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乌托车(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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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年前，我收到一个视频文件。电脑硬盘不大，视频文件通常在看过后就被删掉了，但只有这一个保存至今。下面，我将原封不动地誊抄下其中的内容——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二零零三年一月成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是以追查取证和国际起诉迫害法轮-功相关人员为重点的独立常设国际机构。本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2003年5月13日晚，重庆大学女研究生魏星艳，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被一名警察强奸。案发之后，重庆大学不仅不追究警察的责任，反而否认魏星艳是重庆大学的学生，甚至连魏星艳就读的高压直流输电及仿真技术专业也被学校从专业介绍中删除，而魏星艳本人至今下落不明。 重庆大学警察强暴案 2003年5月11日，重庆大学高压直流输电及仿真技术专业女研究生魏星艳被沙坪坝区610办公室人员绑架，原因是怀疑她在校园里放有法轮-功字样的条幅。魏星艳被绑架后，被带往610办公室连续审讯，之后被关进白鹤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一名警察唆使两名女犯人强行扒掉魏星艳的衣服，并当着两名女犯人的面强奸了魏星艳。之后，魏星艳绝食进行抗议，看守所对她进行强制性灌食，导致她的食管和气管严重创伤，不能讲话，生命垂危。5月22日，魏星艳被紧急送入重庆西南医院。由于害怕走漏消息，许多便衣警察日夜监视，并盘查、跟踪、甚至逮捕前去探视魏星艳的人。 案件曝光之后，重庆大学迫于610办公室的压力，否认魏星艳是该大学的研究生，也否认有高压直流输电及仿真技术专业。 根据“追查国际”查实：魏星艳，女，28岁，四川省人；父亲魏明伦，四川郫县九州春曲酒厂工人；母亲黎晓英，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双河镇人。魏星艳于1997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就职于四川星球律师事物所，1999年到2001年就职于河南许继集团公司，之后考入了重庆大学高压直流输电及仿真技术专业就读研究生，并准备毕业后返回原单位工作，专业代码是080800-12，指导教师名叫牟道槐。 “追查国际”还查实，魏星艳已记下了那个犯罪警察的警号，她也因此被转到秘密地点关押。目前，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涉嫌强奸魏星艳的警察以及其他知情警察已全部从原单位调至永川监狱。 沙坪坝区610办公室曾参与抓捕魏星艳的人大部分警察也被调离沙坪坝区。“追查国际”通过不同途径，查获了与本案有关的主要责任人，名单如下： 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警察、重庆市沙坪坝区610政委虞斌、重庆市沙坪坝区610队长刘伟、重庆大学保卫处处长王××、重庆大学保卫处工作人员梅×× 与本案相关的人员还有：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副校长唐一科、陈德敏、孙才新、罗国源、张四平，重庆大学书记祝家麟，副书记赵修渝、郑平生，重大研究生院院长方祯云，副院长郑小林、刘东、刘清才，电气工程学院袁×× “追查国际”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将本案追查到底，还公道于天下。如果你有关于本案或涉嫌本案人员的任何信息，请速与追查国际联系。联系电话（略）传真（略）电子邮件（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4年2月 2 我在重庆待了六年零三个月。这六年零三个月里，我在西南政法大学所在的歌乐山烈士墓一带住了四年，在重庆大学B区住了一年，在重庆大学A区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也就是说，视频里提到的魏星艳在重庆待过的地方，正是我待过的地方。 