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代码(5-9)/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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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代码(5-9)/徐敏 5．播音员的肖像《新闻联播》中的一男一女两名播音员的表情首先要体现一种静止的肖像性。他们似乎总是坐在那里，早已准备就绪，只等着这个时刻直面着观众。一男一女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分类方式，也是人类一种最核心的存在形式。尽管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把这种形式当作人类分类的结果，而非起因，但这种形式就目前的电视及其它大众传播而言，至少是一种最可靠的形式。在所有的新闻节目中，播音员正视观众，他或她的肖像性必须要体现出一种个人照片的镜框性特点，播音员的肖像必须存在于一个正式的镜框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肖像性当代个人性的一种书面形式。他们的表情始终如一，必须把表情的细小波动限定在最低的范围之内，他们的表情是一种稳定、严肃和庄重的物质形式。在此，肖像性在展示一种官方性。然而，在这里，我们仍然要看到这种表情并非是人的面容的自然显现，而是人在镜头面前的一种最低程度的表演。在大众传播及其任何传播领域，这种最低限度的表演都是不可缺少的，是构成传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说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实际上是说它是最重要的，这如同每个成人的身份照一样，是我们能合法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基本证明。播音员的肖像，正是播音员的身份证。《新闻联播》中的播音员还是一种表意代码。他既是某些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出现)，还是另一些新闻的画外音(不出现)；他在直接讲述时，似乎表明他以神的方式掌握着他所要讲述的一切，他是新闻的全知叙述者；同时，他还是整套新闻节目及其重要性的一个分类标志：即他出现时所讲述新闻的重要性要高于他未出现时所讲述的新闻。他是否出现，是对新闻价值的一种衡量形式。《新闻联播》在其半小时的讲述过程中，需要这种新闻价值的差异性，并通过这种差异性使各条新闻能构成一个表意整体。因此，播音员自身不仅被形式化了，而且还具有意义(他是重要的)。他在节目的首尾出现，他作为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存在于各重大新闻事件之中。播音员的个人性，如他们独特的性感特征，他们服饰时尚的变化，各自的容貌及化妆，相互之间声音的差异，以及他们的出现或消失，等等，构成了《新闻联播》二十余年的自然史。但是，对于观众而言，对于一位播音员形象细节的过分关注(凝视)，或对某一位播音员的过分偏好，只会损害电视观众对《新闻联播》的观看。因此，《新闻联播》必须拒绝凝视，必须使播音员的肖像性处于一种观看的适度状态，从而防止偶像的诞生。这样一来，播音员不能过分漂亮，在其容颜上是适中的，是一种人的长相的标准化、平均性及其基本的正确性显现形式。他们被强调的是他们的生理性，主要是性别与声音，而非面容。因为，在今天的大众传播环境与现实生活中，人的某种天生的美貌，都可能被置于一种过度的表演状态之中。在《新闻联播》结束时，播音员曾被抹去或被隐匿的个人性，必须仍由电视技术手段恢复和公开出来；一种可能会在某些观众心目中所产生的他们与新闻内容之间的神秘关联，也必须由相应的电视技术及方法所拆解和消除掉。此时，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自下而上快速流动的字幕中，他们在整理稿件，并留下侧影而非正面肖像。这种个人性的重现，表明他们所承担的代码功能只在《新闻联播》中有效。天气预报中的播音员则是以其知识性而非官方性的形象出现。他(或她)站立着，因此能指示；他必须时常侧身并破坏自己的肖像性，因为他要释义。他在指示与释义中进行讲解，他具有教师的一切特点，知识性是他的基本代码功能。他要求观众获悉、认知并记忆，调动观众进行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智活动。他的讲述需要观众全盘接受。而《新闻联播》则以这种知识性活动来结束自己。 6．国内新闻的表意结构《新闻联播》的国内新闻部分有一套完整的表意结构，它要共时性地赋予观众，尽管可能不完全是在观众可认知的层面上，但肯定必须完全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在《新闻联播》中，表意结构既是各条新闻的分类体系，同时它自身作为代码还具有表意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新闻联播》的表意结构首先是由整套被给定的人名及其职务所构成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当代中国社会事务中具有法定意义的专有名词，有着严格的先后出场顺序，并构成新闻表意价值的最高级别。