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of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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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Details 2004/11/09 到 2004/11/17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s 从细节当中寻求文明的方向 十年一遇：黄金股的爆发性投资机会
2004-11-17 20:38 有专家在研究中东民主化的课题，我以为这是无可置疑的。 铸币税的终结导致美元崩溃(所谓崩溃大约是在现有汇率上跌20－30％，这对于美元这样的主要货币来说已经近乎崩溃），本质上是回归正常过比货币秩序而已。 受益最大的毫无疑问的是黄金，今天五年来首次突破440美元，呈向上突破的态势， 黄金也许还有30％的上升空间。 黄金价格的上升使金矿受益最明显，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1、黄金公司利润对金价的敏感性，根据我对于莱州金矿的研究，应该会超过3，即金价上涨10％，黄金公司利润上涨30％，因为大部分成本为固定成本； 2、金价的上涨使更多的低品味矿石具备了开采价值，使可采储量增加，金矿的整体价值会更大的提升； 2004年的平均金价较2003年提高了10％，2005年可能超过这个幅度，所以黄金公司的股价上涨的情理之中。而山东黄金的储量远高于中金黄金，所以山东黄金的潜力更大，QFII一早隐身其中，其深层逻辑还在于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研判。 在此基础上需要注意的是： 1、金矿的价值实质在于金属价值，而金矿经营者为了持久利益，在金价上涨期间往往会优先开采处理矿山中低品味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量的下降，所以加剧供求的紧张，加剧金价上涨；同时很多金矿的业绩表面上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但是对金矿所拥有的金属的估值却大大增加了。 2、国内的金价与国际是联动的，人民币贬值的话黄金和金矿股有保值作用，人民币如果升值，对金矿股无疑是个利空，前期对于人民币升值风险的忧虑压制了金矿股的股价。目前看来央行坚持不升值的可能很大（理由见另外的分析文章），而即使升值很可能也是控制在很小的幅度。所以金矿股发动行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综上所述，自上周末金矿股下跌就是一个极佳的建仓机会，积极者大可满仓，享受股价爆发的乐趣。 来自本人的逻辑分析，时间有限，不及展开。投资受益可请客，风险应自担。 Post by detail @ 20:38 一个职务的变迁与 国际局势
2004-11-17 14:20 林行止���� ���涨��Q人「�芜�主�x」抬�^ 十一月五日�P者�f「（美��）防�L�Q人可期」，�m然仍有可能性，但先防�L而去的是被��者���榉��Α��芜�主�x」甚力的���涨漉U威��；�S�U威��而去的�⑹撬�的好朋友、副���涨浒⒚椎倨妗ｎI�����Q人，意味布殊新政府���赵旱墓δ芎妥黠L��有大��。�@�N��化，以�P者的�^察，�⑹切卤Ｊ刂髁x的主��成�橹髁鳓蛩���向�碚J�橥饨皇��罩荒堋缚刂啤梗�managed），不可能�氐捉��Q。�Q句���f，秘密��商、公�_����（�p��或多���蛲ㄟ^�^域性�M��或��合��）的外交手法仍��派上用�觯�但��美��利益受威�{而��合��止於����而不�袢⌒����r，美��便��毫不�q豫地�佑梦淞�控制局�荩� 由於大�x�Y果�牲h得票甚近，�x後美�����确床际庵���甚���m上，�狄允��f��民主�h支持者��在�W上��名�槊���人�x出�@名好�稹��\薄、不�v理的���y向全人��致歉（�� www.sorryeverybody.com）。�榱��F�Y民主�h人、平息民��，主��布殊���y委任民主�h要角出任新�w重要部�L之�f，�H不乏其人；事��上，�@�N例子在美��面�χ卮蠛Ｍ馕��C需要��人�F�Y一致�ν��r�乙�不�r，如二�鹌陂g民主�h�_斯福���y委任共和�h人史添�d（Stimson）出掌����部（Secretary of War）、冷�鸪跖d�r甘��迪���y的���L狄�R昂�楣埠忘h人……。不�^，布殊���y也�S��在委派民主�h人出掌�c外交事���o�P的部�T（迄今�橹梗�除�U威��外，已�o��的�乳w部�L有�r�I、教育、能源及司法部�L），唯���涨渲���，料不出�F任美���v��合��首席代表丹福斯或��安������斯之手。共和�h���y尼克�d和老布殊均有「�炔刻嵘�」��安����出掌���赵旱南壤�，��斯女士�c布殊的工作�P�S特�e密切，她因此是新���涨涞拇��衢T。十一月十五日（�@是封面日期，出版日期�榘巳眨┑摹镀��弥芸�》（Weekly Standard）有特稿指出，布殊���y第二�萌纹��热粝搿副Ｆ桨病梗�����留住�F�谜�府�乳w的重要成�T，而��斯在保�o美��安全上�@然�^�U威��重要，因此由��斯出任���涨洌�令���赵号c白�m的外交政策「表�Y一致」，�ν饨徽�策之制定�c推�樱�必然更�橛行�率和更符合美��利益。《旗�谩��楸Ｊ刂髁x���I的重量��刊物，其言���S多�r反映了白�m「有力人士」的意��。�@篇文章促使�U威��求去也�f不定。 �P心���H新��的�x者，只要����新��，不必分析�惹椋�都知道�U威���c白�m�o��伊拉克、北�n、伊朗、核武管制及中�|和平���}的看法��常有差��，�U威��反�γ���「�芜�」�σ晾�克�游洌ㄋ�主�����f服��合��出兵），是��所周知的；但他於去年二月五日在��合���l表演�f�K展示�l星�D片，「�C明」伊拉克�碛小复�����力武器」，令美����出有名，唯攻陷伊拉克後�K�o�l�F「大����力武器」，令�U威�����u受�p（���f�橹星榫炙�愚）。�U威��若在��合��演�f即美��攻打伊拉克前�o��，等於累�e了政治本�X，可�楦�上���潜热绺��x���y��路（多��民�{俱�@示�U威��民望高於布殊�蝾H��曾�a�嘀�於董建�A），可惜他最�K仍是忠��地�绦兄饕�由副���y、��安����及��防部�L拍板�Q定的外交政策，�@是何以�缀跛�有��者都�f出�⑷胂嗟孽U威��是��「好�鹗俊沟脑�因（「好�鹗俊沟南��Q�l件是�^�Ψ��纳霞�的命令），但布殊���y也�S�J�轷U威��去����使外交政策能更快速、有效地推展，遂使他「�阎疚闯辍棍鋈磺笕ァ� 大�s二年前，�U威���@「美��外交�W��」（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橥诵萃饨还俾��x��）�C��「�艹鐾饨华�」，�@是外交家的最高�s�u；�U威��受「行家」嘉��，�K非�o���o故，他在��理有�P��家安全的外交交涉中，以中庸、理性（�F��）的�B度，�榇蠖��得���盟友�J同甚且���p，他的�x去，�m然美��的外交政策不��改��，但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法迥��，�w��外交�⑷〈��o休止的��判外交，�卓煽隙ǎ�而�@�幼隽����肀��]有���唷⑼骄咛�名的��合��作用愈降，�o可避免。 不�^，���H局����否因�轷U威��的���o及布殊委任一名比他取�B更��硬的���涨涠����o��，�P者�J�檫�要看年�闷叨�的��防部�L拉姆斯菲��德是否留任而定。目前伊拉克�@������仍未完�Y，二○○一年拉姆斯菲��德提出的「��事革命」仍未�氐茁���（裁�T、全球��力重新部署及全面大幅度提升���洌徽��⒖级�○○二年十月初本�凇该���保持霸�嗟能�事革命」系列），他因此未有求去的���C。假如拉姆斯菲��德留任，��斯任���涨洌ǜ���防部�L、新保守主�x健者沃��福威茨�{任��安����）而副���y切尼健康�]���}，�倪@���M合，�P者看到的是世上烽��日盛而不是「和平悄悄�淼饺碎g」；「�w��外交」令世�o��日，�s有利共和�h持�m�陶�，因�橐晕淞Π衙朗矫裰骷��r值�^�鞅槭澜纾��m然在海外及�����涫��髅脚��艏胺��ε杀��椋�不少人民不惜上街反�Γ�但在大美��人骨子�Y，他����暗中叫好�M而投共和�h人一票。布殊�B任，是美��的�倮�，�c美��意�R形�B相左的��家必��「忍辱��重」才能和她互�a短�L各牟其利。 Post by detail @ 14:20 曹长青：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毛泽东”
2004-11-17 14:12 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毛泽东」 曹长青 阿拉法特死了。看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彻夜围聚哀悼，我想到当年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人也是这样；蒋介石死的时候，台湾有上百万民众排队送葬。原因只有一个，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不知道独裁者的真相，把暴君当作英雄。 虽然在开罗的葬礼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都哀悼阿拉法特，并给予很高评价。还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内的名人们，也给阿拉法特戴上不少「高帽」。但毛泽东死的时候，当时世界名人们的唁电、颂词同样是无以计数。这些什麽都不能说明，而阿拉法特自己的作为，自己的纪录才是他的墓志铭，而不是王公贵族等权力者们在葬礼上的表演。 纵观阿拉法特的一生，正如《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作者、《纽约时报》左派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其「沙漠上的瞬间足迹」中所说，你可以给阿拉法特各种头衔，但他是一个「坏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如同沙漠上的脚印，瞬息消失；不是无足轻重，而是毫无痕迹。因为是他把屠杀平民的恐怖主义首次带到国际政治之中。 阿拉法特在1988年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之前，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前罗马尼亚共产政权负责情报的官员佩斯巴（Ion Mihai Pacepa）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我知道阿拉法特是被克格勃支持後从没有改变的恐怖份子」的文章，以他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阿拉法特的手下人如何在苏联克格勃支持下，绑架和杀害3名美国外交官、谋杀了11名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内幕。佩斯巴回忆说，1973年5月，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阿拉法特共进晚餐时，阿拉法特说到高兴处，炫耀说，那些行动（指绑架杀害美国外交官和以色列运动员）我们干得「非常小心」。资料片显示，当年阿拉法特听到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的消息後兴高彩烈，和911後录像带中拉登听到纽约世贸大厦被炸、几千平民被杀害後那种高兴的情绪一模一样。 当时苏联克格勃头子把阿拉法特称为「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通过佩斯巴之手，把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通过罗马尼亚转送到苏联培训。当时苏联指示齐奥塞斯库，把卡扎菲的利比亚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作为两个主要支持对象。齐奥塞斯库还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修了豪华别墅。 1993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该地由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管辖。後来在美国戴维营，以色列左派总理巴拉克对阿拉法特提出的方案90％都予以同意。但这两个机会都被阿拉法特葬送了。他获得对巴勒斯坦主要区域的自治权後，仍是默许以至暗中支持哈玛斯、阿克萨烈士旅（隶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等恐怖组织屠杀以色列平民。 阿拉法特用英文对西方媒体讲话时，有时也批评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但他用阿拉伯语对他的追随者演讲时，却誓言要摧毁以色列，呼吁「一百万烈士向耶路撒冷进军！」在阿拉法特管辖的区域，一些公园和街道的名字，是由恐怖组织头子的名字命名的。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不仅多次公开赞美那些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的所谓「烈士」，还亲自去慰问「烈士」家属。伊拉克曾给每个「烈士」家属三万美元」，这些「奖金」都是通过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转交的。 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电视、报纸、电台、教堂等，每天都在煽动反犹，要「消灭以色列」。阿拉法特到幼儿园视察，竟对孩子们说，「放下玩具，拿起武器」。「灌输仇恨」成了巴勒斯坦的基本教育形式和目标。否则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女中学生，竟用自杀炸弹炸死一个与她同岁的以色列女孩。 正是在这种宣传毒化和煽动下，据《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引用的民调数字，8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因而11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具有盖棺论定意味的社论「阿拉法特」中说，「阿拉法特是一个官僚的，腐败的，欺骗的、不明确接受以色列在那个地区永久生存的家伙。」而那个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的「阿克萨烈士旅」，在阿拉法特死後正式改名为「阿拉法特烈士旅」，仅此举就可看清阿拉法特是个什麽人。 阿拉法特不仅崇尚暴力、血腥，而且像毛泽东等所有独裁者一样专权。一直到「咽气」，他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一当就是35年！在这期间，美国有了7位11届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色列也选举产生了至少7位总理（梅厄夫人，沙米尔，拉宾，佩瑞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沙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後第29任总理）。 阿拉法特不仅专权，而且极为腐败。人们看不到他谈经济，论市场，甚至都不提「抓革命促生产」，因为巴解组织的资金主要由阿拉伯独裁国家提供（欧盟提供三分之一），每年上百亿美元，由他及亲信掌控。在阿拉法特鼓励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子去自杀和他杀时，他的妻子带著他的宝贝女儿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巴解的账面显示，阿拉法特给他妻子的每月生活费就是10万美元！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两天，他妻子在巴黎发表耸人听闻的讲话，指控巴解其他领导人要「活埋」他的丈夫，当时《纽约时报》的右派专栏作家沙费尔写道，人们更关注的是，阿拉法特贪污的上亿美元，可能被「埋葬」，谁也查不到了。