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腰乱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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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腰乱舔没有人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如没有人能舔到自己的后腰 <<<韩国MV《KISS》 | 首页 | 1700本电子书下载5>>> 2004-10-27 22:53 关注：中国的形象工程 1、北京入选理由：用全国人民的钱修一个北京，北京自己的财政收入一年才多少居然打算在08年奥运投入2000亿搞市政建设，钱都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北京市政府上市了？相关链接： 2008奥运前：“拆”出一个新北京？北京能否超上海成为最大金融中心？ 2、上海入选理由：再造金融中心，不知积累了多少的地产泡沫。一切为了面子，磁悬浮，F1，什么都敢玩。相关链接：上海：时尚与虚荣并重上海磁悬浮---典型的形象工程！ 3、苏州入选理由：最会浪费国有资产的城市。为了吸引外资，玩GDP崇拜，不知低价贱买多少国有土地也不知为了讨好外资给了多少税收优惠政策。相关链接：不再看好苏州 4、** 入选理由：直辖几年，获得中央如此好的政策支持还是无所作为，如果直辖身份给予武汉或者南京我想今日中国也许将多一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关链接：成渝双城记谁是西三角经济区龙头老大？ 5、大连入选理由：城市美的像欧洲，农村破的像非洲，最会搞政纪工程的城市。 6、珠海入选理由：什么都敢修，什么都敢搞，小小珠海也玩赛车，实在不明白市场在哪里，城市修的美轮美奂为什么还顶不上东莞这种靠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单位？ 7、海口入选理由：孤单一海岛幻想成为深圳一样的经济体，烂尾楼最多的城市，粤海铁路修了就亏。 8、厦门入选理由：前几年经济的不健康导致了厦门暴发户的心态，映射出城市实际发展不和谐。 9、沈阳入选理由：新一轮金融中心妄想症患者。 2008奥运前：“拆”出一个新北京？《世界商业评论》

每年2000亿投入，2008年北京可能形成其难以逆转的形象。数十年的老城上建新城的模式已使中心区不堪重负，旧城必须实现建筑与人口密度的零增长了。当务之急是将拆迁的速度缓下来。而市政府今年56件实事中却有进一步加大非文保区危旧房改造，动迁居民2万户。推土机已经开动，2008北京悬念中。２００８年的北京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无疑是个巨大的悬念。悬念的产生，是奥运会将历史性地在北京举办，为迎接盛会，近些年北京市每年都有２０００亿元的建设资金投入，如此大的建设规模为当今世界城市罕见，这意味着到２００８年，这个城市可能形成其难以逆转的形象，一代人将向后人交出一份难以被再度重写的答卷。悬念的产生，是北京这个曾经拥有辉煌建筑成就的城市，仍处在保护与改造的夹缝之中，旧城内普遍存在着的房屋危破状况与旧城巨大的文化价值共存，对这一矛盾的化解，各方认识依然千差万别，理论与实践的准备尚不充分，而推土机却时不我待了。悬念的产生，是北京城又被历史性地放在了一个转折关口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已经启动，它将努力为奥运经济所诱发的巨大城市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释放空间，但总体规划目前已初步明确的各项原则要在怎样的政策环境下，才能够一一落到实处？不重复以往的教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尚有可忧之处。旧城必须实现建筑与人口的零增长北京面临的城市问题，随着这次总体规划的修编，特别是在这次修编的基础性工作――去年完成的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中，已在决策层、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形成广泛共识。人们已经看到，要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市区容量超饱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利等问题，已不能停留在既有的城市框架之内，而必须立足区域，寻求出路。实践证明，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在老城上面建新城的发展模式，已使北京市的中心区不堪重负。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偏重于发展市中心区的战略指导下，北京的房屋建筑过度集中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目前城区内每百平方米土地面积中的房屋面积为１０８．６９平方米，远远超过近郊区的１８．４８平方米和远郊区的０．９３平方米。目前北京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已是纽约的１．７倍，高达每平方公里１４６９４人，而伦敦只有４５５４人，巴黎为８０７１人。从这一指标来看，北京与世界一流城市的差距是明显的。另外，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在市区周围约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并引发相当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土壤汞含量为例，由于工业及地下水污染，北京三环路之内土壤的汞含量已是正常标准的２．８倍，市区有的地方土壤汞含量已接近正常标准的７倍。这些情况都表明，在北京旧城范围内必须实现建筑与人口密度的零增长了，各项建设已不能再集中在以旧城区为中心的一个点上了。