他们的出现，无论是全体，还是部分，本身就是对新闻事态重要性的最可靠担保，在这里，人名与职务之间有一种法定的一一对应关系，人名是能动和能指性的，可以出现在各种事件和事务之中；而职务则是被动和所指性的，它限定能指，并把领导人的个人性纳入到法律所建构和定义的概念系统之中。这样，人名成了及其活动成了职务的释义符号，个人性充实或填补着职务的平乏，从中揭示出一种肯定性的、因而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关于当代中国现实状况的描绘。与此不同的是，在《新闻联播》之前，毛泽东的个人性曾产生过一种超出其职务法定范围的神奇意义，他曾是一种神圣父权的象征。当时的新闻(广播、报纸和电影纪录片等)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独立的代码，使之凌驾于所有文字、图片和影像之上，并且可以替代这些文字、图片和影像。也就是说，领袖自身不存在于表意系统(实际已不存在一套完整的表意系统)中，他建构表意，而且代替系统表意。他既指明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性二元对立关系(如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身却处于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之外。这样一来，领袖的个人性表述着一种无所不在的宏大的存在性。他本身既是法的观念和化身，同时又建立法的表意方式与表意结构；他既具有法的力量，又同时成为法的具体运作本身。《新闻联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表意行为的扬弃和否定。它逐步地把领导人的个人性及其活动范围的展示限制在一整套表意结构之中。领导人作为一种代码，既代表着，也凝聚(而非取代或抹去)着这一表意结构，同时又揭示出和显现着这一结构的在场性。他们是这一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其中，而非在其外。在此，他们的代码性代表身分具有了一种象征性作用。显然，党和中央领导人的出场范围是有限的，但他们的表意能力与范围则似乎是无限的。与此不同的是，《新闻联播》中一位农民或工人的出场范围及其表电能力则永远是有限的，这使得《新闻联播》的表意结构及其表意价值具有一种身份性和人称性。领导人是《新闻联播》的唯一法人代表，他们所担负的代码性代表身份似乎是天赋的，他们是新闻的天然生产者和制造者。尽管他们只出现在有限的和应该出现的事件与环境之中，他们仍主要是处于一个被讲述的地位上，但他们具有一种改变事件及环境的自然状态的力量(如抗洪救灾新闻)，代表着一种高于自然的法则出场。他们所具有的这种主宰力量，有时是提升性的，把事件上升到精神领域，使自然现象获得一种超值的社会价值；有时则是调和性的，使各种冲突和矛盾得以完全化解。因此，他们的世俗权力在此具有一种精神性，并被《新闻联播》仪式化。这种表意结构上的人称性，使得《新闻联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展示，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神圣王国特征。在《新闻联播》所展示的当代中国景观中，他们是一个戏剧化的舞台上唯一恒定的主角，他们既在演示国家及其上层建筑领域的权力运作过程，又在揭示这种运作的精神价值，并告诉观众，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个《新闻联播》和理想观念，只需看一期《新闻联播》，就能够读解出所有的《新闻联播》；而一个二十余年如一日的忠实观众，却无法成为一个《新闻联播》的理想读者。他只是在获得信息，而无法读解出这些信息所处的表意结构，无法领会出这些信息是由谁制造、发布出来，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新闻联播》在告知(信息)，并且展示(结构)，而且只以展示的方式进行告知。《新闻联播》有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表意结构，它让每一条新闻处在一个被给定的特殊位置上，被如此这般地告知给观众。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新闻联播》的表意结构的首要内容。而它的表意结构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则分别由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类普通人构成，他们都是一个共时性的上层建筑层序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赋予着新闻的人称性与机构性、等级性与行业性特点，亦即新闻的行政性特征。这里的普通人，是具有明显职业特征的，他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事务及其上层建筑相关机构中一个明确的位置上，是已经被上层建筑各机构写入其合法性文本之中的人。一个普通人，以此获得自己在其相关新闻影像中可靠的职业尊严感和个人的体面性。