去年在「国际货币基金」（IMF）支持下的巴解查账发现，有多达9亿美元被阿拉法特转去他个人控制的欧洲银行账号上，并投资到全球79个商业活动中。1996年辞去巴解财务部长职务、现居伦敦的古森（Jaweed al-Ghusein）对美联社说，阿拉法特的金融帝国可能有30到50亿美元！这些钱都在哪里，除了阿拉法特本人，谁也不清楚，连他的妻子都不全部了解。 因而巴勒斯坦的异议组织「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运动」曾在约旦一家周刊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阿拉法特「最近十年间不仅使我们的人民蒙受耻辱，还压迫我们的人民」。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主要成员阿巴斯．扎奇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指责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权力腐败的根源∶「阿拉法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非法、腐败和不稳定」。而巴解的另一核心成员哈德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说得更直接∶「等阿拉法特消失之後，人们会像谈论毛泽东那样谈论他的罪行以及他带来的灾难。」 因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对阿拉法特的盖棺论定是：「阿拉法特本质上是个坏蛋，他扼杀了自己人民的向上精神；他的腐败、自私的统治，导致创造性的外交无法触及到巴勒斯坦。」 在阿拉伯世界以及中国等专制国家的媒体上，总是把巴以冲突的责任全部怪罪到以色列头上，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等。即使不说这些土地纠纷缘自历史上几次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在它建国第二天就围攻它，要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以色列反击时造成，而且据九十年代以色列的民调：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它说明，多数以色列人愿意用土地换和平，关键是阿拉法特停止支持哈马斯、阿萨克烈士旅等恐怖组织，让75％（有条件）和5％（无条件）加起来那80％的大多数人有安全感。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也於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撰文「道路从这次开始」，强调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让它融入这个地区。同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让巴勒斯人民活得有尊严和希望。 因此，要想中东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巴勒斯坦建国，要想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要走的第一步是结束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权，使新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有出头的机会。因而阿拉法特去世次日《华盛顿邮报》社论说，「阿拉法特用恐怖主义毒化了他的运动」，他的去世，「为巴勒斯坦建国去掉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连巴解总部所在地的「巴勒斯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施卡奇（Khalil Shikaki）也在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阿拉法特不在了，中东有了希望。 Post by 古吟声 @ 14:12 狱中来信
2004-11-17 12:25 11月6日,老喻在狱中的一封信! 某某(真实姓名省略): 你好！我们共事多年，以我对你的了解，相信你会很快喜欢并胜任总经理的工作的。相信大家也会信任并支持你，正如他们从前信任并支持我一样。 不断收到你们对我关切的信息，不断收到一些同事的来信，我总是处在感动之中：和以前一样，你们是我的信念。在某个梦中，在某个时刻，我都会不可救药地想起你们！ 2004年对于都市报真是惊涛骇浪的一年。许多同事离开了，许多同事准备离开，许多同事在等待中备受煎熬。一切的一切，我都想象得到，都能理解，都能感同身受。这一切也使我非常失落，无比心痛。有位同事来信说：“想起来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那些可见的东西，我们失去的是最可贵的一种理念、一种精神。”还有同事说：“要是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在一起不知能做多么大的事情。” 是的，一切都已发生。但一切都已变了吗？我们千辛万苦建起的大厦仅仅在一年时间，就如同在流沙中吗？我并不这么悲观。我们的基石还在，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人还在。我们甚至不用说“重建”，因为我们只需要坚信和坚守。尽管我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但我还是看得见都市报的前景：它不会屈居他人之下，只会做行业的先锋和时代的旗手；它不会只有一份《新京报》，还会有第二份第三份《新京报》；它不会只记载我们过去的价值，还会承载我们个人和共同的未来――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只要我们自己不将它摧毁。 北京的同事XX寄来一首令人震撼的诗，写道： 我们要做时代的精英 要追求幸福的生活 要做个好人 只愿能够好好活着 她的诗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你们这些坚守的也好，你们那些离开的也好，还有我这个坐牢的也好，我们都如此相似，我们的心又如此贴近，而我们的理想又如此简单明了不可动摇。因此，面对2004年，我们需要的是抛弃：抛弃我们的软弱和恐惧，也要抛弃我们的屈辱和激愤；我们需要的是宽容，宽容别人也要宽容自己；我们需要的是坚守：坚守我们的事业，坚守我们的传统，坚守我们的目标。命运真是高深莫测，他是否在锤炼我们的耐心和智慧呢？我看得见命运的厚报，而我们只需在努力中等待。 时间真是漫长，却又转眼即逝，离开你们快一年了，2005年又要到了！我们还是昂首挺胸继续前进吧。你们有声有色地工作和生活，一如既往激情满怀；而我目前，满足地沐浴在你们关切的目光中，沐浴在邢瑞的诗所闪耀的光芒中，做一个耐心而充实的囚徒。你们这些坚守的，你们那些离开或将回归的，还有我，终有一天，终在一个地点，终会以某种方式相聚。 秋天的阳光灿烂而温暖，就像我期待的聚会。 喻华峰 2004年11月6日 Post by detail @ 12:25 秋风――面对郎氏问题，寻找对症药方
2004-11-17 11:39 格林克尔永远都不会预料到，它对郎咸平批评言辞的激烈反击，竟然会引发一场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一个一个经济学家被扯进来，被迫或者主动地对郎咸平所提出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郎氏确实提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而一个经济学家假如还具有经济学之外的视野，假如还保有对于现实的关切，那么，就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即使不公开表态，恐怕也会在心里逼迫自己寻找答案。 郎咸平的问题是：卷入到国退民进浪潮中的民营企业家是可信、诚实的吗？他们是否借此机会，与地方官员勾结，以低廉得不正常的价格受让国有资产，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更进一步而言，民营企业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那些将民营化视为政治正确教条的主流经济学家又在中国近二十年的转轨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权力扭曲民营企业 相对于依靠垄断获得利润、但又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是以自由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学家，通常对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民营经济有较为正面的评价。这几乎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学界的一种政治正确。 然而，郎咸平却曾经数度相当激烈地批评民营企业，也算是对这种政治正确教条的一种大胆挑战。郎的批评确实并非没有道理。不管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民营企业有什么样的想象，现实却是，处于转轨过程中半吊子的市场体制下，尤其是在那些比较高端的行业，大量民营企业已经被权力侵蚀得面目全非。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现实当然是痛苦的：最有利可图的市场是高度封闭的，要进入市场，就需要打通权力关节；最重要的要素，如土地、信贷资金，是由政府控制的，要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寻求官员们的支援；政府也制定了种种监管规章，建立了种种监管机构，这些机构天然地偏向于国有企业，因而，如果严格执行监管，则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因此，民营企业家必须支付监管租金，换来监管机构的豁免“豁免”，以减少各个政府部门的“骚扰”；民营企业家在获取一定财富后，面对不确定的制度环境前景，也需要寻求官员的保护。 这样，企业家进入逐渐放开的市场，所要竞争的，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也得竞争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和官员的照顾与保护。根据常识，那些脱颖而出者，在后一方面的表现总是比较出色的。他们开始可能是被迫取媚权力，后来尝到甜头后，则是有意利用权力。而通常，当一家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到有能力要收购国有资产的时候，在与权力的关系，企业家恐怕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了。 这样的企业通常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并被公认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然而，恰恰是他们，却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民营的性质，而与权力建立了最为密切、且自己占据主动的关联，其中的瓜葛多为不可为外人道者。 这正是民营经济的尴尬之处。如果说，那些靠权力赋予的垄断地位在市场中高开高打、所向披靡的国有垄断企业属于典型的寻租型企业，那么，这些借着攀附权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则可称为“半寻租型”企业。 权力可以带来利润，但也会让民营企业付出代价。不光是租金。权力还腐蚀了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甚至可能比那些纯粹的国有垄断企业的经理层的心更冷、更硬。在权力面前所遭受的屈辱，会转化为对利润的畸形追求。他们要通过那些产权交易以数倍的利润收回自己在官员身上的投资，作为补偿。因此，那些英雄般的民营企业家的形象，恐怕并不美妙，而造财积累速度之快，难免惹人怀疑。 郎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他提出了问题，不管是民营企业自己，还是那些对民营经济寄予厚望的经济学家，甚至哪怕是政府，均应理由面对这些问题。事情是明摆着的：中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民营企业群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独立、且负责任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则经济转轨就不算完成。 以制度变革净化市场 但是，郎却走过了头，或者换一个角度，他跟主流经济学界一样，同样受制于自己的专业视野，于是，从对现象的正确描述，走向了一个错误结论：他认为，“国有胜于民营”，他完全否认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在最近一次发言中，郎氏更为明确地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与之抗衡。 郎氏的发现总是激情过剩，这也算是一个例证，因而，大可不必认真对待。事实上，国有企业需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不仅合乎经济学的逻辑，也是――或至少曾经是――社会的一个共识。这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经济学方面的效率目标，也是为了追求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公平目标。在目前的政
经体制下，强大得不成比例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存在本身就在制造严重的市场不公平，因为它会扭曲立法和政策，从而使法律和政策从一开始就不大公平。 当然，同样是这样的体制，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难免变形走样，出现郎先生所批评的现象。某些贪婪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能够侵吞国有资产，其制度基础恰恰是地方官员有权支配和处置国有资产。而且，这种权力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地方官员在处置国有资产时，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于是，就像郎咸评所说的那样，“保姆变成主人”。 官员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要为民营化过程中的种种混乱、不公平和犯罪活动承担主要责任。正是由于保姆变成了主人，才给了某些贪婪的民营企业家以可乘之机，因为，经济学的常识是，崽卖爷田不心痛。秦晖教授十一年前就指出，“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或者是他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必将导致一些从政治和社会发展角度看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其中一个后果即是触犯民众的公平感。在国有资产民营化过程中，普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遭到忽视和践踏，这类似于在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过程中，官商合谋导致拆迁户和农民的权利和利益遭到忽视、甚至恶意践踏。因此，尽管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在改革初期，甚至连普通工人也认可这一点；但是，在扭曲的制度框架下所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却完全无视原有体制对普通工人隐含的承诺。国有资产民营化使工人丧失了一切预期收益，从而使改革的正当性迅速流失。而由此一改革过程所形成的地方官员与不良民营企业家合谋的体制，则成为下一步以法治为取向的整体改革的最大阻碍。 