这篇文字，也是在重庆大学校园里写的。 离我如此之近。 3 给领导的信 领导，冒号 邪教法轮-功还没有被扫荡干净，爱党爱人民的我心急如焚。在此给领导支个点子，也算是为“十一五规划”做一点贡献。 近日，我看了法轮-功方面对2003年发生的重庆大学学生魏星艳一案的调查视频。相信领导早已通过内部观摩会看过了。无庸置疑，整个事件全是法轮-功策划的，目的是对政府进行栽赃陷害。在下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就利用这个视频，将其一举击溃。 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敌人摆出了翔实的时间地点人名，还原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可信度极高。但由于敌人是在说谎，我们只要公开地戳穿谎言，把他们的真面目暴露在阳光之下，法轮-功便永世不得翻身。 我的想法是，在中央一台搞一次现场直播，就用新闻联播的时间搞，像奥运会那样向全世界直播。把法轮-功在他们自己做的视频中提到的所有人全部请到演播室，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把境内外各个重要媒体的记者请到现场，任意提问。法轮-功方面的人也可以请，不用怕他们。让胡主席和温总理亲自回答问题，以示新一代领导人的开明。 把法轮-功做的视频拿到现场播放，视频中提到谁，谁就站起来发言，一字一句驳斥。这将开全球之先例，我国不崇尚武力，只讲道理的精神，将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可以预见，当重庆大学校长说“我校并没有魏星艳这个人”，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双河镇镇长说“从来没有黎晓英这个人”，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说“我们所从来没有警察”，重庆永川人民群众说“永川从来没有监狱”的时候，法轮-功的溃败是彻底的。 对那些在私下搞事的人，就是要用中央台的现场直播去对付，把他们的丑恶行径亮给全世界人民群众看。 希望领导斟酌我的意见，能让一个政治人物彪炳千秋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莴笋天天都有卖，机会却千载难逢。 顺便说一下，李麻子是我的笔名，很严肃的笔名，用了很多年，不是为写这封信即刻编的，希望领导不要误认为在下是在拿共产-党调侃。 最后，祝健康快乐！ 此致，敬礼 此致，那个敬礼，哦。 一个爱国耍娃：李麻子 2005年12月18日 4 一个月以前，我收到一“本”电子书，江棋-生写的《看守所杂记》。电脑硬盘虽然不大，但是可以保存下来的文字和电子书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所以，只要硬盘不烂掉（烂掉也无妨，因为我做了备份），它们就可以永远地待在我的电脑里面。下面，我将原封不动地（给敏感词语打隔离符号不算）复制粘贴下《看守所杂记》中三节与法轮-功有关的内容—— 十八 轮子孙巍 我在写于1999年5月上旬的《五四前夕读报随想》一文中，提到了4月25日两万多名法轮-功练功者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南-海静坐，并且点出了当局的报复行动：立即收缴《法轮-功》书籍。 以后的事态表明，对于民众的抗议行为，哪怕是静静的、无声的抗议行为；对于民众的不便或不能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自组织行动，共产-党至今没有什么新的思维和新的对策，所祭出的，还是它的老套路：打压。 在国务-院信访办出面对法轮-功练功者进行了几次安抚和愚弄后，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打压就揭幕了。7月22日，“法轮-功”被打成“非法组织”而遭公开取缔。10月，“法轮-功”又被扣上“邪教”帽子而置于死地。我明白，在看守所里遇见法轮-功弟子的一天日益临近了。 1999年11月9日晚上，404室进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丹东人孙巍。一问才知道，抓人的事早就发生了。