在上层建筑看来，未被职业化和不具有行业特点的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社会身份的人是不存在的。是不能进入其表意结构之中的，因为他还没有获得一种由行政归属性关系提供担保的在当代中国现实中生存的合法性。一个《新闻联播》中的工人或农民，在此表达了一种人民性的基本要求，他必须去获取一种合法的称谓与命名，从而成为上层建筑表意实践中的一个基本结构单位。他要置身于上层建筑的总体结构之中，并被上层建筑的有关机构所表述出来。在《新闻联播》中，上层建筑的表述方式一般包括：发布(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告知(一条高速公路开始运行)，颂扬(一个普通人的英雄事迹)，劝诫(下岗再就业)，惩罚(一盗版团伙被破获)，监督(污染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等。可以说，《新闻联播》的每条新闻都必须由相应的上层建筑机构发布出来，既要使新闻进入到一个主题化的分类系统之中，同时还要使被讲述的主体，成为某一主题自身活动中的一个客体。公民性或人民性，在当代意识形态表述中，必然是上层建筑层序结构的一个提喻(他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性和行政性的一个换喻(他必须处于一种行政归属关系之中)，还是一个意指当前中国普遍人生存状况的隐喻，他以一种相似性而被表述为当代中国的普通人。这样一来，一个出现在《新闻联播》中的普通人同样也产生了一种表意上的象征作用，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象征功能的产物。所以，一个置身于一则有关联产责任承包制报道中的普通农民，必然是意指着我们国家处于相似处境之中的一个代码。在这里，上层建筑层序结构不仅起着与人类语言相同作用，它既要聚合(选择词汇)，又要组合(形成意义)，而且还能产生一种修辞功能，即能使一个普通语言符号成为一个人工象征物。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上层建筑语言功能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普通人在《新闻联播》出场并生存的空间范围的大小，它被普通人必然承担起来的象征性所挤压。因此，他们在《新闻联播》中仍只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普通人，仍是无名性的人民。领导人和普通人分别是一个国家及其上层建筑层序结构的上限与下限，这种二元关系是组建一个总体性事物的必要条件。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象征功能，他们的出场范围都是有限的，但前者的象征能力近似于无限，而后者的象征能力则是基本性的，二者分别成为《新闻联播》象征性表意的最大和最小单位。在新闻节目中，领导人与普通人往往经由一个或一系列各级政府官员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政府官员表意，但不象征。或更准确地说，政府官员只是达成象征的媒介。他们发布信息，阐释事实，并对各种信息与事实进行分类(他们具有一种分类功能)。他们必须小心地处理自己与新闻事实之间的关系，使自己与事实拉开一段距离，尽管不以事件的施动者或承受者的身分出现，避免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一旦他们把自己纠缠于事实之中，他们就可能同样获得了象征功能，而《新闻联播》中所有的象征功能都具有一种被强调的政治性，亦即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自我宣传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新闻联播》的象征性作用不能轻易地赋予到某个基层身上，否则，这种象征性作用可能会成为这个官员的政治资本。而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一个官员的政途，与他在《新闻联播》中的影像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在另一种组织系统而非宣传系统中发挥作用的。但既使如此，一个政府官员仍然是一个提喻(他代表一套机构及相应的行政级别)，也是一个转喻(他在一套机构中起一种联结性的关系)，但他不是一个隐喻。他只是上层建筑相关机构的一个身份或人称代码，却不因此表述自己与所表事态的相似关系，他并不置身于被选择的境地，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种合法的代表身份。他是一个被表现者，而非表现本身。因此，作为一种媒介，作为《新闻联播》表意结构中的一种交流网络，他们组织新闻，他们进行复述以保证表意的畅通；他们甚至不是新闻的主体，而只是其他主体所属机构的代言人。在此，政治官员是透明的，他们的职务及其个人形象意指政府，但不象征国家。