检讨国有资产民营化过程，恐怕不能不承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有企业该不该民营化，而在于谁来决定国有企业是否该民营化，通过什么样样的程序决定民营化的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人民参与民营化的公共决策，从而赋予民营化进程以正当性。既然国有资产是公共资产，则有关民营化的决策，完全属于公共决策的范围，而不是受委托进行管理的行政官员可自行处置的。关于民营化，不管是宏观的政策取向，还是有关程序的法律法规，甚至是具体企业的民营化个案，都需要由真正体现民意的机构来进行审议。惟有如此，民营化才可获得正当性，受让资产的行为也才具有正当性。 由于缺乏这种程序上的合法性，目前所完成的国有资产受让行为的正当性是高度可疑的。不幸的是，很多民营企业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 超越经济学的视野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也因此，他们或者回避郎氏问题，或者避重就轻，即使做作答，也是无力的。他们依然大谈“效率优先”、“交易先于产权”，或者空洞地讨论民营体制的优越性。假如在二十年或十年前，相对于强大的国有体制，这样的说法或者还有点道理，今天还谈论这些，则颇具有黑色幽默色彩。 我们可能不得不反思，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与转轨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全？ 中国是幸运的，当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自由市场也正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回归，撒切尔革命、里根经济学、甚至智利经验，正如火如荼。在英美经济学界，自由市场理念也占据了某种话语主导权。 中国的大量经济学家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知识背景下接受其专业训练的。因此，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必要性、及民营化的路径选择被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只要民营化就行，只要给国有资产找到自然人所有者就行，至于途径、程序，则在其次。通过交易，自然会形成产权，这样就可以确保资源得到最大效率的利用。这就是某些以非主流自居的学人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教条。 西方的经济学家只要重复这样的教条就足够了，但当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公众讲述这个真理时，则犯了一个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他们遗忘了确保民营化获得正当性所需要的制度框架问题。没有人会愚蠢到怀疑英国的私有化过程中，会有官员与商人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样的制度框架可以阻止种种合谋现象出现。 但这样的背景性制度框架，却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忽视了，“直把杭州当汴州”，把中国的民营化事业高度简化了。在英国的制度框架下民营化确实是一项简单的事务，但在中国，它却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事务，因为这里的法治比市场更滞后，如果处理稍为不慎，即可能导致民营化扭曲变形，出现种种非意图的后果。且其后果之严重，将是经济学家所不能承受的。 经济学家如果仅仅由于知识视野的局限而未能注意到此一制度性背景，或许还可以原谅，但是，在民营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已经暴露之后，经济学家却依然坚持原来简陋的经济学论证，则就令人难以从知识上予以理解了。这也许是因为，经济学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就是经济学模型中所假设的“理性人”，因此，当秦晖教授大声疾呼，“在起点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时，他们知道这是一项过于艰难的事业，而他们是理性人，因此，对于任何看起来没有现实可行性的政策主张，都缺乏兴趣。于是，对于确保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所需要的制度框架之必要性，他们理性地保持了沉默。而假如人们把这样的沉默理解为对于合谋现象的默许，或许对他们不算太不公平。 经济学家可能会觉得委屈。但是，想想吧，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学家都不曾像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地位显赫，对社会产生过那样大的直接影响――也许只有欧洲重商主义时代是个例外。如果确实如哈耶克所说，观念塑造了历史，则显然，在过去二十年，是经济学家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这其中，既包括其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的荣耀，也应包括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 经济学家正在为自己的知识缺陷和“理性”付出代价。民众对经济学家的信心和尊重似乎逐渐流失。有人说，中国已经开始告别经济学家的时代，而进入法学家的时代。我们是否已经或者正在进入法学家时代，还可讨论，但近年来经济学家的信誉确实不断遭到冲击：股市大讨论令民众相信，部分经济学家与股市有过于密切的利害关系；经济学家到企业演讲，一场收费数万，令人怀疑经济学家无非就是咨询专家而已；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风波，也让人们对经济学家是否具有独立性将信将疑。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心灵被经济学家塑造，对于一个社会可能是场灾难。财富是人们所热爱的，但如何使经济得到发展、使每个人获得财富，而又不至于导致社会的失序，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而不是经济学――尤其是不是今天过度专业化的经济学――所能独力解决的。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太自负了。那些对模型拿手的经济学家自信只要按照他设计的政策方案，就可以实现经济的某种增长。然而，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增长，而是公平的增长，而只有在法治框架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增长。亚当・斯密是明智的，他在阐述了分工理论之后，没有讨论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是讨论如何约束政府的经济权力。斯密是以英国宪政法治传统为背景的，尚且如此，则中国经济学人该当如何呢？ 经济导刊， 2004 年第十期 Post by 自由的囚鸟 @ 11:39 分析张五常的中文
2004-11-15 23:42 从刘翔的启示说起 二 ○○ 四年九月九日 张五常 雅典奥运结束，中国获三十二面金牌，加中国台湾两面，共三十四，仅次美国一面矣。不要误会 ―― 不要把我扯到政治那边去。我这一辈的人，凡是听到炎黄子孙考个世界第一，都要把手指屈一下。 是那么困难的进程，那么辛酸的回忆。一九五九年，我的童年好友容国团在匈牙利赢得世界男子乒乓单打冠军，害得我一连几晚睡不着。不是奥运金牌，但那是中国人在任何体育上第一次拿个世界第一。当时有谁会想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半个月之内我们就拿得三十四个。人口那么多，多获第一理所当然，但不知受到什么诅咒，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才可以把手指多屈几下。 这次奥运过程中，一些项目中国应胜却败，另一些应败却胜，使大家看得一时叹息，一时惊喜。从今后影响的角度看，我认为 最重要 [1] 是 刘翔赢得的 一百一十公尺 跨栏 [2] 。绝对不是爆冷，但赢得那样干脆利落却把我吓了一跳。十二秒九一（平世界纪录）是 很快的时间 [3] 。作本科生时，十四秒会见报。 田径以飞快论英雄 [4] ， 重要项目首推 一百公尺 与 一百一十公尺 跨栏 [5] 。后者是体育运动中 最具爆炸性的 [6] 。参赛者要能跑、能跳，而如果 飞跃 [7] 不够流畅，取胜的机会近于零。 这解释了 [8] 跨栏是田径中 最卖得起广告钱 [9] 的项目。看来刘翔要找个经理人替他应酬广告商了。 三十多年前在《时代周刊》读到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短途赛跑黑人优胜。内容说，黑人的脚筋天生格外宜于短跑，故胜也。文内举东方人不善跑为例。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因为在刘翔之前 没有听过亚洲人在世界田径赛跑拿过什么牌 [10] ，而 在短跑 [11] 能进入奥运决赛也绝无仅有。个人不相信「脚筋」理论，但对韩国与日本人不善于赛跑倒有自己的解释：他们天生扁平足（ flat-footed ）的比较多。扁平足不可能在任何田径上有大成，但这缺陷中国人不多见（我的母亲及儿子有此缺陷，而自己是左扁右不扁）。 四十年前，在加州大学与一位田径名教练倾谈，提到赛跑天赋的问题。他说短途赛跑是所有体育运动中最容易发现天赋的。一个大有天赋但完全没有尝试过的人，第一次尝试 一百公尺 会接近十二秒。如果首次尝试是十五秒以上，怎样训练也不会有大作为。这是说，训练当然有助，但有没有短跑的天赋很容易知道。后来在报章上读到一位年近三十的美国医生，在电视上看短跑比赛，对朋友说看来容易，自己要尝试一下。果然，只训练了几个月就接近世界纪录。 让我一下子跳到国际象棋比赛那边去。美国的天才波比 ; 费沙，七十年代初期与苏联的棋王作世界冠军赛。波比先是发脾气，弃权让一局，继而输一局，但跟着大杀三方，把对手杀得片甲不留。这是历史上最过瘾精彩的国际象棋大战，懂的不懂的都天天跟踪战果，之后学下象棋者众，棋书卖个清光。 刘翔 一百一十公尺 跨栏 获金 [12] ，胜得潇洒而又毫无疑问， 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 [13] 。其一是中国人赛跑天生不济这个成见 ， [14] 立刻被打入冷宫。很多人会想，生理天赋不足之谜是骗人的，没有这回事，何不尝试一下？其二是不少后生小子会真的尝试一下，而因为短跑的天赋容易发现，二 ○○ 八年的北京奥运将会放榜也。说不定，中国人的短跑天赋其实了不起，只是历来相信风 水 先生的话，一般不敢尝试罢了。牵一发动全身，只要跑得快，学跳远等项目易过借火矣。 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奥运多获奖牌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的金牌多于银牌与铜牌加起来的国家。这是说，要么不获牌，一旦获牌获金的机会最大。没有其它国家有这个现象。含意不妥：中国的体育奖赏制度过于重视金而轻视银与铜。 金牌奖赏较多是应该的，但过于重视金牌就失去了鼓励体育的一般性，因而间接地减少金牌的数量。 [15] 从五十年代初期我在西湾河街头踢小型足球起， 霍英东 先生对体育运动的赞助不遗余力。今天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 使举世瞩目 [16] ， 功臣当然无数 [17] ，但如果只选一个， 我投的票是霍英东 [18] 。希望 霍 先生能多鼓励银与铜，更希望其它富有的人参与其事。个人认为，捐钱给贫困的人比赞助体育重要，问题是捐给慈善机构，经过多人之手，到达贫困的人手上所余无几。 资料证据一般这样说。 [19] 赞助体育是另一回事：只要指明获奖的准则，拿一元出去，获奖者得一元。 当然， 霍英东 先生的体育赞助，大部分不是给获奖者的。 [20] 雅典奥运办得好，非常好。虽然恐怖活动的 可能性 [21] 使观众人数大减，但真的不失奥运祖家的风范。他们花了七百多亿港元办这次奥运， 血本应该无归 [22] 。但有时花钱要发一下神经才过瘾。雅典是个不富有的小城市，是奥运的发源地。尊重自己的传统，大花一笔，使我肃然起敬。 奥运闭幕，我对大导张艺谋主导的八分钟节目感到失望。不少读书识字的朋友向我投诉。他们认为拉胡琴的多位美女穿上短袍露出大腿，不知是卖肉还是卖艺，而推出西洋鬼子不知为何物的假太极拳 ， [23] 等等，皆不伦不类，污辱了中国 的 [24] 文化。个人认为，把中国传统的舞台艺术新潮化不容易，弄巧反拙的机会不少。东是东，西是西，东西大可合璧，但把东方西化就不容易叫人拍掌。 寄语王市长岐山。二 ○○ 八年北京奥运开幕，国歌之后的第一个节目，我建议让郎朗穿上正规的燕尾服，表演钢琴神技，大动作，把鬼子佬吓一下，先拔头筹。这是战略。演奏的乐曲由我来选最高明！ [1] 应为“最重要的” [2] 金牌 [3] 快慢作定语形容速度，时间过得很快 / 慢是不同的用法； [4] 表述不正确，径赛以速度论英雄，田赛以距离（力量？）论英雄，以飞快论英雄是错误的说法，可以说以快慢论英雄，但不能以飞快论英雄。 [5] 一百公尺跑 RACING ，不能这样连着跨栏 [6] 爆炸在哪里，原意应当是最具观赏性或者最吸引人的吧； [7] 跳跃或者动作吧； [8] 文法有问题，，这是。。。的原因，或者说这解释了为什么。。。； [9] 广东话的语言结构，不算错 [10] 马家军啊 [11] 在字多余 [12] 夺金或者获得金牌比较顺； [13] 没有主语，应该有一个“这”指代前面两句话阐述的事实； [14] 断句错误 [15] 逻辑上好像并不成立啊； [16] 错误用法，“使”多余 [17] 与前句没有衔接 [18] 票是霍英东？ [19] 不明所以，如果是指上一句的事实，标点和语气都不对。 [20] 不明所以，这个“当然”的逻辑是什么？ [21] 可能还是可能性 [22] 话不是这样说的； [23] 为什么要逗号？ [24] 多余 Post by detail @ 23:42 历史资料：九大会议记录（之一）
2004-11-15 23:35 〔中国 ...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下午５时正式开幕的。秘密状态一直开到４月２３日下午结束。接着开九届一中全会。同日结束。 ―― 编者〕 ◇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时 同志们，中国 ...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 ... 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吧？通过了。（总理：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副主席：好！全体通过。）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我们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老站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总理：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 “ 八大 ” 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林彪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以后） 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份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 散会！