小孙9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计算机系，后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打工，4月25日参加中南-海静坐后，很快就被刑事拘留，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的别称）。在关满30天时，是办了取保候审出去的。10月底，他从因特网上下载了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复印了200来份，给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属的各分局各派出所寄去，也给少数亲朋好友寄了，这一下就给直接抓到七处来了。 小孙比较瘦小，戴眼镜，面相显善，号里人都叫他“轮子”。大家问他为什么对法轮-功“执迷不悟”。他说，他在辽大读书时患有失眠症，十分痛苦，经人介绍练习法轮-功后，很快不再失眠；进而再读法轮-功的书，里头劝人向善不行恶事，他就把自己偷骑的一辆自行车又还回原处了。一步一步地，他就对“李老师”（他从不对李洪-志直呼其名）说的越来越信服，认定“李老师”就是比常人要高不知多少个层次。号里人相信“轮子”说的是实话，但是，他那种对待法轮大法的痴迷和对李洪-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拜服，却让人大不以为然。号里人一向牛得很，有事没事常拿天皇老子、政客明星开开涮，这次当然不会轻易买李洪-志的账，于是问题就象连珠炮似的射向了小“轮子”： “你们的法轮到底啥模样？几斤几两？” “李洪-志治好罗锅可是真的？” “能不能让‘李老师’搬运一些肉包子来？” “李洪-志比如来佛层次都高，为什么还要改生日？” “弟子落难，李洪-志为什么不回来搭救？” “‘鲶鱼嘴’对法轮-功如此无情，李洪-志为什么不发发功，让他十月一日阅兵时浇个透？”（号里人见江泽-民的嘴长得象鲶鱼嘴，因此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 令大家赞赏的是，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小“轮子”都讲究真善忍，不急不恼，语气虔诚地一一给出他的说法。不仅如此，晚上躺下后，他还对或好奇、或扳杠的左邻右舍不懈地进行传道护法，低声细语说上几小时。总的说来，“轮子”在号里处得还不错。当然，他被大伙讪笑的事也有好几桩，这里且举两例。一是他自称能接收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然而又比谁都怕冷，根本不敢洗凉水澡，于是不仅引来阵阵讥讽，后来还被轰下板来，勒令去水房擦身洗脚。二是他来到404室后，赶上有几次吃土豆，他端起菜碗，满脸认真地发问：“这土豆怎么连皮都不削？”大伙一阵哄笑后，对他说：“你再瞧瞧，黑斑都没去，还给你削皮？”他摇摇头叹息道：“真不讲饮食卫生。”于是，边吃边吐皮，大家吃完了，他才吃一半。 1999年11月11日晚上，我和“轮子”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对话。然而交谈不久，我调整得很到位的宽和心态就失稳了：由于分歧太大，我忍不住不时起急。我只得提议只摆分歧不作争辨，并拿起笔记下了15条分歧，声称各自保留，以后再议。我对“轮子”说：“我不能苟同法轮-功教义中的许多说法，包括那个什么都能忍的‘忍’字。如果有人践踏你的人权，侮辱你的人格，你也忍？忍有个限度，应当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否则就有奴才之嫌了。当然，官方给法轮-功扣的四顶帽子、定的四反结论则完全是枉加罪名、蓄意迫害。法轮-功只是忧人类、忧社会。说它反人类，反社会，这可是弥天大罪，虽纳粹之恶也不过如此。至于反政府，法轮-功还没走到这一步，它只是请愿和变相请愿。而且在我眼里，反政府并不是罪名，而是公民的权利。就连共产-党自己，不也是反中华民国政府起家的么？要说反科学，这有点贴谱。然而，科学并不享有不受反对的特权，反科学不是罪名。”听完我的话，“轮子”对我说：“虽然我俩之间分歧不小，但比起政府来，你看待法轮-功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得多。打压法轮-功，肯定是一桩大冤案，魏公村下六月雪就是明证么。” 在这之后，我与“轮子”还就“法轮-功是否反科学”和“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分别进行了几次争论和论证。