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郜元宝先生 :: 纪念 纯如 ( Iris Chang ) 196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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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高先生正是去年此时，在首届上海社科年会上亲聆“高”论：《“价值”的大小与“白心”的有无》，可如春风过驴耳，了无心得，且心中颇有怨气：最恨知识分子拿一些古怪的术语来唬人，连“白心”是啥意思都没听明白。今日在图书馆借得新著文集《为热带人语冰》，再取此文一读，方觉如空谷足音，文字极简洁，理路殊清晰，立论一排众议、独辟蹊径，求于现代文学以探讨现代文学之研究，其“白心”与“价值”之观点（尤为前者），实震撼人心，久久不能平。这是听与读之差别？抑或是一年前与一年后之差别？若为后者，则心中不免又掠过一丝窃喜，如今，也只有这样的窃喜能稍慰吾心了。于此文稍有疑惑之处，就是郜先生似乎将“白心”的概念推得过远了，最终甚至近乎张之洞的“事无不可对人言”了，这一点或为矫枉过正也未可知。关于价值，颇赞赏郜先生对鲁迅先生“不用之用”的阐释，且抄一段罢： “鲁迅并不否认文学‘有用’，他只是强调文学的用处根本上乃‘不用之用’，这‘不用之用’就是‘涵养人之神思’，深邃壮大人的‘内心’、‘内在生活’。此外，文学的用处再大，都是第二位的；倘从文学本质着眼，则哪怕‘究理’（真理）和关乎‘个人暨邦国之存’那样巨大的‘实利’，都一概‘无所系属’。” 我想，这固然是鲁迅先生的思想，但郜先生的阐释为之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 再抄一句关于“白心”的： “‘内心’不仅是人对时代作出反应的出发点，也是人对时代作出反应的终点。” 其实先读的是《智慧偏至论》，此文对掩藏在九十年代文学衰落的暗处的问题的深入分析，文学衰落还只是文章的一个开始，而深入揭示的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分野，或者说着重之处在批评当代所谓学术的繁荣，指出文学性在知识分子性格中的逐渐缺失。其引普鲁斯特等对理智对文学性的僭越尤有深刻的意味，不仅仅是对当前中国学术与文学的问题的考察了。对当前学术与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取来原文一观。我只说说我与郜先生不太一致的地方。郜先生最后一段开头是：“中国的智慧不应当长期这么‘偏至’下去，应该有所调整。”按，除了引述并阐释鲁迅先生对乾嘉时重学术轻文学，郜先生似乎并未仔细考察中国历史上对此问题的态度（“我没有认真查考”――郜语）。我以为，似乎在传统上，中国并非是一个“智慧偏至”的国度，倒是一个“文学性偏至”的国度，十九世纪以前，我们的前辈似乎更重文学性的体悟，而非理论的构建。而“智慧偏至”似乎更多的是西方的问题，以及中国近一百年来的问题。中国的哲学学者们百年来大声疾呼中国缺乏系统的思想，昙花一现的玄奘的唯识学中国人也不喜欢，终究没形成什么气候，而郜先生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又在对文学性的缺失忧心忡忡。孰是孰非？或许二者并无矛盾，德国不是号称是“哲学与诗的国度” 吗？ 另，郜先生在批评智慧（学术）偏至时举出的例子似乎都是一些平庸的研究者，而文学性的知识分子举出的似乎又都是一些卓越者。其实，真正的学术又何尝不关注人生？而平庸的文学即使关注了人生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又何以能表现文学于学术的超越？ 我还想谈谈关于理智僭越的问题，这不得不引郜先生一段长长的话，可这话虽长，却仍有着极强的感染力： “普鲁斯特认为理智实际上享有了不配享有的荣誉，理智应该放在‘低下层次’才比较合适，如果高估了理智的作用，人类的智慧就会出现问题，或者已经出现了问题。他说理智如果还有好处，那就是它还可以承担一种使命，亲手摘下它不配拥有的王冠。理智的僭越应该通过理智的语言告诉给别人，这是批评家的工作内容之一。” 我想，人类的婴儿时期，精神活动最初无疑是与理智无缘的；在实际的历史中，精神活动的自然的理智化的倾向与进程，恰恰证明了精神活动本身对非理智的体验方式（如郜先生所谓“文学性”，或“感受”）的怀疑，至少是不满，或者不满足。理智固然不能包办一切，但又怎能指望非理智能包办一切？至于理智与非理智孰高孰低，则是个太大的问题，恐一时区区也不能解答。 ○四・一二・一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