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五时 至六时半 首先对李雪峰同志说）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十一号，十二、十三讨论两天，十四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 “ 七大 ” ，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 “ 左 ” 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 “ 左 ” 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 “ 左 ” 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点，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点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红军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他们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 …… 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在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是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韦国清来了没有？（总理：没有。）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 “ 四 ・ 一二 ” 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 ×× 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 “ 左 ” 倾错误，为什么 “ 左 ” 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呀总是 “ 左 ” 。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 “ 和平民主新阶段 ” 。（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有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 “ 和平民主新阶段 ” ，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 七大 ” 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黄永胜：搞了。）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春桥同志讲上海关的人数。）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 ×× （听不清）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停一会儿）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康老：主席早就说过，工作同睡觉，吃饭同大便，在延安时就讲过，一个时候总有一个。）在延安没有讲。（康老：诸如主席是讲辩证法，要有一个过程，我们是吃饭多于大便，像小孩吃奶一样，一面吃一面拉屎。）（大家笑）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所以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那你们去开会好不好？（张春桥：十四日发公报。）（姚文元：公报不要搞太长了。）（总理：比上次要长一点。）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总理：还是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 “ 七大 ” 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下面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答：六十几个。三结合的五个，地方五十五个。）（问郑维山同志）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答：军队另编一组，三十二个人。）（问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Post by detail @ 23:35 WSJ对美元的评论（译文）
2004-11-15 23:24 赤字堪忧 美元失势 WSJ 主任记者 SILVIA ASCARELLI 和 TOM SIMS 2004 。 11 。 8 拿什么拯救你，疲弱的美元？ 尽管就业数据比预料还要强劲，尽管股票市场也表现不错的说，周五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依然呈现跌势，跌穿了 9 个月前对欧元的最低价。 国际货币战略研究员认为 10 月新增就业达 33.7 万个的利好未能提振美元说明市场怀疑布什在第二个任期内不会改变赤字财政和创记录的贸易赤字，这才是评价国家支付能力的关键指标。 上周的选举令布什重回白宫，共和党人也更有力的掌控国会，国外担心这使美国政府能够更自由的花钱，财政赤字会随之恶化。 投资者机警的关注政府会不会作出支持美元的行动。事实上并无迹象显示央行即将干预外汇市场。而行动的贫乏“将使口头警告丧失恫吓效果”，摩根。斯坦利的国际货币战略研究员斯蒂芬。金说。 欧洲官员似乎对最近的汇率没有过度关注，而外汇市场交易者认为美国乐于见到弱势美元提升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那么只有指望日本了，日本会为了本国出口商免遭日元升值之苦而采取行动吗？日本财务大臣谷垣祯一 倒是重申了他准备好必要时会干预日元升值的警告。 周五，纽约市场欧元自前日收盘价 1.2872 美元上涨，最高触及了 1.2968 美元的高点，收于 1.2966 美元。 2 个月前，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还是 1.20 美元。欧元自 1999 年诞生以来曾长期低于最初的兑换率。欧元对美元的最高记录是二月份曾达到的 1.2925 美元。 纽约市场美元对日元收盘价为 105.59 日元，创 6 个月来的新低，上周三的汇率还是 106 日元。 外汇专家警告：无止尽的下跌甚至使传统美股和债券买家－诸如外国央行和国际基金经理不再情愿为美国经常帐赤字融资。由于贸易逆差的扩大，需要外资购买美国资产以实现平衡。但是观察家警告说这些资产的传统买家可能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或者更低的美元汇率（美国资产因此会更便宜），或者两者都要。 抛售美元的队伍日益扩大，伦敦 UBS 的首席国际货币分析员 Mansoor Mohi-uddin 认为：这波美元下跌不是缘于短期投机，而是中期资产配置。 Mansoor Mohi-uddin 预期欧元 12 个月内将达到 1.40 美元的价格。 接下来几周，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布什先生未来四年任期内的财政计划。 但是没有人指望美元会很快翻身。“对美元恢复信心是个长期的过程”位于伦敦的 ABN 高级国际货币专家 Aziz McMahon 认为。 事实上，当 10 年前美元对德国马克（考虑现在这个锚成为了欧元）在 18 个月内急速下跌并创下新低后，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正如今天这样，投资者忧虑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只有当投资者确实看到美国政府改善了收支状况，美元才重新变得可信赖，并持续到了 2000 年晚期。 欧元几年前也经历了它的信心危机，在 2000 到 2002 年中期大约 2 年的时间里，定价一直低于 1 美元，现在，欧元扬眉吐气了。 Post by detail @ 23:24 陈奎德：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2004-11-13 21:19 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陈奎德 1959-1961 年，在广袤的、静悄悄的中国大陆农村，三千多万人被活活地、一步一步地、稳定地饿死了。他们甚至被严禁出村逃难，被迫禁锢家中，奄奄一息，饿毙待死，不动不乱，无波无澜，无声无息。这发生在一个稳定的中国。 从这一大惨剧向前追溯， 1957 年，中国知识分子被北京当局盛情邀请，贡献国是建言。建言既出，风云突变，当局翻脸， 55 万获邀建言的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成为 “ 右派 ” ，沦入人间地狱二十多年，在无数 “ 夹边沟 ” 里，受尽磨难，死伤病残，默默消逝。从此天下，噤若寒蝉，再无逆言，一个稳定的中国在政治上凸显。。 再往前溯， 1949-1952 年，中共建政后，为消灭 “ 动乱因素 ” ，实施 “ 镇反 ” 、 “ 肃反 ” ，不经审判，捕杀了大量原国民政府的中下层公务人员，共计十几万；其亲属也几十年归入黑类，一辈子暗无天日，忍气吞声，一个稳定的中国于是日出东方。 从饥荒大惨剧向后追溯， 1968-1969 年，文革中的毛泽东为巩固既得权力，发起 “ 清理阶级队伍 ” 运动， ―― 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1970 年，实施 “ 一打三反 ” 运动，逮捕二十八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十万多人。两大运动都是毛的 “ 安定团结 ” 旗帜下，凝固文革成果的举措。终于，一个稳定的中国取代了了文革初期的动乱。 …… 今天，他们仍在通过关闭敢言报刊，逮捕维权记者，封锁网络言论，重判自由作家来维持他们的摇摇欲坠的稳定。 …… 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多少生命以你的名义被化为灰烬！ 在当今中国，有谁没有听过 “ 稳定压倒一切 ” 这一咒苻？十几年来，人们的耳朵被它磨出了茧子，这催眠式的咒符，令人昏昏欲睡，令人窒息致死。令官场腐败遍野；令农民与下岗工人走投无路；令新闻记者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令当今中国危机四伏。 观察五十多年的统治，其实只有两种统治形态：稳定与动乱。用执政党自己的语言，即： “ 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 ” 它也就是中国传统的 “ 治乱循环 ” 。毛和邓，他们的政治想象力从来都没有跳出过这种一治一乱的思维框架。毛虽然在延安时对来访的黄炎培许诺过要用民主制度来终结这种治乱循环。实际上它既不愿意也想象不出终结治乱循环的长治久安之道。不懂得其中运行的机制。 实质上，现代社会的秩序，是自由产生的秩序。 人们或有疑问：一个社会内，倘若个体享有高度的自由，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它如何能够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解体？ 这里涉及到近代自由主义所发现的一个根本秘密。 近代人类在探索自己的存在方式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自由产生秩序。 这一发现对人类的伟大意义，可以说，并不下于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 这一秘密，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中被揭橥的。而亚当 • 斯密（ Adam Smith ），则是发现者的先驱。它的基本点在于指出，市场交易、自由竞争能自发地导致一种生机勃勃的、高效运行 的经济秩序。它像一只巨大的自动螺旋仪一样，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某种动态的秩序，而这一经济秩序又有助于出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秩序。 在政治领域，实际上同样有 “ 看不见的手 ” 的作用。同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相类似，在政治领域中，独立的舆论、言论自由也是一只 “ 看不见的手 ” ，它调节和平衡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式，与选举制度、独立司法，这些看不见的手一样，防止了巨大的失误和滥用权力；同时也保障了周期性地和平地更新政府。因此，这些方面的制衡机制，也像一只巨大的自动螺旋仪或一部调整权力的自动机一样，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某种动态的秩序，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性。而言论自由，则是其中的核心构件。 这两种秩序，也就是法治状态。它不是人为设计和构想一种理想社会计划的结果，而是演化生成，是在诸种初始社会条件特别是法律体系下造成的一个自发的效应；它不是由一个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推行或控制某种社会经济模式造成的结果，而是由某种客观法则导致的一种自然产生的秩序。 这种秩序，不是死气沉沉的 “ 稳定 ” ，而是生气勃勃的动态秩序，因为它是自由创造出来的。 而毛、邓的所谓治世，无非是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乱世，则是他们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此而已。 他们这种治世下的稳定，实质是高压锅式的稳定，孕育着摧毁性的源。毛的所谓 “ 七八年来一次 ” ，就是周期性的，它与高度稳定无声的中国是互为补充的，互相循环的。 照这种稳定的定义，北朝鲜就是最稳定的地方。监狱就是最稳定的地方，坟墓就是最稳定的地方。 所谓 “ 稳定压倒一切 ” ，就是 “ 稳定压倒生命 ” ，就是 “ 稳定压倒自由 ” 。如果他们真的需要这种稳定的话，请便吧。求仁得仁，让他们自己奔自己的 “ 稳定 ” 天堂去吧。大多数中国人，阿弥托佛，势将分道扬镳，再也不想奉陪了。 Post by 古吟声 @ 21:19 王军涛：避免天下大乱的唯一途径
2004-11-13 02:00 避免天下大乱的唯一途径 王军涛 “ 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 ” 汉源事件与短期内其他突发事件一道，震动了海内外关心中国政局稳定的人的心。人们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更关心这个事件对于中国政局稳定的意义。有评论家引古训 “ 天下未乱蜀先乱 ” 警告国人，中国已经大乱在即。但主流精英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汉源事件不过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可以控制并会随着发展而被消化。 我认为，虽然汉源事件不是天下已经大乱的前奏，但确实可以视为走向天下大乱的征兆；而能否避免天下大乱要看国人如何解读汉源事件的意义以及如何采取措施避免大乱；在所有导致汉源事件继续演变为大乱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对于政治异端的镇压和精英对于民众不满情绪的冷漠和麻木；避免天下大乱的唯一途径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公开公正的政治决策程序。 ● 天下大乱机制之一：强秦暴亡的教训 理解汉源事件对于天下大乱的意义，应当首先找到天下大乱的过程和机制。 天下大乱并不容易。无论是李闯王，还是毛泽东，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加上天凑机缘的内忧外患，才能真正搞乱天下。即使如此，真正导致天下大乱的秘诀也不在造反者一方，而在于统治者的胡作非为。 在理解非民主政体的天下大乱的智慧中，中国古代的智慧最到位；这是早就从强秦暴亡中得出的政治教训。 强秦本是中华民族政治圈中边缘小酋，靠国家强制推行变法，建立高度集权专制政体，统一人民意志和行动，增强国力，从而最终统一中国。秦始皇由此坚信暴政是国家强大和稳定的充分条件。当儒生对他指出问题并提出改进治国建议时，他认为天下本来大治，唯一问题是这些儒生的思想不认同秦政所发出的噪音；只要消灭这些噪音，天下就彻底太平了；而消灭噪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消灭噪音的载体。于是，他借清理方士案件和马古坑儒杀了一千余名当时硕儒，并在全国范围焚烧诗书，弃智绝学。 然而，秦始皇的 “ 焚书坑儒 ” 并没有如愿维持稳定。他死后次年，陈胜吴广起义。他死后第三年，项羽在巨鹿打败秦军，并坑杀投降秦卒 20 多万。他死后第四年，刘邦攻入咸阳，秦朝灭亡。