2000年1月12日，“轮子”被转押海淀区看守所，离别时我俩互道珍重，约定出去以后再好好讨论。 三十七 尽说官话 在我看来，“法轮-功”是一种愚昧的善教，有权存在，可加批判。但是当局出于维护特权的过敏，硬是生生地给它扣上邪教帽子，然后痛下杀手。世界上的确存在邪教。那些邪教教派不仅在教义中敌视人类，而且搞恐怖活动，组织集体自杀，甚至谋杀教徒。但是“法轮-功”不具备这些特征，怎么能愣将它对号入座？这分明是指鹿为马，蓄意迫害。 至于有人练习法轮-功走火入魔因而自杀，那是另一回事。据此根本不能论定其是不是邪教。说死了1400多人，我怀疑，姑且认为是。然而我要说，谈恋爱怎么样？因失恋而自杀乃至杀人的何止成千上万？读书怎么样？因读不好书而自杀的又何在少数？难道我们因此就要取缔恋爱、取缔读书吗？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么！ 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政府侵犯人权、迫害国民均为天理人道所不容，当然也为国际社会所不容。把搞迫害说成“内政”而拒绝批评，不仅十分无耻，也决然长久不了。 四十二 三遇法轮 自2000年元旦辽宁丹东人孙巍转去海淀区看守所之后，虽然报纸、电视中不时有关于法轮-功人员的报导，但几个月来，号中未再进过法轮大法的信奉者。我当然不希望法轮-功人员再被“专政”，再被关押。我与法轮大法信奉者有深刻的理念分歧，但是，他们与我一样，只是持有自己的信念，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已。你可以不喜欢他们，不理会他们，也可以剖析他们，批驳他们，但不能镇压他们。镇压不仅是残忍，是践踏人权，而且也是无能，是违逆事理。先把人关进劳教所，把人投入大牢，然后再进行“关爱”，进行“帮教”，进行“感化”，使处于恐惧之中的非正常的人获得“新生”，这从程序、手段和目的来看都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从结果看，也是非常可疑的：共产-党在信仰领域搞“一统”，在思想领域搞“统一”，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功过，这一次也将同样如此。 2000年7月1日，星期日。午睡过后，号里人光着膀子，或聊天，或玩牌。忽然，监门开处投进一人，随身只带一个小塑料袋，内装牙刷、牙膏和手纸。一问，方知来人叫刘永旺，河北曲阳县人，28岁，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在首钢下属的一家公司上班。前些日子，他趁出差之机到上海去会了法轮-功功友，被上海警方抓获后在上海市看守所呆了几天，昨天被北京警方带上火车，今天就被直接解到七处来了。官方对法轮-功人员的态度在这几个月里有了明显变化。原来是免费给孙巍一套被褥，并关照安排在前头吃饭，每天管教还提孙一次。现在，刘永旺的被褥就不给解决了，管教也基本不提他。好在学习号对他还算照顾，刘自己也不把吃苦当回事，给他找了一条旧公褥后，他半垫半盖，侧身睡4块板，不露怨言。有馒头也有窝头时，他抢着吃窝头。安排他擦板，他擦完后又主动擦地。每星期五下午搞卫生时，他又抢着干。他是诚心诚意“做好人”，对此大家是公认的。 刘永旺家在农村。他练上法轮-功后，父母也跟着练了，亲属也跟着练了。他说，他的收获是身体健了，心性高了，趣味深了，烦恼少了。号里人自然有不信他那套的，于是又爆发争论和争执。我告诫自己只听不说，来个“旁观者清”。王克全等人与他的争论几乎是与孙巍争论的重演，而刘永旺的说法也与孙巍的说法惊人的相似。与孙的微笑和慢条斯理不同的是，刘永旺是个急性子，除了防守还常常反击，因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呼：“旺旺”。有4、5天光景，在号里人与“旺旺”的交锋中，我一句话也不插。接下来的一天晚上，大家都已躺下了，有人与“旺旺”又开始论战。当“旺旺”再次提到牛顿、爱因斯坦和“四维空间”时，我终于憋不住了，欠起身子大声告诉他 ，在对事实的把握上，他明显有误。然而“旺旺”法轮在身，并不怵我，很快与我辩个不亦乐乎，弄得我大半夜未能入睡。 第二天上午，我又和他“接火”。我问他对李洪-志那一套说法为何如此笃信不疑？他说，他刚接触法轮-功时，也抱怀疑态度。大约半年之后，他开始坚信起来。他的回答尤其是他的神态使我明白，眼下的争论已然无益，就提了两个问题请他想想。我说，这两个问题也是提给我自己和其他人的。两个问题是： 1、你经过反复思考因而信了一个人和他的学说后，能不能就此放弃对他的学说怀疑的权利？ 