如果城市发展仍是“拆”字当头，继续将旧城区内的四合院平房变成楼房――且不谈尚存不多的胡同、四合院已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日益稀缺的宝贵遗产――那就无法避免在毁掉老北京的同时，将新北京也毁掉了。历史为什么总是南辕北辙正是出于这样的审思，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出的几个悬念。应该说，已经启动的立足于实现新旧城市分开发展的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已使上述情况的解决出现转机，这完全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可是，城市问题的解决，又不是仅仅依靠一个方案就能万事大吉、一蹴而就的。要避免铸成历史大错，我们还须重温历史。回顾北京历次总体规划，我们仍能看到其中包含着的理性因素。比如，１９５８年提出的分散集团式原则，在边缘集团的建设中已有产业发展及就业方面的考虑；再如１９９３年的总体规划，已确定了东南方向为城市的主要发展轴，疏散旧城人口，望京新城的建设也有商贸与就业方面的考虑…… 遗憾的是，这些原则均未得到很好的实现，１０多年发展下来，城市并未在东南方向得到充分拓展（尽管已建成了亦庄新城），相反，在城市的西北及北部，以中关村、回龙观、天通苑为代表的各项建设如火如荼，这些建设已使其所在地区的交通及环境面对极大压力；疏散旧城人口的计划也不如人意，实际情况是越疏越密；把望京建成一个商贸性新城的设想也未得到实现，实际建成的是一个可容３０万人口的卧城，致使巨量人口每天进出城上下班，道路设施不堪重负，同样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其他边缘集团上面…… 可见，不把上述问题搞清楚，即使这次总体规划的修编取得成功，也难免其“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局面。问题的产生，与决策机制的缺失有关，即缺乏对总体规划施行的纠错机制，决策的随意性、长官意志难以从制度上消除。问题的产生，还在于总体规划的实施缺乏一个良好的“施工手段”。１９９２年北京市对外开放房地产市场、建立土地批租制度以来，土地供应一直处于分散进行的状态，各个城区、各个占有土地的单位都敞开口子招商建设，相互杀价导致土地收益流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使得建设规模失控，各个招商单位纷纷把生米煮成熟饭再报批规划，形成强大的冲击使得规划管理失控。就拿望京来说吧，在全市商业性土地供应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又有哪个投资商愿意到那里去建设商贸设施呢？市场经济一旦缺乏宏观调控的指导即显露出盲目性，投资商只会认为把楼盘建到故宫边上才踏实。相比之下，国外发达城市在实施规划时总是与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互为配合的，其特点是，土地是有限量有计划地供应，这样不但能够吸引资金流向城市规划所指定的方向，还能够形成土地的卖方市场，使土地拍卖成为可能，政府能够彻底挤掉土地炒卖空间，最大限度地获取土地收益，充实财力。借鉴这类成功的经验，已为学术界呼吁多年，现在该是决策层认真审度的时候了。当务之急是将拆迁的速度缓下来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待旧城的态度。１９９３年总体规划中疏散人口的计划为何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原因也并不复杂。１０多年来对旧城一直执行着拆除改造的政策，成片推倒四合院平房区建设高层建筑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模式延续至今，“以拆促迁”迁走的是旧城内的贫困人口，这些人被迁到郊区后在生活与就业方面又面临巨大压力，而伴随着房地产售卖而新涌入旧城的人口数量，又随着旧城内建筑密度的增高而持续攀升，不但使社会动迁矛盾日益尖锐，还直接恶化了城市功能，使中心区的“铁饼”越来越沉。可见，疏散旧城人口不是一个“拆”字就能奏效的，目前的情形是旧城区内的房子越拆越密，社会矛盾越拆越多，旧城内现遗存的古老街区已经不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试点工作尚不成熟，学术界仍存在极大争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停下来作一番考量，探寻一种更加安全和有效的途径呢？哪怕是对那些已被划入危改范围的胡同、四合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呢？毫无疑问，住在危房内的人们是强烈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可目前的拆迁政策又使他们存在种种顾虑。根据北京市现行房改带危改政策，回购住房居民平均每户出资１５万至１８万元，可生活在危房区里的多是低收入者，承担房款确有许多困难。如果选择外迁呢？采取房改带危改方式改造的外迁居民每户拆迁补偿款在１０万至１５万元之间，采取其他方式改造的外迁居民每户拆迁补偿款在２０万元左右。而北京市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虽有回落，去年商品住宅的平均售价仍高达每平方米４４５６元。这显然超出了居民的购买能力。看来，现在是必须冷静思考的时候了。然而，在这次总体规划修编的同时，危改步伐又被再次加快了，市政府在今年列出的５６件实事中包括“进一步加大非文保区危旧房改造力度，全市动迁居民２万户，拆迁危房２５万平方米”。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危改工作仍是沿用旧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而不是依靠居民自助的力量，其造成的后果势必又与总体规划修编所追求的目标大相牛氐牾。千重万叠的矛盾仍在交织，推土机已经开动。２００８年的北京留给我们的巨大悬念仍在期待之中。上海：时尚与虚荣并重《世界商业评论》