汉初几代君主认真思考强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逐步建立一套容纳异议的政治体制，从而使得所有可能的政策选择都可以在体制内表达和竞争，以确保统治者执政不犯致命错误，或者可以及时纠正致命过失。其后，凡开明容纳异议竞争，王朝就得以延续；凡暴虐镇压异议，王朝就被颠覆灭亡。 统治者以为杀掉讲理的反对者就可以维持天下太平；但因为问题不是讲理的制造出来的，杀掉讲理的只会使得问题更不能解决，从而还会有人来要解决问题；讲理的被杀被禁，下一次来找你的就是不讲理的；诚如后人讥讽秦始皇的诗曰： “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当不讲理的来时，统治者的后果会更惨；当年（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杀掉一千左右的讲理者，导致的政治后果是秦朝丧失自我调节机会，五年后（公元前 207 年）项羽坑杀 20 多万秦卒 ── 几乎是一条儒生的命导致 200 秦卒丧命。当今中国如果统治者坚持暴力镇压和平理性的改革诉求，那么下一步中国人会通过暴力解决问题，那时才是天下大乱，共产党人将真可能面临严厉的报应。 我解读暴秦两世而亡的教训是， 第一，理性讨论的异端不会导致天下大乱，只会使问题和平解决；通过理性讨论，政策和政府乃至制度根据现实和民意和平调整和更换。 第二，天下大乱是只认实力、不讲道理的刘项所为。 第三，禁止和镇压理性讨论问题的思想异端就是通向天下大乱的必由之路，通过消灭理性异端，堵死和平解决问题的出路，使人们不相信理性和平方式，只迷信暴力是唯一解决方式；人们坚信天下不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之际，就是刘项起事之时。最后，当刘项踏着殉道的讲理者尸骨来向统治者讨还公道时，统治者面对的后果会更惨！ 因此，我妄改唐诗为 “ 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 ” 以此作为怎样才能让中国天下大乱的的秘诀。这里， “ 坑灰 ” 意味着镇压和平理性的异端，刘、项是天下大乱的推动者，不读书就是不相信理性。天下大乱的机制就是，镇压和平理性的异端，杜绝国人对和平理性解决问题的希望，不满民众只有对抗造反，然后天下走向大乱。 ● 天下大乱的机制之二：现代化发展中的不稳定 历史表明，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不仅拒绝西方政治制度文明中的智慧，而且不相信或不懂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智慧。与秦始皇相同，他们以为，政局是被讲理的异端思想弄乱的，因此，他们封杀异端政治发展空间；与秦始皇不同，他们并不纯粹迷信暴力，而是以为，只要发展经济，就可以继续镇压和禁止异端思想，维持稳定。然而，中国虽然维持发展，但却是畸形病态的发展，伴随着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 天下大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暴秦后的大乱，是革命性大乱；只要统治者残酷盘剥压榨人民，使民众无法生活，就逼人民造反。 还有一种是和平演变逐渐演变成大乱。这种模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少案例。在国家没有发展时，天下 “ 太平 ” ，政局也 “ 稳定 ” 。但快速发展导致人们思想和利益关系急剧变化，由于缺乏及时的政策、政府和制度调整，人们的不满积累而又不能理性和平实现愿望，开始发展到与政府对抗，随着问题深化和不满增加，对抗也升级和扩展，最后酿成天下大乱。 因此，快速现代化虽然不必然导致政局稳定，却可能是不稳定根源，因为现代化会产生许多社会管理和协调的问题。当然，现代化及其产生的问题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关键是快速发展的社会能否及时成功地应对和化解问题。而能否及时妥当的应对又取决于社会能否提供空间给正常的理性批评和开发替代方案以及和平调整政策、政府和制度。如果执政者封杀这样的空间，问题和不满就会逐渐和平演变成天下大乱。 在和平演变天下大乱的模式机制中，类似于 “ 焚书坑儒 ” 的杜绝理性批判和寻求替代方案，也是天下大乱的必由之路。还是 “ 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 ” 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有局限的视野审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当发展是帕累托增长，即给社会多数人带来收益但不使其他人恶化时，发展有助于社会稳定。当发展是卡尔多增长，即导致多数人改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少数恶化时，发展可能产生不稳定。前天津经济开发区主任、现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 任张炜 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种增长格局（张炜增长），当发展使少数人改善但多数人恶化时，发展极可能造成不稳定。 社会学对发展与稳定的看法更复杂。美国有个着名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是关于美军中升迁与满意的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海外驻军平均升迁比国内驻军快，但人心更不满，因为期望值和对升迁标准以及升迁机会分配有不同意见的可能来源更多。因此，即使多数从发展中得到好处，反而更可能导致不满和不稳定。 政治学有专门研究政治发展的分支，其中对于第三世界快速现代化的政治不稳定分析甚至导致 “ 发展综合症 ” 的概念的提出。 满清和民国覆亡中，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和平演变大乱机制在起作用；清末和民国期间中国的现代化速度都不差，而且甚至清末和民国政府还因应民意改革了政治制度，但终于因为不能提供足够的自我调整空间而最后导致天下大乱。 由上述分析可知，和平演变天下大乱的模式的关键是三个环节： 第一，有发展，使得大乱不会马上发生； 第二，不公正导致增长越来越与民众利益无关并且导致日益严重的民众不满； 第三，封杀所有和平寻求另外发展的可能空间，使得国人民众对和平理性解决问题没有信心，转而迷信暴力，从而使对抗性民变成为唯一的和必然的结局。 其中，关键仍然是镇压和平理性的异端，杜绝和平更换调整政策、执政者和制度的可能和民众对此期盼，由此天下更容易大乱。 ● 中国的情形与汉源事件的政治意义 这也是目前中国的情形。 2002 年十六大前夕，有两份对时局评估的报告引起国人重视。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三位先生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严重发展问题并可能危及政治稳定。他们其实希望新领导能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或至少缓解问题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康晓光 先生则认为，这些问题不会影响稳定，因为问题成因之一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的铁三角同盟，而这个同盟可以镇压一切反抗和封杀一切替代性可能。 由这两份报告引发一批学者聚首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中国的时局。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于局势严峻、稳定前景和可能出路的看法严重分歧。我的一位老友以民意调查结果为证据说，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因为陈胜吴广都在深圳打工发财呢。由于他是在中美两国最好学校受过训练并且在美国前十名大学执教的 终身 教授，还是民调研究中国政治的最好专家，我不能轻易怀疑他的结论。 然而，就在去年，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长年追踪调查湖南农民抗议运动的学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其关于中国底层的图像与我的老友的结论恰恰相反。中国农民不仅在反抗、而且反抗已经道德化和组织化；基层政权已经是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视作敌人；当高层不用兵时，基层政权只能勾结黑社会镇压农民；而农民的领袖是复员军人。农民领袖告诉他，陈胜吴广并没有去深圳打工，只是在冷兵器时代 " 斩木难以为兵，揭竿不能为旗， " 只好采取 " 对高层上访，在基层对抗 " 造反战略。这位学者的看法得到许多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和调研的专家的支持。 现在，汉源事件，与其他事件一道，正在给当年的这场争论作结论，而这也就是汉源事件的政治意义。中国的病态发展确实导致许多问题并且引起相当多数人民的不满，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成因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改革思路，深化恶化于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执政，而他们对于理性异端的镇压和对于可能的替代力量和前景的封杀使得人们逐渐不相信和平解决问题可能，从而选择对抗斗争来争取解决，宣泄情绪和报复迫害。汉源事件表明，这种对抗性斗争的激烈程度正在急剧升级和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对抗继续发展，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我称汉源事件是走向天下大乱的征兆。 当然，征兆不一定成为现实。天下大乱其实并不容易；关键是能否重视征兆，从而采取适宜的措施，化解危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最大的导致危机的因素：统治者继续 " 焚书坑儒 " ，而精英对于民众日益增强的不满和反抗报以轻蔑、麻木和不以为然的态度。 如何解决问题，化解危机？ 康晓光 先生提出以行政替代政治方式作为出路解决问题，即加强改善政府能力和作为、但回避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似乎与胡温拒绝西方民主、加强执政能力的说法相合。 第四代领导集体不像其前任，是看到问题而且看重问题的，他们想靠党和政府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全部问题是政府造成的，不能解决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在抵制和应付；靠党和政府改善自己来解决问题的措施，其实是企图靠问题解决问题；其实际后果是继续强化党和政府的权力，这是增加、深化和恶化问题。 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依靠不满的民众监督、揭露、批判和改革党和政府。但这不能是无法治的群众运动，而应当改革通过政治体制，建立稳定可靠公开严谨的程序来实现。 腐败只有公开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监督，只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才能有效惩办，只有定期公开自由选举领导才能及时制止。机会与财富分配的不公只有在选票说话时才能得到有效的约束。道德沦丧只有在政府廉洁和独立的公民社会中才能被扭转。前中共总书记早在 1989 年就看到，一党专制不能治理腐败，应当引进多党制才行。 中国最高领导层可以继续持有糊涂看法，是与他们在精英圈中没有遇到有效的挑战有关。中国目前的精英主流确实如 康晓光 先生所描绘的支持或默认威权政府对于理性异端的镇压，对于存在的问题和由此导致的民众的痛苦和不满，他们麻木冷漠和不屑一顾。世故的中国精英不是不知道 " 焚书坑儒 " 的历史教训，而是有几个看法妨碍他们认识问题的严重。 第一个看法是混淆了发展与不稳定的关系，以为发展就一定稳定。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发展中的不稳定的理论。在某些情形中，发展不仅不支持稳定，而且就是不稳定的根源。 第二，他们认为，中国人现在能有基本温饱，不像当年的大乱天下的起义农民没饭吃，被迫造反。确实，对于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人，吃饱饭就不会造反。然而，对于现代化和后现代时代的人，温饱不是唯一导致不满和对抗的原因。其实，即使在古代社会，造反者也不都是没饭吃；那些流民有些是有地不种，想要更多的机会。今天更是如此，共产党的宣传、交通通讯影视和外出打工经历以及各种困扰问题，使得原来安分的人们对于生活和命运有了新的期望和理解；对于自己的状况不再满意，甚至愤怒。相反，那些真正扶贫对象却还比较安定。 第三，他们认为，目前没有替代共产党的执政力量，因此共产党会继续执政。且不说，破局后的替代的执政力量既可以是中共内部的力量，也可以是中共分化出的力量。即使体制内外都没有替代力量，该破局的还是要破局，不过后果是天下大乱。就像即使没有医生，该生病还是要生病，无非是病重不治而亡。由于政治封杀使得中国不能存在和平理性的替代力量和方案，这才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最可靠方式。因为只要有理性批评讨论，就可以揭示问题，就可以发现替代方案；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和改革制度解决，即使统治者拒绝，也可以通过和平更换政府实现新的得人心的方案。 ● 不容乐观的前景 综上所述，搞乱天下不容易，但也不难。在目前情况下，使得中国马上大乱，就是按照毛的方式，既不给人民温饱，又残酷镇压。但如果想要中国和平渐进走向大乱，就是按照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方式，快速发展经济，不顾社会正义，导致民众不满，再镇压异端，消灭和平开发替代性思想和力量的机会；然后再加上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方式，深化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将发展由帕累托增长变为卡尔多增长，再变成张炜增长，同时继续封杀另外的和平选择空间，并胡弄乃至镇压民众不满的表达，使得民众对和平理性解决问题不报希望，转而寻求对抗方式宣泄情绪和报复官员。至于是否最后和平演变成大乱局面，还要看第四代领导集体是继续前任路线，还是开放空间给和平理性的异端，开发替代性方案和力量，以使中国能及时调整政策、政府和制度，缓解民愤，化解危机。 中国主流精英最糊涂的看法，就是把中国执政者造成的最大罪恶和危险，即消灭一切替代方案可能、使得天下大乱成为唯一结局，作为天下不会大乱的理由和预防大乱的有效必要措施，从而支持执政者沿着和平演变渐进大乱的路子稳步恶化问题，加剧民众不满，镇压和封杀替代可能，使民众对和平理性不报希望，从而扩大和升级对抗，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拜伦诗曰： " 冬天到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 汉源事件则在扣问国人心智：坑灰正在漫洒，难道刘项能不来吗？ （作者说明：本文是从维持政治稳定角度批判性考察中国统治者和主流精英心态中的问题，揭示推演其可能的事与愿违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评价中国正在发生的民众抗议事件。公正客观评价民众抗议不能局限于政治稳定的视角，而应当从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有关标准出发。前者与后者的评估结论很不同，政治稳定的视角对民众抗议多持负面看法，而社会和政治正义的标准虽然也多样化，但多持正面肯定的看法。本文作者今后将系列专文从政治和社会正义标准讨论民众抗议事件。） Post by 古吟声 @ 02:00 崔卫平：《英雄》──献给萨达姆和金正日的影片