2、怎么让人把你的说法与胡说区别开来？ 我明白，现代科学已经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但在非科学领地中，这是两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不应放弃对李洪-志和他的经文怀疑的权利；我同样认为，马列主义的信徒不应放弃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包括基本原理）怀疑的权利，任何别的主义的信徒也都应当珍视自己怀疑的权利。同时我认为，把自己的说法搞得不可证伪又动辄将别人的说法加以证伪的做法，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难免让人生烦、生厌。 我向“旺旺”提的两个问题以及我的上述看法，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我的预期相一致，“好斗”的“旺旺”的确很难回应。我赞赏他诚实地选择了沉默，而不是非理性的诡辩。当然，他与别人的争论是一天也没有停息过的。 除了进行争论时比孙巍火爆，“旺旺”的胆子也比孙巍要大。他天天找机会打坐，得便还坐着练功。显然，牢狱之灾并不能使这样的“痴迷分子”回头是岸。7月中旬，不知为什么，号里又断了报纸，停了电视。7月21日晚餐后，刘永旺突然开始不喝水，但谁也没把这当回事。7月22日，他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也不听劝。号里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7月23日，还是不吃不喝，但照样坐板，低着头。巡筒大夫主动招呼他就医，他不回应，只当没听见。这时有人想起，7月22日是法轮-功组织被官方“取缔”一周年纪念日，大伙才明白：“旺旺”是以绝食绝水之举表示对取缔的抗议！7月24日，他继续绝食绝水。他的嘴唇已有开裂处，嘴角已打泡，但他还硬撑着坐板；头已不能抬，身子无力地歪斜在前面被垛上。这天上午，管教提他出去，还给他借了英语书，但他回来照样拒食；下午，看守所管教科来人提他，他对复食要求还是说不。到7月24日晚，他已经双绝三天三夜了。别人用湿毛巾给他敷敷嘴唇，他竟不近情理地、执拗地推开。他已经根本坐不住了，只得静静地躺卧着。他已经明显消瘦，但脸上却几乎没有痛苦的表情。那几天，对刘永旺和大伙来说，都是人生中极不寻常的日子。刘永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由自戕所带来的煎熬，而大家则见证了一个决心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毅力。稍后，刘永旺被众多看守带离404室，再也没有回来。那几天，不仅是我，几乎所有号里人都在想，都在说：时近20世纪末，对这样一些根本不“邪”，最多是“愚”的信仰者还要横加迫害，真是落后、黑暗和愚蠢到家了！ 刘永旺走后半年又5天，是2001年1月29日，年初六。为庆贺蛇年春节，号里人用方便面口袋做成并于除夕那天粘挂在墙上的彩条，这时已开始脱落，但七天长假还没有完。大家没有想到，大过节的，随着“哐当”的铁门启闭声，号中又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张大奎。 大奎27岁，武汉人，中专毕业。去年12月31日下午，他和父亲还有其他功友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抗议横幅，很快警察就扑了过来，把他们塞进囚车，押入丰台看守所。初六上午刚出发时，看守没叫拿被褥，他误以为要被释放，却不想被“邮”到七处来了。 刚进号时，大奎茫然失语，加上脸色发黄，身体单薄，让人无法把他与前仆后继的法轮-功抗议者相联系。我记起自己与孙巍、刘永旺之间于事无补的激烈争论，决定这一回要多听听他的言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和宽容。大奎很快就清楚了：与别人的诘难和讥嘲明显不同，我的问话是真、善、忍的。他用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父亲是武汉人，早年去辽源工作，在当地成了家，母亲是辽源人，他和妹妹在辽源出生和长大；几年前父亲退休后，举家南迁到江城定居。他读初中时，就对气功、人体功能开发这类东西感兴趣，自己常去书店买些书，回家自己练。