精致的上海小姐这座几乎没有古代和历史可以让你追溯的城市，以冷艳绝世的姿态傲慢而不近人情。就像从情人身上获取创作灵感的Coco Chanel，美貌、冷酷、争取、独立，最后所有的情人都娶了她人为妻。精致生活的上海小姐，到了最后，只有时尚。某期《相约星期六》里，主持人问到在座女宾各自的回头率问题，其中最漂亮的一位老实答道她的回头率在家附近不是不高的，只是到了淮海路便没有了。生活在美女成灾的城市是何等的不幸。所以月入5000元的上海小姐，大概会把3000元以上花在穿衣打扮上，所以就出现了普通白领敢买GUCCI的现象。一个朋友说起上海人热衷于奢侈品消费时坦言：“多多少少都出于一点虚荣心，上海的女孩子喜欢攀比，一个办公室的人会非常注意谁穿了件新衣服、什么牌子的、哪里买的。另外上海女孩天生喜欢比较奢华、考究的东西，所以她们会省吃俭用为自己买名牌，上海人的虚荣心的确要比北京人强烈。” 所以在上海的大厦里常有一大堆年轻女同事上班时间躲在洗手间轮番试穿某某刚买的ESPRIT裙子，不知此等情境在别处是否见得到，真是叹为观止。上海小姐们聚在一起，叽里呱啦讨论的有一半概率是衣着，她们上网看售卖的各种漂亮衣服和化妆品，她们热恋精美的时尚杂志，对打折名牌的最新信息了如指掌。长得好看的与不好看的，身材曼妙的与一般般的，一样自信满满地追逐流行。繁华的大上海上海有一种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气质，就是她的“洋气”。1843年上海开埠，形成了她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这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都市，处处显现着她的独特魅力，令人着迷。外滩老式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现代的摩天大厦交相辉映；上海老街的茶馆与衡山路的酒吧，中西合璧，新欢旧爱，各有各的精彩。地铁令这个城市的地下精彩缤纷、无懈可击。贯穿上海的地铁线路已慢慢接近“申”字，到哪都四通八达之后，上海人变得更加从容。年轻的MM喜欢在地铁商场闲逛，进的时候是艳阳天，出了门是天黑黑，总是一个错觉，长而纷乱，地底下这台不停运转的机器令人时空恍惚，同时混合着香水、汗味、香烟的味道，如同几十年前那种烟膏的气息。性感都市的心脏街道是在这个性感都市的心脏。淮海路本来是叫做霞飞路的，所以风情万种。翻新后的国泰电影院夜夜人满为患。当初地铁底下一大片的溜冰场改建成了季风书店，便吸引来了文人雅士。其实，沉郁、深情的歌声，早已随着霞飞路上咖啡馆的玻璃一起粉碎、消失。她换了新名字，而我们依旧坐在淮海路上的露天咖啡馆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喝着咖啡。谁说“物是人非事事休”？除此之外，各大品牌如CK、EPISODE、u’db、Adidas全都不约而同地挤在这里按上漂亮门面。到处是淑女们的背影，她们是这座城市中最中流砥柱的那一群，漂亮、精致。像南京西路这样的高档商业圈早已国际化，来来往往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驻华人员，精明的上海小姐会在这买一些手套、围巾这样的单品，配上淮海路买来的名牌衣裳倒也来得画龙点睛。走得多了，每个拐角，每个景致都会让你心生眷恋。这里是这样一座城市，整个别人的生活都与己无关，不自卑不干涉不怠慢。这座复杂的城市让人看不清她真正的脸，人们用内心去揣摩、去热爱、去憎恨、去评论。有时候，上海的虚伪让你一心想着离开，离开了又起伏跌宕的。她不会挽留你，她只吸引你。她不依靠你，她特立独行。不再看好苏州《世界商业评论》

明朝中叶（1550年）至今的450多年间，苏州独领“风骚”三百年，据有关资料，清朝各地商人在苏州府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27个，其中，全国各地在苏州设立的公馆、公所（相当于现在各地驻苏州的办事处）就达73个，苏州俨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到了晚清时期，随着上海对外通商及沪宁、津浦、沪杭铁路的开通，河运逐渐衰弱，苏州的全国经济中心地位才由上海替代。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苏州经济地位又开始上升。据有关统计资料，2003年苏州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为2802亿元，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408.93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达到了68.05亿美元，超过了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进出口总额达到656.63亿美元，仅次于深圳、上海；全部工业产值达到7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一、谁也不能掩盖苏州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苏州尽管按属地原则统计，经济总量已在全国排名非常靠前，但由于走了以外来型工业化为主道路，与过去相比，依然掩盖不了竞争力不高和社会经济内在矛盾加剧的事实。苏州目前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苏州人均生产总值（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与周边城市相比反差较大。根据有关统计报告，按户籍人口计算，2003年苏州人均GDP达到4.77万元，上海为4.66万元，杭州为3.27万元，宁波为3.22万元，但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苏州只为12361元，而上海、杭州、宁波分别则为14867、12898、14277元。这说明苏州各级政府追求生产总值指标，没有给城乡居民提高相应收入，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并没有真正实现“富民”。相当大的一部分由外资企业或公司转移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普通老百姓真正分享到的增长并没有想像的多。这也是与平时人们的感觉相一致，即苏州本地老百姓并不怎么富裕。