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层序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人工语言，并在组建着《新闻联播》及其表意行为时，被《新闻联播》所表现的领导人、政府官员和普通人分别在这种语言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占据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领导人，既在上层建筑之中，又在上层建筑之外；他既是语言的组合轴，又是语言的聚合轴。因此，他能意指并代表一种统一性和总体性，亦即国家及其所处的时代。他是一个代言人，甚至还是一个代理人。而政府官员是则充当了语言的组合轴，意指并代表一种系统性，即上层建筑的机构性。他是一个主题。而普通人则在语言的聚合轴上发生作用，他是一个典型。正是代言人、主题和典型三者的结合，使得《新闻联播》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缩影。是一种表现当代中国的最小、最强和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形式。中央电视台，和其他意识形态机构一样，都是当代中国上层建筑中的一个机构。它既表现上层建筑，并经由上层建筑去表现经济基础及其他社会事务，同时又采取了上层建筑自身的语言形式。由此，一个《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获得了三种观看方式：他在代言人那里观看神话，在主题中阅读并复述教诲，在典型身上领悟传奇或寓言。因为，他只能在代言人及其所表述的神话中去理解自身的生存状况，他在政府官员的主题性释义中寻找自己的行政隶属关系，而在一个致富农民所讲述的传奇故事里，他试图确认自己的相似性处境。至少，在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看来，一个《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生存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同时还把一种国家的统一性与完整性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内。他是一个总是通过电视而与我们这个有着特定社会制度的国家生存在一起的人。这就是《新闻联播》有着如此大量的专有名词之原因所在。在某些特定的情况里，比如，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会超出半个小时。因为，此时，当代中国的所有合法代表都全部到齐，《新闻联播》的普通容量必然会被扩充，它的通行表意结构也会在此时被完全显现出来。这样，通过电视，观众在直接与一个国家及其物质性结构打交道。他们在此所能理解和把握的终极之物，是一个具有完整结构与系统及其巨大包容性的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是一个非感性的具体之物，一座非个人化的人造社会景观，一种难以触摸却是我们现实生存环境的概念化抽象空间。它的人称代词是名词性的、神圣的"我们"。 7．国内新闻的谓语动词中央电视台存在于当代中国上层建筑的内部，有一个稳定的位置(机位)，有一种被给定的功能(宣传主题)，还有一套独特的表意惯例(技术与创作手法)，这三方面分别被《新闻联播》展现成意识形态化的主体、主题和修辞术。《新闻联播》既是一个置身于无数个中国家庭中的复述器，又是一个进行着描述、刻划和塑造的加工流程，提供一种被上层建筑所认可，同时又能被无名的观众所接受、认同和记忆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可理解性，它甚至能制造出当代中国的现实本身。当代中国的书面经典文本，包括宪法、党章以及其他各种法律、法规、文件，是一整套需要加以图示化说明、描述性塑造和模拟性反映的能指系统。对比一下20年前与今天的《新闻联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新闻联播》的内容对其形式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20多年前曾流行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斗争哲学，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激烈性、急迫感及其简单化的表意风格。人物代码的象征性作用是个体性的，缺少现在这种充实的结构性内涵。这种现象显然与当时上层建筑层序结构遭到破坏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新闻联播》在其20余年的播出史上，确定发生了一种历史性变化，并以这种历史性变化体现着当代中国新的历史使命及其进程的话，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是由包括电视在内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上层建筑的构成状态、意识形态表决惯例、乃至电视的普及程度和电视观众的构成特点等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而在这些不同的作用力中，作为《新闻联播》文献渊源的各种经典文本的动词谓语表达式，则起到了一种基本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并成为我们今天最容易对之进行辨别、比较和分析的基本标识。