2004-11-12 17:37 《英雄》 ── 献给萨达姆和金正日的影片 崔卫平 ――《英雄》违背了中国观众的三项共识，以法西斯美学营造出令个人感到渺小的暴力力量，是一部向当局者进言的政治大片。 所谓「商业片」的要害在于迎合观众口味，尽最大努力揣摩观众的心思，投合观众头脑中心目中已经具有的定见、成见，不去冒犯观众和向观众发出挑战。在做文化批评者的眼中，好莱坞的「罪状」即是给「流行的主导意识形态押上韵脚」。所谓商业上的成功，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共识」之上。金钱的立场决定了它的保守的立场。而《英雄》相反，它是以违背一般观众的要求为基础的。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可以看出： * 为暴君翻案背弃武侠精神 一、几千年中国民间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定见以及对于暴君的痛恨。尽管这个看法中所包含的对于仁政的渴望，仍然属于专制统治之下的一种向往，但是对于暴君的谴责，却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而《英雄》却要替秦始皇「翻案」，这是一个「大手笔」，这种「大手笔」只有极个别意欲重新书写历史的人而为，就像文革中流行的那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作者一样。所有为暴君翻案只有一个目的：为自己逆天下潮流而动寻找藉口。《英雄》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是大多数而是极个别人的视角为暴君做翻案文章。 二、一般民众对于武侠英雄的认识。所谓「浪迹江湖」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换来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和心境，是自己当家作主愿望的实现；老百姓对于武侠的向往和接受，也是在这种向往自由的意义上。但在《英雄》中，当残雪、无名放弃刺杀秦始皇的念头时，名义上是一种去掉个人仇恨的升华，但实际上是和皇帝的心思不谋而合，「天下」即「天子」的治下，为天下著想即是为「天子」著想。影片对这一点毫不掩饰，直至要通过秦始皇的口中说出来 ── 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与寡人心意想通的」的「知己」竟是一江湖中人残雪。将乘风御虚的武侠英雄与所谓拯救天下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能够适合皇帝的心意，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如此背叛武侠精神，是一般观众最不能接受的。放秦始皇生还的无名，最终还是在皇帝的宫殿被处决，这与《卧虎藏龙》中的章子怡飞身跳下崇山峻岭的结局，有著根本的区别。 * 秦国恰恰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三、光靠镇压不足以平天下，建立在剪除异己基础上达成的统一，不足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合法性。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高深的（民主）学问，老百姓一望即知。在这个意义上，老百姓天生站在民主一边。而所谓让秦国的武力来统一天下是为了结束战争，是为了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无非是为了强权和行使强权制造的歪理。这种歪理，放在高压的现实之中，人们也许对此无可奈何，可是放到电影院里借助电影院黑暗的光线，观众就有理由对此不屑一顾和发出嘲弄的笑声。更可笑的是所谓「反恐」一说。别忘了，秦国这时候还未完成「统一」的大业，即便拥有最强的武力，它还没有坐到天下统治者的宝座；作为七国之一，它本身依靠武力消灭周边国家正是表明，秦国恰恰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者，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非常明显，《英雄》中的「天下」，仅仅是「寡人」的天下，是「一个人」的天下，这是地地道道的独裁暴君的思想。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看了说，「这是献给萨达姆和金正日的影片」。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即使是放在当今中国领导人面前，《英雄》也是一个令人不敢去接的「烫山芋」，其中所表现的想法是今天的统治者既不敢去想也不敢去做的。比如影片中的秦始皇借防备刺客为名，把身边的文武百官赶得一乾二净，偌大的宫殿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出没，这与「集体领导」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与「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远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英雄》就不仅是《纽约时报》所说的「谄媚」当今权贵，准确地应该说是「贿赂」，要不就是「栽赃」，把人家不具备的想法端到人家面前。当然，还是理解为「以电影的名义进言」比较恰当。处在一个「进言者」的位置上，就像无名始终站在秦始皇的对面处于他的下方一样，《英雄》就获得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的待遇。能够在那样的地方举行影片的宣传，这完全不是商业电影的思路，也不是商业力量能够完成的。有谁听说过好莱坞的某部影片是在华府的白宫首映和与记者见面？此后《英雄》所取得的票房收入证明，在中国，要走商业电影的道路，必先走政治电影的道路；换句话说，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电影只能是政治电影。 * 以法西斯美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 有人用「暴力美学」来形容这部影片的视觉效果，但仅仅是将暴力加以美化，将杀人场面做成一种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还不等于法西斯美学。法西斯美学的效果在于造成人精神上的折服和屈从，它暗示某种神秘的、超越性的力量，它是不可征服的，个人在它面前只是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苏珊．桑塔格曾经分析过纳粹德国的女导演兰妮的一系列作品，指出兰妮在不只一部电影中将高山表现得无限优美和危险，表明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放射著一种幻异的光芒，诱惑人们产生某种超异的和自我超越的印象而投入同胞的团体或死亡。将张艺谋从「英雄」眼光看过去的壮丽河山和李安《卧虎藏龙》中灵动气息的人间山河相比较，就会发现苏珊．桑塔格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张艺谋。 取得至高无上的效果还在于突出某种高度一致，消除任何一种噪音和杂音，用以展现某种强大的压倒性力量。该片中没有一张普通人的面孔，从秦始皇帝到刺客之间一点过渡、仲介的人物也没有，世俗生活在这里是要被取消的腐败，只会玷污了英雄们的高大胸怀。有人对《英雄》中士兵列阵提出异议，说那不像是中国的而像是古罗马的，其实也并不是古罗马式的，只是符合某种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想像：士兵们服装坚固统一、伫列整齐划一、表情呆板如一、动作机械归一，他们从辽阔的、无人的背景中突然涌起，仿佛受到来自一个神秘意志的指挥，迅速地集中和分散，转瞬又不知去向。像蚁群般拥挤的人们已经超出了任何军事上的考虑，数量上的堆积、倍增无非是显示其背后操控权力的堆积和倍增。 在攻打赵国那场戏中，所有的箭、弩都是一起发出，它们在空中飞向一个中心，在形成某个漩涡之后，乃至遮蔽了大半个天空之后，才齐刷刷落下来，而我们从古典小说中读到的战争过程都是前排的先射，后排的续上；黑泽明在《乱》中使用的箭也都是乱箭，没有如此约好了一齐射的。这种远离生活真实的仪式效果有一个直接的现实目的：为高度集中的操控权力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仪式总是伴随著实用。无名最后被处决的那些段落，由那些看不见的面孔发出的众口一词的呼声：「居心叵测、大胆行刺、杀无赦！」「大王，杀！大王，杀！」 ── 给人带来的联想，远不是制作者们所称「和平」资讯，而是一种原始的、古老的嗜血欲望。这场戏中士兵们在宫殿长廊下举著火把来回走动、人数密集人头攒动的景象，令人想起纳粹德国的火把游行。 不知道有多少人从这种完全缺乏对比的视听效果中获取美感或快感，我的一些朋友其中包括第六代导演认为这部影片的「视觉粗俗」，在这一点上，《英雄》倒是迎合了那些缺少分辨能力的大众口味。但说句实话，随著ＤＶＤ放映机的普及，中国观众的趣味正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在变化、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黑泽明等电影大师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谁要是低估了观众的水平，谁就失去了中国电影的今天和明天。 （《开放》杂志，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Post by 古吟声 @ 17:37 中央传达文件：571工程纪要
2004-11-11 23:09 《 571 工程纪要》全文 1971 年 3 月 21 日 ，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按指林彪，下同）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按指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 571 工程”计划。（“ 571 ”为“武装起义”的谐音。） 3 月 23 日 至 24 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 571 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1971 年年终由官方正式公布 《 571 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
二十四） （一） 可能性 （二） 必要性 （三） 基本条件 （四） 时机 （五） 力量 （六） 口号和纲领 （七） 实施要点 （八） 政策和策略 （九） 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 9.2 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 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 1 ）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 2 ） 夺权正在进行。 （ 3 ）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 4 ）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 5 ）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 6 ） 他们“故计（伎）重演”。 （ 7 ）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 8 ）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 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 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 9 ）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 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 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 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封建暴 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 军心不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 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 退。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 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 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52 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 543 、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 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 △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军委办事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52 ，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 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 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 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 准备阶段 （ 1 ） 计划 （ 2 ）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 教导队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 3 ）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 01 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 4 ）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 1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 2 ）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 3 ）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 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 、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 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 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 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 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 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 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52 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 崔卫平 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说法，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这个词 1925 年才出现，并且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 “totalitarianism” 其词根 “total” ，即 “ 总体的 ” 、 “ 全面的 ” 意思，墨索里尼曾用 “ 总体国家 ” （ totalitarian state ）来表达他的蓝图。 