句说京都的人充满了离愁别恨,下阙则描写金人兵强马壮,逼得宋人流离失所, “迎送金鞭”,显然是对靖康元年(1126) 金兵攻占开封有感而发。此时几道过世已久,焉能写出?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四十九岁。 返京, 《小山词》结集约在此时。 《小山词自序) :“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缉成稿。”[ 7 ] 案:高平公即范纯仁。[4 ]词集既为范纯仁缀缉成稿,又有黄庭坚作序,则结集时三人当在同一个地方;又据苏轼欲因庭坚见几道约在元佑三年的推测(见“元佑三年”条) ,可知几道元佑初在京中,且词名大盛。纯仁、庭坚从本年到元佑三年亦恰在京中,此后无再聚首之时;再考虑几道作词只为自娱,不为发表流传的初衷(见《小山词自序》) ,可知他不会特意把词作从手中流传出去,而为什么元佑中却“以长短句行”呢? 大约是因为纯仁让他把词稿整理出来供人传诵,所以他的词作才如此流行。据以上几点可以推断《小山词》结集约在元佑一、二年间。几道一些感怀往日恋情的词作,如临江仙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 等,疑为此前不久所作。 案:这些怀旧之作抒发了词人对人生“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的感伤之情,切合《小山词自序》中所描述的词人自身的心态;而且“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小山词序》) ,是他最具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一类词作。大概是他人到中年,有了更深刻的人生感悟,具备了更成熟的写作技巧后所发的哀音。 元佑三年戊辰(1088) ,五十一岁。 苏轼欲因黄庭坚见几道,几道辞之。《砚北杂志》上卷引邵泽民云:“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 案:苏轼在元佑中只有自元丰八年十月登州召还,到元佑四年三月出知杭州这段时间在京。此年二月二十一日苏、黄与蔡天启会于京邸,苏欲因黄见几道,或在此时。[ 4 ]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 ,六十四岁。 范纯仁卒。 苏轼卒。 徽宗崇宁元年壬午(1102) ,六十五岁。 由乾宁军通判调任开封府推官。 慕容彦逢《通判乾宁军晏几道可开封府推官制》:“敕具官某,开封府浩穰,任兼三辅,往佐府事,必惟材能。以尔更缘事为,积有闻誉,选于在列,俾践阙官,毋忘恪恭,以伫明陟,可。”[ 7 ] 崇宁四年乙酉(1105) ,六十八岁。 闰二月,因两经狱空转一官。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六十八册《刑法四·狱空》:“徽宗崇宁四年间二月六日诏:开封府狱空,王宁特转两官;两经狱空,推官晏几道、何述、李注,推官转管勾使院贾炎,并转一官,仍赐章服。” 黄庭坚卒。 崇宁五年丙戌(1106) ,六十九岁。 辞官,退居京城赐第。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 案:《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因此几道辞官时未满七十。而去年他才因两经狱空转一官,仍在任上,故乞身之事当在本年。 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 ,七十岁。 应蔡京之请作[ 鹧鸪天]二首,约在大观一、二年间。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欣然而为作《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云云, ‘晓日迎长岁岁同’云云,竟无一语及蔡者。” 案:这段文字既是要表现几道“不践诸贵之门”的孤傲品质,他这两首“竟无一语及蔡者”的词的创作时间,当在蔡京为相、权势正盛之时。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在几道辞官到去世这段时间内,蔡京于大观元年(1107) 五月到大观三年(1109) 六月为相。[ 8 ]故二词约作于大观一、二年的重九、冬至日。 大观四年庚寅(1110) ,七十三岁。 九月,卒[1 ] 参考文献: [1 ]涂木水. 关于晏几道的生卒年和排行[J ] .文学遗产,1997 , (1) . [2 ]王焕猷. 小山词笺[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夏承焘. 唐宋词人年谱[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钟　陵. 晏几道生卒年小考[J ]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 , (4) . [6 ]孙　望,常国武(主编) . 宋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 ]曾枣庄,刘　琳(主编) . 全宋文[M] . 成都:巴蜀书社,1994. [8 ]脱脱等. 宋史[M] . 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唐圭璋(编) . 全宋词[M] . 北京:中华书局,1965. 蚴 @ 21:49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