当代中国的政治性经典文本一般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法律文本，在一个较长时间段中有效；第二种是政策性文本，一般以五年为一个期限，是对一个国家的总体性论述。在《新闻联播》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是第二种经典文本。这类文本有一个明确的谈论问题的主体，即通常所说的"全党、全国、全国各族人民"；所涉及的问题(如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等)是具有清晰的分类性、系统化和总体性内在联系等特征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经典文本中的不变因素。这类经典文本的表意关键是谓语动词，正是谓语动词在负载、传承或改变着意义。在一般情况下，当代中国经典文本中的谓语动词是数量有限(以便指令明确)的，而且同样是有内在关联性(使意义有明显的层次感和条理性)的。这些谓语动词通常是：坚持、加强、发展、推进、提高、改善、获取(获得)等；同时在一个较小范围和次要地位上还有：转变、防止、反抗等。在上述这一整套动词系列中，首先存在着一个被意识形态表意惯例暗含着的世界观，它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构造着一种个人与当代中国现实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甚至(在潜意识里)决定着个人对他自身的基本理解。因为，在上述动词以及这些动词不可置疑的施动主体那里，当代中国现实处境及其未来历史进程是有基本界限和律令的(坚持)，是能够被置入一个可主导的(进行、开展、推进、提高、改善等)、可控制的(获得、转变、防止、反对等)，而且是合逻辑的线性历史实践过程之中的，它还是一种有终极目标的、必然而又合目的的历史形式。这种形式的历史实践活动，是被某种特定主体所占有着的，因为它有一种内在的总体性；它是可被适度介入的和可把握的；因而它是可被其占有者共同分享的；它是自为的和属人的，其中不存在任何不可更改的客观自在之物，相反，它正是在自为和属人的意义上才是不可更改和不可替代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整套仍处于学院化建设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即一种经验主义与一种具有虚构性的人道主义混合而成的理论话语。正是这种理论话语，才是当代中国各经典文本、意识形态表意实践及其《新闻联播》的出处与归宿。《新闻联播》的谓语动词，表述了一种有方向的过渡性、一种有计划的转变性和一种正在进行的中间性；其中包含着一种对缺失欲望将要满足的许诺、一种自我鼓励的信心、一种历史价值在整体上的可转换性(肯定)和在局部上的可替代性(否定)。因此，从这种表述中自然就能得下述观点，即：当代中国既处于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过程之中，又处于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行相应调整的时期；它有一个可以共享的现代化目标，但同时也有着许多困难、阻碍和歧途；而只有在上述主体所施行的动态中，这段需要担保的历史才会获得绝对的担保。《新闻联播》的修辞术对这一意识形态表意内涵的传播，因此既是复述性的(在内容上 )，又是塑造性的(在形式与风格上)。《新闻联播》要求它的播音员具有适当的音质、音量和语速，以对应于内容方面的可控制性和平和而非激烈的存在状态；它安排各条新闻在播出时序上要有比较明显的分布层次，避免观众出现心理上的强烈波动，使他们与其观看内容之间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性联系；它还要配备一系列修辞性画面：一些意指繁荣与富裕的商品影像，一些神情从容的人物，一些运行中的机器和丰收在望的田野，一些宏大的建筑物，等等，通过这类修辞性画面，《新闻联播》制造出一种观众置身其间的生存幻像。即便在一些短讯中，如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它也在赋予着新闻一种神话意味，使这条公路作为一个新事物诞生于观众眼前，意指当代中国具有一种创世纪般的神话性。而在它无法避免的灾难报道中，意识形态表意惯例通常是把一场灾难转变成诞生英雄和史诗的舞台，一方面减弱灾难的恐惧心理反应，一方面又使英雄成为一个象征性代码，从而把灾难置于语言可控制的范围之中。所有这些电视修辞术，都在表明着《新闻联播》中的新闻内容对其自身的表决形式，新闻动机对其功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效果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每一个电视观众即使不与之发生任何实际关联，它依然也会存在于他们与真实的现实世界的任何实际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的表述之中，不可去除。 8．