近几年苏州地方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某些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还出现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一方面，原来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因企业改制或不景气而下岗；另一方面，新设的企业用人要求越来越高，大多喜欢招有文化的外地员工，本地需要政府关怀的“弱势群体”依然没有减少。第二，政府公职人员收入与城乡一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苏州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 20世纪80年代，为了减轻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为苏州城乡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但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苏州步入了单纯的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后，按属地原则统计的经济指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城乡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提高，“水涨船高”的仅仅是苏州全市吃“皇粮”的公职人员。据悉，2003年苏州公职人员仅所拿年终奖平均都超过了1.5万元，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则为6-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苏州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也就是说，只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苏州各级机关大院才显示出“现代化苏州”指日可待的景象，才显示出GDP高速增长所带来好处。由此，虽然2003年苏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为12361元，仍居长三角16个城市第七位。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落差，已成为苏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第三，苏州经济增长依靠外延方式取得，依靠“两低一高”（低工资、低土地成本、高污染）支撑经济高增长，质量堪忧，既不值得叫好，更不值得模仿。 2003年苏州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18%，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了34.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44.1%，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则分别为16.4%和10%，之所以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不同步，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是靠外延方式取得。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来拉动。从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看，2003年苏州社会固定资产总投入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08.93亿元，增长率为73.3%；就进出口总额指标看，2003年苏州进出口总额为656.63亿美元，但进出口净额只为负3.9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主要为加工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并不能起较大作用；就消费而言，2003年苏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6.1亿元，增长率也只有16.5%。从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情况看，2003年苏州按属地原则统计的经济总量增长，主要体现为投资拉动所致，其中，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消耗了生产总值的50%以上，高出了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生产总值的47.23%）。 2003年苏州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就种类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领域；就产业结构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从投资主体情况看，2003年苏州外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达到了429.28亿元，占到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47%。而这些数据的背后则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苏州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苏州社会固定资产的高额投入；社会固定资产的高额投入取决于工业领域的基本建设投入；基本建设投入又以政府掠夺农民土地和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目前，苏州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为自豪的是吸引外商投资位居全国第一。