他是接触到法轮-功的书后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有好长一段时间，父母对他的练功持不闻不问态度。他母亲患有一种背部疾病，久治不愈，在他多次劝说下，母亲尝试着修炼法轮-功，结果顽疾奇迹般地消失了。父亲担任一家粮食加工厂副厂长一职多年，本来对气功类东西不屑一顾也无暇顾及，由于惊喜母亲解除了病患，加上工作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拿起了法轮-功的书读，并开始学着练功，结果心情好了，身体健了。就此一家4口，除妹妹外，都成了法轮大法的虔诚信徒。到武汉后，他们一直与世无争、与邻相安地继续练功。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周围的静穆抗议，他们没有参加；以后也没有来京上访过；被“取缔”不让出门练功后，他们就在家练；被戴上“邪教”帽子后，他们还在家里练。如果不是武汉警方对家中的频繁电话骚扰和派员监控他们的日常活动，他们来京抗议的念头是不会冒出来的。他说，来京前他和父亲在家制作了一些小标语，去年12月31日下午，他们到达天安门广场后，本想打开自己的标语，但很快就遇到了别的地方来的功友，他们带着长长的大横幅，他和父亲见状就去帮着展开。几分钟后，连人带幅就被警方卷走了。他说，象他这种性格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不是为了出风头，更不是无事生非、扰乱治安，完全只是争一个起码的信法的权利，争一个起码的练功的权利。 张大奎从我身上感受到的尊重、理解和宽容，在号中并不多见。他不得不面对此起彼伏的两类诘问。一类是关于他的信仰本身的，另一类是冲着他的抗议行为来的。前一类与发生在孙、刘二位身上的情形十分相似，这里略去不表。第二类争论在大奎身上变得甚为火爆，几乎天天发生。人们主要指责他两条。一条是“不让练就甭练呗，还不是照样能活？”另一条是“大老远跑北京天安门广场来，不知道要被抓？不知道这叫鸡蛋碰石头？”总的评语是：“不值”，“犯傻”。给他的“忠告”是：赶紧认个错，认个罪，再把李洪-志骂一顿，争取“干起”，或者少判，“什么也比不上早点回家强！” 我本能地、直觉地站在辩方这一边。因为，完全可以对我提出同样的责难：“不让说就不说呗，还不是照样能活？”，“你不仅说，还不断地说，还说到国际上去，不知道要被抓？不知道这叫鸡蛋碰石头？”我认为，发生在404室、围绕张大奎的所作所为展开的争论，是一种亘古常新的价值观冲突在21世纪初的再现。控方把“得过且过”看得很有价值，只要能“且过”，尊严、权利、爱好、……一切为权势或习俗所不允许的东西都可以放在一旁，甚至一辈子活得象个奴隶，象个奴才也还是值当。时常还能听到他们用“胯下之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类表述枭雄策略性地暂屈待伸的典故、名句为自己祛脸红，壮行色。而辩方的价值排位表中，“苟且偷生”显得轻如鸿毛；人的尊严很有价值，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之志不可夺也。”人的自由权利很有价值，最为极端的表述是“不自由，毋宁死”；按自己的意愿活着、凭自己的良心行事很有价值，对唯唯诺诺、奴气十足的活法不予采认。不难看出，控方认为之“不值”，正是辩方心仪之“值”，控方认定之“值”，正是辩方轻鄙之“不值”。共同点是：双方都按自己觉得最值当或较为值当的方式生活。 张大奎上广场展标语，叫不叫“鸡蛋碰石头”？我看不叫。他不过是举着鸡蛋对石头说，别看鸡蛋是弱者，但她有存在的权利。他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而是要石头不去砸鸡蛋。中国历史上，石头总是砸向鸡蛋，还一律诡称是弱者“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平时以“苟且”为首选，“墙倒众人推”时却争先恐后的人，也乐意将弱者的呼号和非暴力抗争视作“犯傻”，以便凸显臣民心态和臣民行为的天然合理性。然而，这一切是不是也该翻篇了？如果说，面对整个制度和文化，个人显得微不足道，并深感无可奈何的话，检视、反思和逐步矫正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是有点现实性、可能性？再退一步，如果自己改变自己也还启动不了的话，那么，在言说、评述别人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尝试换换角度，可以来点新的思维，带有公民色彩的思维？