1941 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于其中分析了现代自由所伴随的孤独，如何驱使人们站到一面极度权威的旗帜之下，从而滋生出极权主义怪物。卡尔 ・ 波普尔于 1943 年写成并随后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解剖了极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根源和脉络：从 “ 本质主义 ” （ “ 整体论 ” ） ――“ 历史主义 ”――“ 乌托邦社会工程 ” ，完成了一个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及其展开封闭循环，剪除了人类真实生活的所有偶然性及其未知的开放性质。 1944 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谓 “ 国家干预 ” 、 “ 计划经济 ” 所存在的巨大危险 ―― 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进入全面奴役的起点。 战争结束之前这些人们的著述，主要涉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尤其是对于某种理想主义或唯理主义的模式进行清算，而不是针对暴力极权主义现象，实际上并没有将极权主义和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政权形式联系起来，甚至没有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极权主义。波普尔和哈耶克锋芒所向，是社会组织过分的人为设计，是过分信任所谓人类理性能力，他们本人都比较推崇在长期人类实践中形成的自发秩序。 1948 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种种技术比如修辞术、认罪术，实现对于全部日常生活中人们思想行为的严密控制。尽管这部小说后来更多地被认为是预言或者影射了苏式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但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具有这样的联想。 汉娜 ・ 阿伦特 1951 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纳粹主义的成因。 1958 年的修订版，增加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在认定 “ 极权主义政权 ” 时，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也算在内，由此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与批判的具体对象，也开始有了 “ 右的 ” 极权主义和 “ 左的 ” 极权主义之分。有关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的分析最具特色之点在于：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 “ 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 ” 这种 “ 孤独 ” 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上。在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 “ 假大空 ” 的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了：极权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和虚无又在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在阿伦特的表述中，包含了极权政权和这种政权之下的人们互相之间不可分割的看法。 1953 年一次会议之后，由弗里德利克编辑会议录《极权主义》一书， 1954 年出版。其中对于 “ 极权主义 ” 这个概念是适用于包括古代在内的所有时代，还是仅仅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同国家－社会中共有的某种特征，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有自己一组特征的政治制度，抑或仅仅是一种极权主义精神，做了辨析。弗里德利克本人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这样六个特征： 1 、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2 、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 3 、政府垄断军队； 4 、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 5 、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 6 、集中管理的经济。 1956 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如果说阿伦特那本开山之作的主要对象是纳粹主义，那么，这两位作者其主要特色在于成功地论述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由于纳粹主义已成为过去，而斯大林主义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关于极权主义的批判的重点便转移至斯大林主义政权。五十年代是极权主义研究的鼎盛时期，当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苏联和苏式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说出 “ 极权主义 ” 这个词，就表明与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决裂，是取得了一个制度之外的某种起点。而在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个词基本上没有出现，很可能唯一使用这个概念的是那位年轻的女受难者林昭。从这个角度看，林昭与那些被 “ 冤枉 ” 的右派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又译 “ 独裁主义 ” ），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治），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坏，而是它们各自的性质。 “ 极权主义 ” 正如其字面意义（ total ）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就这一点而言，甚至纳粹主义都没有做到。纳粹德国和意大利都不存在中央调控的经济制度。许多完成民主转型或有待完成的地区或国家，比如当年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 其次是对于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断然取消了所有自发的民间团体：行业联盟、宗教组织、研究学会、工人和农民协会、青年或妇女联合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间党派。如果这些组织存在的话，肯定是在接受一个核心领导的前提下，名存实亡而已，并且实际上为核心服务而不是为各种民众服务。甚至一个年轻人的阅读讨论小组，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种将人们置于分而治之的黑暗当中的极端做法，恐怕是任何一个专制独裁政府乃至外族入侵者所不可比拟的。取消各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切断所有人们之间的自发联系，最终导致一个沙漠化的、枯萎的、从底部被抽空，从而十分容易失去平衡的社会。 第三是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服、与什么人来往、是否撕坏了一张画像或者想要出国；到他的思想、日记、与朋友之间的通讯、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等，无一不在严密的监视、监控之中。 “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侵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即使是《一九八四》的作者，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发辨的长短、裤管的大小，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在压制了私人生活之后，所谓公共生活仅仅是徒具外表而已；它与自由无关，而是一种高度强制的体现。 依笔者拙见，最好把 “ 极权主义 ” 这个词限制在苏式极权主义制度这个范围之内。目前中文翻译的 “ 极权主义 ”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字面上带出了 “ 极端 ” 这个含义，它在权力的控制方面是非常极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极权主义是程度上最坏的，萨达姆政权也是恶劣透顶、残暴之至，但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及其手段方面，比如群众性告密和互相揭发（称之为 “ 群众专政 ” ），和苏式极权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在当今世界上还有极为残酷的种族战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能说它们是 “ 极权主义的 ” 。 进入 60 年代之后，除了中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苏式极权制度都起了比较大的变化，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据徐贲先生介绍，卡索夫（ Allen Kassof ）于 1964 年提出了 “ 无恐怖的极权 ” 。林兹（ Juan Linz ）在 70 年代中期提出了 “ 后极权主义 ” 的说法，他建议用 “ 极权主义 ” 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后苏联的 “ 后极权主义 ” 。华尔泽（ Michael Walzer ）在 80 年代则提出 “ 失败的极权 ” 一说，他指出， “ 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 ” 。李慎之先生曾经引用苏联作家阿尔马克里的话来说，是革命的 “ 总发条已经松了 ” 的时期。在下面讨论 “ 后极权主义 ” 之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修正性的和描述性的概念，指明一种延续之后的演变，并不是十分严格和统一。比如捷克的哈维尔十分经常地运用 “ 后极权主义 ” 的概念，而波兰的米奇尼克却没有用 “ 后 ” 这个缀词，他仍然沿用的是 “ 极权主义 ” 、 “ 极权制度 ” 这样的表达，虽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向比较晚近的苏式极权制度。可以说，米奇尼克的用法更为接近李慎之先生对于哈维尔 “ 后极权主义 ” 提法的辩驳，李先生的意思是，用 “ 后期极权制度 ” （ late-totalitarian system ）比 “ 后极权制度 ” （ post-totalitarian system ）更为妥当。因为虽然在后期，极权主义的基本 “ 道统 ” 仍然没有改变。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松动的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在东欧争取民主的阵营里，用不用这个 “ 极权主义 ” 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分水岭。比如意欲赋予社会主义以人性面貌的 “ 修正主义者 ” ，基本上不用这个词，他们仍然在体制的框架之内，寄希望于体制本身的改革和制度的领袖。而七十年代起来走向反对前台的人们，才重新启用这个词，表明他们在制度之外的不同起点。在这一点上，运用 “ 后极权主义 ” 这个概念的李慎之先生，和前面说的林昭一样，走得比他的同代人远得多。 哈维尔描述捷克苏式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 “ 后极权 ” 社会），关键词有 “ 恐惧 ” 、 “ 谎言 ” 、 “ 消费品 ” 。他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不同于五十年代行刑室里的拷打叫喊声，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 ―― 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之下，谎言盛行。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人们随时随地准备撒谎，不仅不脸红甚至还会理直气壮： “ 我想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有什么过错？ ” 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堕落为不同的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但不是没有意义：维持着一个极权社会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数人厌恶和当权者的争论而把兴趣转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现出对于消费品空前高涨的热情，人们忙于建立自己的安乐窝，知道如何不给自己和他人添加麻烦，而在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是能量并非完全恰当的输出：人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在哈维尔的表述中，继承了阿伦特关于极权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人们互相依存的观点。即所谓 “ 合谋 ” 或 “ 共谋 ” 。 但是与此相伴随，还有可以称之为 “ 后极权社会中反抗策略 ” 的许多东西。匈牙利作家康诺德 1982 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反政治》，其中包含了许多被后来的人们追踪的议题。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 “ 反政治的政治 ” 和 “ 无权者的权力 ” 、 “ 公民的首创精神 ” 等。既然极权的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全面扑灭来自生活的任何自发性和自主性，是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那么，从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起点、领域开始，都可能造成对于极权制度的抵制和反抗。这就造成了与传统的反抗议题之间重大区别。 “ 反政治的政治 ” 不去追逐政治权力，不制定一种纲领反对另外一种纲领，不试图以政治手段（更替领导人乃至改朝换代）解决问题。相反， “ 反政治 ” 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哈维尔反复指出的一个领域是 “ 良心 ” 的领域，在靠谎言维持的制度中，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说真话的良心，拥有一个不仅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维度，即有可能成为一个反抗的起点。