国际新闻中的"西方" 《新闻联播》的国际部分出现于国内新闻之后(时序上的)和之外(空间上的)，而且二者相互区分和映衬(表意上的)：国内新闻平和、稳定、结构明晰且有表意上的总体性方向；国际新闻则急促(加快的语速和较短的时段)、激烈(内容上的过多的灾难或危机)、缺乏统一的结构分类规则和明确而统一的主题意图。在有序之后表现混乱，在真理之后书定奇闻，《新闻联播》使中国与世界保持一种表意上的二元对立关系。 80年代初《新闻联播》正式开播不久，由西方人(先是英国维斯新闻社，后是美国C NN）制作的、具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性影像，在经由中央电视台加工编辑之后，成为普通中国人20余的来建构"西方"及其"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国际新闻由于与国内新闻产生一种表意上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使自身获得一种额外的表意功能。这种二元关系先是删除掉"西方"的新闻表意结构，使每天国际新闻中各条新闻之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总体性，而后还抑制、改变或重新定位了它们所具有的代码功能及其象征作用，从而塑造出一个处于碎片状态之中的"西方"与"世界"。这个西方有着一个独属于它自身的专有名词系列，但这些专有名词并不一定发挥着某种稳定的主体性功能。例如，一条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消息，与一个美国在海湾国家军事行动的新闻，二者都难以提供给观众一种有关美国国家政体的统一性内涵及其明确释义，但赋予了美国一种具体的形象和存在形态，这种形象在一种猎奇式的读解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出一个关于美国的中国式的定义，比如，"美国是一个混乱和喜欢惹事生非的国家。"问题是，这个定义刚好与我们意识形态经典文本把美国当成超级大国的基本结论是有相类似的，是可以相互共存。在这里，有关西方的专有名词往往具有生动的形象化特征，并且能直接成为电视观众在潜意识中构造出一个隐喻性观念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可以在事实上与观众无关，但在可理解性上它却进入到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表意惯例和一种日常口语化表述形式之中。《新闻联播》使"西方"成为谈资，成为一种猎奇的对象；它产生着无穷无尽的轶闻趣事，并给观众带来一种娱乐性的观赏。我们在国际新闻的内容方面主要看到的是：局部性战争或动乱、自然或人为灾难、政府的无常更迭、经济的波动及其控制力的缺乏；我们还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科技的最新成果、一些文艺方面的景观、一些趣闻，等等。这些消息和影像在一个长时间段中所显现出来的某种一致性，很难被电视观众所把握，因为新闻毕竟是以单个事件为主体的。因此，在具体的每一天的观看过程中，这些新闻必然显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没有线性时间的完整叙事进程及其合目的性的存在特征。电视中的"世界"充满了冲突、对抗而非内在统一性，但却异彩纷呈，而且不与观众发生任何实际关联。它是一个外在的、舞台性和戏剧化的存在物，上面存在着国内新闻中所没有的一切信息有其视觉影像。它是我们电视中的他者形象，它意指危机性，却又赋予我们可以不置身其中的一种安全存在状态。 "西方"被我们观众(同样被电视)塑造成一个万花筒，是一个巨大(而非伟大)的、有无限繁衍性的不可知之物，以碎片性换喻持续地拼帖着一个似乎永远都缺乏总体性的隐喻景观。它甚至没有物质性，只是一种迷乱、繁杂、多变的符号堆积物，以其超自然的形式建构着我们感官的彼岸。它如此缺乏实在性，以至于它似乎永远是一种就在我们眼前，却同时又完全异质于我们现实生存及思维惯例的幻像，一种经由意识形态加工制造的迷失之物，使我们痴迷其中，以遗忘自身。在这个"西方"面前，那个曾被定位于上层建筑机构里和意识形态存在形式之中的"我们"，在遗失自身的特性和位置之后，重新获取了一种自己的纯感性的血肉之躯，而这个血肉之躯却已经是一种可理解性和一种不可知性结合而成的异质之物。"西方"在此意指一种纯粹的事件性，它与我们的国内新闻构成一种互补性的反对关系(而非仅仅是矛盾关系)。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分属古典性的和后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表意实践，《新闻联播》使二者结合成一种异质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以肯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们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观看活动，二者因而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相互吸引、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意指关系。