在号中，除我之外，张大奎的湖北老乡廖林，也对大奎的抗议行为表示了理解和肯定。东北的盖兆虎等人也没对大奎的做法进行嘲讽和责难。尽管还是少数，但已经使大奎感到欣慰，感到“踏实多了”。 大奎进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官方在“新闻联播”中公告了一条爆炸性旧闻：1月23日下午，龙年岁末，有数名法轮-功信奉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报导说，那些人在李洪-志的挑唆下，痴迷到以自焚来升入天堂、求得“圆满”。当时，号里的空气一下子凝重固化了。廖林一开始认为是官方造假，给法轮-功加罪。多数人惊讶语失，感叹连连。大奎睁大了眼睛，表示实在不能相信。在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冲击波之后，我仔细、反复地看了经官方精心编定的东西。我对站在身边的大奎说，事情应该是真的，但不会是什么升天，而是以自焚这一极端的自戕方式来表示抗议。大奎马上说，“李老师明确说过，自杀是一种罪过。练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我解释说，把这件事说成是由李洪-志挑唆所致，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处于极为困顿、悲愤之中的人做出以死相抗之举，虽属罕见，但亦可能。再说，官方也还不至於卑劣到、无能到要泡制“国会纵火案”的地步。在我的印象中，播出录相的当晚，他并没有接受我的看法。 那天晚上，大奎不厌其烦地跟我说，法轮大法反对自杀，更反对杀人。其实，这个事实我清楚：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有20多万，自杀未遂者则高达200万。而这些年来，所谓法轮-功习练者中的自杀人数（姑且认为官方没有造假）仅数百人，占万分之四，远远低于练功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此足见李洪-志反对自杀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李洪-志并非等闲之辈，说他一呼万应可能过了，一呼百应、一呼千应他是做得到的。若他真要信徒“升天”或“以死相抗”，这么多年来怎么会只有数百人从命，而这一次又只有区区数人响应呢？果真如此，李洪-志何足惧哉？法轮-功何足惧哉？记得1994年暮春时节，经北京的几位朋友再三相劝，我随他们一起前往长春，并自5月1日开始，在吉林大学呜放宫礼堂听李洪-志“授课”。绝大多数人是上午听一遍，晚上再听一遍。我不知道晚上溜号的除我之外还有谁，反正白天总是席无虚座。授课结束那天，当李洪-志回答了底下递上去的数十张条子之后，整个礼堂开始沸腾，受众们几乎全都站立起来，欢呼雀跃，不能自持。事情十分明朗，李的东西虽然根本不能打动我、说服我，但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我想，如果他在新发布的经文中要信徒们赴死，听命而行的恐怕起码要数以百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那几个人的自焚，应属个人行为无疑。那么，千里迢迢从河南跑到北京，是升天还是抗争？我倾向于后者。处于被打压、围剿之中的开封信徒，还有什么胃口和心境出远门去升天？2001年2月15日，湖南的一名法轮-功信奉者在北京永定路南端自焚身亡，留下的亲笔遗书说得明明白白，他是忍无可忍以死相抗。我相信，在他之前的自焚者亦怀有同样的心迹（2月20日，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由积水潭医院转到北京公安医院。他被放在我对门的一间病房中，也是独处一室。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找到机会当面问问他）。 利用自焚事件，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明显加大了力度。2月5日左右，张大奎被叫出去填了捕票。他自己明白，号里人也都明白，他剩下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一事。大奎找我求助，我要他自己先考虑3天，再来与我讨论。3天后，他谈了自己的辩护要点。一是邪教帽子扣得阴险狠毒，必须如实戳穿。二是四项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必须据理反驳。