诸如此类的起点和发端就和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所谓 “ 公民的首创精神 ” ，即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这就是所谓 “ 无权者的权力 ” 。实际上，后极权批判在东欧知识分子那里，远远不是政治学者的工作，而是包括广大的作家、电影导演、诗人在内的丰富复杂的表述，不同的艺术家拥有自己不同的与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话的方式和侧重之点。比如捷克小说家的米兰 ・ 昆德拉、伊万 ・ 克里玛、博 ・ 赫拉巴尔、约瑟夫 ・ 斯可沃伦斯基（ 68 年之后流亡加拿大，代表作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诗人赫鲁伯等、文学评论家瓦苏里克；波兰有电影导演瓦依达、基斯洛夫斯基、诗人巴兰察克、赫伯特、辛姆波斯卡，以及那位流亡多年仍然心系波兰、最终死在故乡的切 ・ 米沃什。 这一套后极权批判的表述，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把反抗与价值及生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先来一套 “ 推翻 ” ，然后再进行 “ 建设 ” ，而是将两个过程并作同一个过程，更加具有后座力。反抗之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价值理念如何建设？实际上包含在反抗的理念、方法当中，而不是事后再来设计和弥补。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而将政治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返回生活领域，有可能提供一个更为妥当的政治基础。这是因为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展他们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这套并非来自书本、学院式的表述，其现实意义非常明显、直接：它针对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生活的窒息，包括人心中的虚无、道德力量的萎缩，想要从恢复生活、恢复个人的道德感、尊严感开始（起点当然不是终点），展开一场全面 (total) 抵制极权主义的斗争。 如果说，捷克的哈维尔更多地运用道德的维度，提倡个人生活在真实中和将道德的尺度放回到政治活动中去，那么波兰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亚当 ・ 米奇尼克（最早的独立组织 KOR 的创始人、团结工会的顾问）则把重心放到了社会的自我建设方面， “ 独立的社会运动 ” 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致力奔赴的。 1988 年被问及当时的波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教会、农业方面是私有制并且还有大量的文化自由（地下出版、飞行大学等），为什么还要把波兰称之为 “ 极权主义 ” 的？米奇尼克回答道：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则： “ 党的领导作用 ” 。米奇尼克认为当时的波兰可以称之为 “ 暗哑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 ” 而不是 “ 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 ，是 “ 一个分崩离析的极权主义制度 ” ， “ 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 ” ，而且 “ 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 ” 这就十分接近李慎之先生所说的 “ 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 ” 的看法。 完全可以说，对于苏式极权主义来说，尤其是这种制度的后期， “ 社会的自我组织 ” 是它最为担心、最为防范的。在这之前，全能的权力已经不得不放松对于经济活动和私人领域的严密控制，否则它自己也无法延续，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把国家拖入灭顶之灾，对私人生活的压抑既阻碍经济，同时制造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无端和无穷的对立，影响了统治的基础。而任何统治都需要有统治的 “ 基础 ” ，否则 “ 统治 ” 只是一句空话。尽管是十分不情愿也是十分不彻底地 ―― 经济活动和私人生活的自主性仍然随时随地面临干预的危险，在许多时刻面临许多困境和尴尬，但是这两个领域人们活动方式的性质，基本上限制在个人之内，是个人行为而非团体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仍然保持着 “ 分而治之 ” 的格局。阿伦特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有效：极权恐怖的诉诸对象是隔绝的、原子化的个人。对一个发动群众造反起家、并且声称自己是 “ 代表 ” 人民的政权来说，看得见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和要求，是它必然十分顾忌的。这不仅使它落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且它从自身的经验中，深知这种力量的危险。 必须考虑到 “ 社会 ” 和 “ 政治 ” 之间的距离。 “ 社会的自我组织 ” 并不等于要求组织社会，更不等于夺取权力。即使用 “ 辩证唯物主义 ” 的观点，也不难得出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无处不在的看法。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征用土地者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之间、房屋拆迁者和住户之间、房屋管理者和住家之间、买家和卖家之间、法院和打官司的人之间、退休人员和前雇主之间、开发商和环境受害者之间、医院和病人之间、校方和学生之间等等，没有办法列出人们互相之间可能发生矛盾的那些领域，不同的被雇佣者和同一个雇主之间的矛盾也不尽相同。除非社会不开放，不开放也有不开放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不可能全部由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很可能，与政府的矛盾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那么，谁来保护劳动者自己？谁替那些较少掌握资源的人们说话？替那些不能及时得到劳动报酬的人们说话？凡事要等到中央领导来操心，必定是矛盾积累很深或者已经闹出人命来。于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即人民的自我保护必然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76 年波兰的库隆、里普斯基和米奇尼克做成的 KOR 即 “ 保卫工人委员会 ” ，便是这样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联盟，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兴趣完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在经济、法律、医疗等方面，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给予帮助。但是，对于全能的权力来说，任何一个民间自发的组织，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联合和团结，都被潜在或公开地视为对于政府的一种挑战，是富有敌意的，是要通过各种严格的审查，确保没有危险比如一个足球协会，才能够成立。同样是一个贫困家庭急需的 200 块钱，由政府部分来发放，可以；但是由一个工人自发的工会来发放，却不行。波兰 KOR 的成员不断遇到骚扰、跟踪和逮捕。但是，矛盾的存在，必定打开了通向解决矛盾道路的空间和前景。 如果说，社会的自我组织的确给当局带来了某种压力，那么，这样的压力正好有助于产生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全权的权力可以专断任意地从一切方面给社会施加压力，制定仅仅对它有利的规则，它认为必要的话，可以运用暴力手段，因而它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而社会却没有一点还手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独立的社会组织，旨在反对任何单方面施加压力，不管这压力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任何享有权力或者资源的部门和人们。简单地说，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对手，是谈判桌上的另一端，是可以看得见对方的眼睛和鼻子，于是就有了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和斤斤计较的空间，有了在谈判中建立双方认可的游戏规则的可能性，有了在对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局面。所谓 “ 公民社会 ” 并非理想社会，也并非知识分子头脑中构想出来的美妙图景，米奇尼克说他们独立的社会运动给欧洲民主文化带来的新鲜之点在于，他们是 “ 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 ” 。 “ 不完美 ” 是指矛盾依旧存在，不同利益、兴趣人们之间对抗、冲突不可避免，与极权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运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在讨论协商基础上，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裁决。在游戏规则面前，在民主的机构和程序面前，持不同意见争论的各方都平等的， “ 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 。按照这个逻辑，即使在民主转型完成之后，对于前极权社会中的掌权者，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米奇尼克的表达是 “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 这套与所谓后极权社会相适应的表述，已经从根本上清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有关 “ 黑暗 ” 与 “ 光明 ” 、 “ 进步 ” 与 “ 反动 ” 、 “ 正义 ” 和 “ 不义 ” 等二元对立的摩尼教式的表达，对极权主义制度和思维做了剔骨还肉式的彻底处理。 2004 年 9 月 17 日 Post by 古吟声 @ 20:34 重发：林达老三篇
2004-11-10 00:23 以下点击下载; 《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也有一个梦想》 《历史深处的忧虑》 原来做的链接似乎出现问题，特重新发布，供同仁下载。 Post by detail @ 00:23 在边缘看世界
2004-11-09 15:29 在边缘看世界 ■书摘 □林达 美国的工艺品市场真够丰富的。一是以此为生的手艺人特多，二是舶来品多。各国移民在把自己移过来的时候，就捎带着把家乡的小玩艺儿也给“移”来了。所以，那天在逛一个山区小镇艺术节的时候，就遇上了卖正宗俄罗斯漆器套娃娃的俄国人。谁都知道，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工艺品，大娃娃套小娃娃，一个肚子里套一个，一套套出十来个。这种娃娃应该说已经不大稀奇，我在国内都见过仿制品，可见做起来并不难。可是，眼前这娃娃还是不一样，就是能冒出一股俄罗斯味儿来。重彩浓烈，在极俗中又透着不俗。我顿时就给粘在这娃娃摊儿上了。结果没想到，最后吸引我的倒不是那些传统娃娃，而是“古为今用”引伸的一套新设计。 这是我早在几年前就听说了的一套新产品，可亲眼见到还是第一遭。那是一套“领袖”，所以也不好意思称他们“娃娃”了。总之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涅日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等，一“夫”套一“夫”。传统套娃娃是卡通的，领袖们也只能“随俗”。可是，如果说套娃娃是美化变形的话，领袖们只能算是漫画变形了。不说别的，先就粗了脖子。 我一边称赞人家的“创意”，一边就起了发财的念头。我不由就说，嗨，这要是到中国去做这么一套，肯定好卖。你想，第一个是开国元首，本来就身材高大，大肚能容，里面再藏一个领袖，里面再藏一个…再藏一个…。我发现自己声音开始变小，底气明显不足。还来不及推敲，凭本能就自动扼杀了自己的发财良机，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回家静下心来，就想探个究竟，这玩笑怎么就开不得。这玩笑在俄国没问题，在美国当然就更没问题，因为美国人习惯于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而且假如玩笑事关政府要人，甚至不必辩解我只是一个玩笑。 于是我想，没准我们生性比较缺乏幽默。可是后来一想也不尽然。我妈今年80多了，一直喜欢对我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她好几次跟我提起这么件真事儿。我妈是南方人，曾在一个叫做“春晖中学”的学校上学。她说他们那会儿就兴考时事政治，可是哪个朝代的小孩子好像都不喜欢政治考试，大概因为政治离小孩子的天性最远。那天又考政治，我妈好多东西背不出来。愁眉苦脸交卷，却见一个要好的女孩子走出考场手舞足蹈喜形于色。结果一问，她倒不是考得好，而是因为在考卷上开了个很得意的玩笑。 原来有一道题考的是“胡汉民是什么人”？当时才20世纪20年代末，胡汉民的故事还走得不远，复杂的大尾巴还没有续上。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左右手，也算赫赫业绩，不然也不会考到小孩子的头上。那个女孩喜滋滋地在我妈的耳边说，你知道我在那道题下答了什么？见我妈茫然摇头。女孩大笑道，我答了“杂种！”还笑着补充说“胡汉之民，不是杂种是什么？”于是两个小女孩笑作一团。 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而且我们这辈人出生出世不懂什么叫幽默。我听了不但一点没笑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追问后果。我妈说，那个时候，这也没什么。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问多了，我妈解释说，她们一群小女孩那时对政治一窍不通，对当时老师说是民国开国元老的胡汉民既没有反感，也不打算和他过不去。所以，这只是厌倦了考试的女孩子一个聪明的恶作剧罢了。“也就是一个玩笑，开了就开了”。我当时还是想不通：什么叫“就是一个玩笑，开了就开了？”，怎么可能“开了就开了”？ 想想这个小女孩，可见咱也不是血脉里就不带这开玩笑的天性。可要是她也活到我妈的岁数，也一准早就改了这个“玩笑”的“恶习”。这种改变不知怎么就慢慢形成，不是一个女孩改变，而且大家变得一致。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对玩笑从来没有什么法律界定，打小儿长大，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玩笑法”。可是，再仔细想想，又发现虽说没有个正经说法，可其实人人自爱，心里都有个谱儿，谁也不会搞错。不同的年代还会自动微作调节。人们不由自主就在时时琢磨，什么玩笑开得，什么玩笑就开不得，玩笑究竟可以开到什么程度？长年累月，就琢磨得炉火纯青。精到是精到了，人也活得够累的。 假如有谁看到这儿沉下了脸，请你千万笑一笑，不就是一个玩笑吗？ (摘自《把玩笑当玩笑》) Post by HappyCat @ 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