从表面看，可能有人认为苏州投资环境，尤其软环境有吸引力所致；但就深层次因素而言，苏州对外商的吸引力除了区位优势外，更大程度上，由其“两低一高”（低土地成本、低工资和高污染）所致。由此，笔者也坚定地认为，苏州这种不“以人为本”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值得人们叫好，更不值得人们仿效。为了保持低的地价，达到吸引外商投资的目的，苏州“强势政府”下“失地”农民所得补偿，目前都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也成了苏州近几年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恶化主要方面。另据有关资料，苏州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按此推算，2003年苏州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消耗的土地达到了72000亩。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将在20年内消耗完所有的可用土地。在用工方面，苏州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忧虑。目前普遍的情况是，与十多年前相比，苏州目前的物价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但大多数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则可以保持十年不变；另外，也少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由此，很多外地人才来到苏州后，由于付出多、收入少，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但很多企业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有人戏称：苏州的企业家“精明”过多、“开明”不够、“高明”太少。在环境保护方面，对苏州而言，“天堂”离“地狱”仅是一步之遥。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不管是沿江地区，还是沿湖地区，现在苏州政府一些官员对环境保护意识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如所辖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注：沿江城市目前居民所用的水都取自长江）上游或附近；苏州城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第四，单纯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外科手术式引入新的制造体系，必然有损于传统产业制造体系，从而必然导致苏州城市竞争力的下降。苏州作为中国少数经历过早期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的城市，本应选择走外来型工业化与内生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区热”掀起始，苏州经济发展就偏离了外来型工业化与内生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目前，苏州具有自己品牌的家电企业不复存在，连具有数百年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业等，出现了萎缩趋势，至于传统的工艺品行业出现了无人为续的情况。当然，有些地方，传统产业还流传了下来，但整个行业没有真正能叫得响的品牌企业，整个行业天天在打“价格战”，每个企业都处于“活命”阶段。对于新进入的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企业有自己的固有的供应链，因此，这些企业在苏州大多数是“孤岛式”发展，也不太可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众星拱月式”制造体系，加上这些企业用人没有地域观念，不可能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因而不可能对本地政府“富民”目标起较大作用。所以，苏州走单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既不能“强市”，也不能“富民”。如果把苏州与宁波作为比较，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苏州要高于宁波，但笔者还是坚定地认为宁波竞争力强于苏州。按属地原则计算，2003年苏州经济总量要比宁波大，其中，生产总值苏州多出宁波1000多亿元，财政收入苏州多出宁波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苏州多出宁波1.55万元。2003年宁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7.32%，比苏州少了近3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虽然只有188.1亿美元，但进出口净额则为53.3亿美元，高于苏州57.25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宁波虽然宁波低于苏州1.55万元，但宁波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于苏州1916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苏州1190元。由此可以判断，与苏州相比，宁波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出口和消费来拉动。为何苏州竞争力不如宁波？