他刚说完，我就乐了，还乐得他直犯懵。我赶紧告诉他，我之所以乐，一是高兴他把要害抓住了，二是官方将四项罪名悄悄改为三项了，辩护任务要比他想的轻一些了。他忙不迭地问，哪一项罪名给拿掉了？我说，列在第一条的“反政府”给拿掉了，后面三条“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还在用。大奎说，前年定法轮-功为邪教时，最大的棍子不就是“反政府”吗？怎么给拿掉了呢？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找出报纸给他看，四反成了三反，白纸黑字，不信不行。接着我告诉他，当初官方声色俱厉地抛出四项罪名，并将“反政府”赫然列于首位时，我就认为，这既是现行政治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官方情急迷乱、举措失常之反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主社会，“反政府”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反对政府的某些决策直至要求政府下台，都不是罪过，而是权利。在那样的社会中，绝对不可能将“反政府”列为公民或社团的一条罪名，只有在中国或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将“反政府”抬出来吓唬人、处理人、关押人。然而，与曾经屡试不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不同，新帽子“反政府”越来越成为双刃剑：既尚能镇住老百姓，又给官方造成不小的伤害。你们看，给法轮-功扣上“反政府”的罪名，至少不打自招地表明了两个事实，一是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二是对法轮-功进行政治迫害。因此，如果不是情急迷乱，当时的官方想必是不会选用这一罪名的。在“反政府”帽子抛出后不到一年，当局权衡利弊，终于粘不溜地收起了这顶帽子。听到这儿，大奎乐了，旁边还有几个人也乐了。我说，还有可乐的在后头呢。 我继续说，“反科学”算不算罪名？我认为不算。法轮-功有没有反科学是另外一回事，我这里说的是，科学是好东西，但科学没有不受反对的特权，人们要是对科学不感冒，是可以反对的；反科学或许显得愚昧可笑，但无罪。 “反社会”算不算罪名？我只知道有“反社会情绪”、“反社会倾向”和“反社会行为”，还没有听说过有“反社会罪”。 “三反”中间，我能确认构成罪名的只有“反人类”。纳粹德国战犯所犯下的，就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 于是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李洪-志是否犯了“反人类”这一滔天大罪？中国官方照例是“有罪推定”，希望象办胡风那样一手遮天就给钦定了。然而，时代不同了。如今，李洪-志在国外合法地留居着，法轮-功组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合法地存在着。你说李洪-志反人类他就是反人类？别人长没长眼？你说法轮-功是邪教它就是邪教？别人心中就没有杆秤？ 我一口气说到这儿，大奎和其他几个人就更乐了。四反也好，三反也好，敢情官方对法*轮-功的指控还真是纸老虎哩。 那天之后，大奎一直比较平静。坐板之余，他也玩牌、下棋，还做俯卧撑。他还数次提出晚饭后要练功，但学习号不敢答应。我后来知道，他还是找到了办法：自愿替人值夜班，在大伙熟睡的凌晨时分，他就虔诚练功，贯通周天。 我自2月16日到2月26日离开看守所10天，被安排到公安医院“治眼疾”。回来后听人说，大奎一直在念道我。我问大奎，他说是真的，我不在，他心里很不好受。 大奎进号后，给武汉家中去了2、3封信，要些钱买被褥和日用品，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见汇款。当然，物质的清贫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与孙巍、刘永旺一样，安贫乐道的种子植根于心田，对身外之物看得很轻很轻。 3月30日，我离开看守所去遣送处。大奎依然与别人挤着睡，后半夜则替人值班。临行前，我特意将军大衣留给了他。虽说已经春暧花开，但身体单薄的他，还是很需要东西去抵御黎明前那料峭的风寒。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