过去我们通常理解的古典表意形态与后现代型表意形态相互排斥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在这里却是它可以相互共存和和平共处的，是能以两种极端的方式和形态相互促发观对方的最大表意功能的。这就是《新闻联播》表意形态内部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是以否定而是只能以肯定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那个在国际新闻影像中出现的异质性的他者，那个由中西方共同制造出来的中国式的"西方"，刚好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化表述达成了互补性的共存，并参与构建了一个当代中国置身其中的"世界"。 9．天气预报中的国家自然地理对天气预报的读解，并不是电视观众获得气象信息的条件和前提。相反，在读解与获取信息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者只产生出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的可理解性，而与天气无关。首先，我们看到了一幅高空气象运行图，其中，大气、风、云、地貌等都是自然性代码，它们标识出一系列二元关系及其过渡形式：大气运行与地理分布、内地与海洋、北方的寒潮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多雨的东部与晴朗的西部、高山平原，等等。地球如在《新闻联播》片头中一样，被摄像机俯视和掌握着。观众通过这种角度，借助于一系列的自然性代码及其二元组合关系，理解着地球的自然性本身。在此，理解与领悟，即是一种如其所是的描述。在日复一日的观看中，我们能感知到中国的地质形态及其气候现象具有一种独特的丰富性(众多的自然性代码)和内在统一性(二元组合关系)。中国，正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界。它被周边国家、地区差异极大的自然地理所交汇、融合与分割，具有着一种自然界意义上的综合性、多元性和辽阔性，而正是这种特点，提供出了一种国家独立存在的物质根据(似乎物质性单一的国家难以获得它的独立存在性)。这个国家具有一种宏大的物质性基础，它既是完整(独立)的，又是具有延伸性(即非孤立)的；它包括多种自然性的二元组合关系及其过渡形式，使气候变幻呈现出鲜明的起始性和地域性特征。中国及其版图，存在于全球性的自然界中，浓缩着自然界中的一切自然之物，因而它是纯自然性的。在天气预报中还有一幅只标明国界的空白地图，它呈现出国家版图的最基本的可描述性 (它可以出现在小学教科书中了。在这里，作为国家行政区域专有名词的城市，以及城市的相关气象指数，有序地刻写在空白版图上。尽管城市名称并不均匀地分布在版图中，但这种有序呈现方式，仍然是一种基本的覆盖、穷尽和占据版图的方式。这些城市处于同一层次之中，它们数量有限，是一系列相加之和恒等于国家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国家版图呈现为一种质的内在完整性的最大数量单位。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意指一种能够占据一部分相应版图空间的行政权力。城市，在此是一种社会性代码，扎根于国家版图的行政地理关系之中，充当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代表。这是一种城市联邦性(或共和性)代表制度，它与此前论述的国家上层建筑代表制度一样，都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结构框架。它使已经作为一种语言形态的上层建筑表意结构，在一个更大的表意实践活动中，只作为一个语言的组合轴在垂直方向上对当代中国政体及社会进行区分性表述，而它自身则作为一个语言的聚合轴，在国家版图的水平面上对当代中国政体及社会进行综合性的表述。在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那里，《新闻联播》是当代中国一种几乎无限的言语活动；而在国家版图及其城市那里，《新闻联播》却展现出当代中国在语言结构上的有限性来。《新闻联播》只存在于这个空间之中，是这个完整的自然地理空间所拥有的一种在精神上对自身的保护或维护。至此，《新闻联播》最终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形象的总体建造。共和国，它的图腾与神话以及神圣、它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它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表象、它的政治制度、典章法律、社会基础结构、它的国际环境以及它的未来与终极乌托邦等等一切，都通过《新闻联播》和存在于它之中总体性叙事方式，通过现实观众对《新闻联播》的观看，深深植根于每个电视观众的理解、认知、想象及潜意识的欲望之中，构造着他们日常的生存事实，并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中的人民本身。而人民，在此恰恰是一个纯粹文本(书面)性的符号构造物。 hsu-m 发表于 2006-01-17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