因为城市竞争力主要由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来体现，宁波通信设备业、纺织服装业、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不仅产业竞争力强，而且企业竞争力强，这些支柱产业大多由本地具有自己品牌或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为“龙头”，如通信设备业中的波导集团、纺织服装业中的雅戈尔集团、石化产业中的镇海石化公司等，堪称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苏州钢铁工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等支柱产业，在全国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但除了如沙钢集团、波司登集团等极少数“做产业”的本土企业外，大多为外资企业。这些在苏州投资的外资企业，看中苏州的只是位于长三角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各级政府开出的“三通一平”倒贴优惠及廉价的熟练劳工。二、贪大喜功、急功近利已将苏州引入歧途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目前，苏州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和“二律背反”现象，应该说是苏州走单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所致。所谓外来型工业化，是指工业投资或工业发展主体来自外地的工业化形式。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否认苏州一些地方没有走内生型工业化道路。事实上，近几年，常熟、太仓、吴江等地的本土民营企业发展也非常快，其中，2003年常熟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对外出口、创名牌数量等居江苏首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浙江宁波、温州、台州等城市相比，目前支撑苏州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是外来投资，尤其是海外投资。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苏州不仅所辖区域的乡镇企业辉煌过，而且城区中的本土企业也曾经辉煌过。在城区经济中，苏州的家电业曾经风靡全国，但曾几何时，自从走上与外资接轨道路后，苏州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自己响亮的家电品牌。在苏州城区经济失去“自我”的同时，昆山官员们则发现了一条通过建开发区，达到快速引进外资、提高“政绩”的捷径。于是，当作为“私生子”的昆山开发区取得国务院颁布的正式“户口”后，苏州各地开始“仿效”，由此，也就有了张家港保税区“妃子没怀孕，皇帝先取名”的经典案例，苏州也就成了拥有开发区最多的城市之一。这项由昆山官员“发明”的“专利”、经苏州城区官员“光大”、张家港官员“创新”后，竟然使得苏州招商引资达到了“极致”，苏州吸引外资规模由此也就超过了深圳、上海。谁有了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谁就有了发展经济的“撒手锏”。于是乎，原本具有“苏南模式”共同点的各路“英豪”，开始了分道扬镳。常熟利用闻名全国的服装市场――常熟招商场，利用民间资本，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同时，喊出了建设“港城”的口号；昆山则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开发区政策优势，成为了台资最看好的地区之一；张家港则在培育以钢铁、纺织、汽车等为主业的本土企业的同时，利用张家港港和保税区政策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又发展了粮油加工和化工等产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组织部门考核干部的经济指标也主要是生产总值（GDP）和人均生产总值（GDP），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苏州对外来型工业化道路的依赖。在经济全球化下，苏州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种内外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无论如何，始终都应有利于“富民”和“可持续发展”，始终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成渝双城记谁是西三角经济区龙头老大？《世界商业评论》

在新近出现甚少为人所知的西三角经济区概念中，成渝两城无疑是其中的两个巨人，但俯瞰之下，同在成都平原上的周边其他城市却个头奇矮。世易时移，昔日的两个“欢喜冤家”现在终于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大势欲来。”77岁的林凌教授放下电话，喜形于色。这显然是他期盼已久的一个消息，12月10日下午5时许，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教授得到国家发改委的电话通知――他和市社科院副院长廖元和共同申请的“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课题已经中标“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直辖之前，成渝经济一体化的说法就不绝于耳，但过去的讨论基本上都停留在学界和商界，甚少来自政府层面、尤其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声音。但在今年8月底的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研究部部长李善同透露，国家正着手完善区划，将全国划分为八大经济带。其中首次提出了西三角（四川、和宜昌地区）经济区。在林凌教授看来，“大势”是目前直接推动成渝经济区成型的关键性动力。的确，这种“大势”在过去20年来曾经推动了深圳、上海等城市的崛起，但对于一个经济区而言，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其群雄并起的局面却并非完全得益于“大势”。换言之，成渝经济区的形成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推动力。这种力量能否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成都和这两个龙头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新近出现甚少为人所知的西三角经济区概念中，成渝两城无疑是其中的两个巨人，但俯瞰之下，同在成都平原上的周边其他城市却个头奇矮。而这两个巨人之间长期以来是一对“欢喜冤家”。但现在，这两个城市的外部环境和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目前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西部大开发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随着国债发行淡出，如果没有其他政策替代，国家对西部的投资将逐渐减少，这势必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差距，而成渝联手经济一体化，才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而四川与两地合作的动力也正在逐步增强。随着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明显“找到了感觉”，副市长黄奇帆甚至提出10年后将赶上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成都担心被直辖市边缘化的心态也促使其向靠拢，近两年来频频向伸出橄榄枝，四川省官方已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成渝经济一体化发展。在这种情势之下，昔日的两个“欢喜冤家”终于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成渝断层 “四川的城镇建制一直较为稳定，川渝地区城市群落的空间格局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基本形成，但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其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西南交通大学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戴宾教授说。情况的确如此，在川渝地区的33个城市中，除了成都、两个超大城市外，其余31个都是中小城市，其中19个是县级市，其间没有一个大城市，呈典型的断层特征。这导致该区域内的人口、产业、资本、技术、信息与人才向成渝两地高度集中，极化效应非常明显。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成渝经济区从未形成的原因。“成渝相距300公里以上，而两城之间以物资、人员、服务以及信息的交换为特征的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两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形成交集。”戴宾说。以成都为例，来自《2002四川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成都对周边县市的辐射力度随距离的增加急剧减弱，其对13公里远的双流县辐射力度最大，达到1949.5，而到110公里的蒲江县就只剩下3.5。戴宾认为，成渝经济区要真正形成，应该在加强两地交通建设的同时，着力发展中间沿线地带城市群。在他看来，目前最适合成为成渝两地经济能量交换的区域是川南城市群，即内江、宜宾、自贡、泸州四城的聚集区域。该城市群紧邻成渝高速公路，而且正位于成渝两地中间点。这种思路与林凌教授不谋而合，在林凌看来，成渝经济区实际上包括了3个次经济圈：成都平原经济圈、都市圈和宜宾都市圈，他认为，宜宾地区目前在建的瀑布沟、溪洛渡、向家坝几个大型水电站竣工后，总装机容量达2190万千瓦，比三峡工程还要多出370万千瓦，届时，宜宾地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能源、化工基地，人口将超过百万，直接辐射内江、泸州、自贡等地。戴宾预计，作为经济区域的川南城市群将在3至5年内逐渐形成。“长远来看，已经动工的遂渝铁路、高速公路（成都经遂宁到）建成后还可能在成渝之间形成一个新城市群（遂宁、南充、潼南、铜梁），进一步强化两地经济联系，”他认为，“只有当这些中间城市群逐渐成型，成渝两地才可能真正构成经济意义上的共同体。” 谁是龙头老大？今年7月2日，四川省第一个水陆联运港―――泸州国际集装箱码头的集装箱班轮首发上海，它在宣布四川物流水运打通国际出口的同时，也再一次掀起了关于川渝两地重复建设的争论。泸州港投资1亿元人民币，设计年吞吐量为5万标箱，一期工程去年底完工，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之中。业界普遍认为，此港是四川省为了不受制于港的物流非常之举。据了解，泸州港的致命弱点是必须经过180多公里的浅水航道才能进入长江，这一段航道每年只有半年左右的洪水期才能通航1000吨左右的轮船，而这种吃水浅的航船载量小成本高，而且一旦进入长江还存在抗风能力弱的问题。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经尝试通过泸州港开展业务，但发现尽管该港比港的港口作业费要低40％以上，但由于载量上不去，且无法夜航等原因，整体收益仍比后者少30％左右，最终停止了该线业务。相比而言，港口就不存航道问题，目前正加速巩固西南水运枢纽地位，其龙坡港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后年吞吐量将达到70万标箱。今年6月，投资15亿元的码头也开始建造，年吞吐量预计20万标箱。据媒体报道，港九股份有限公司曾数次与泸州长通公司联系，欲出资收购长通公司的泸州港经营权，但由于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而作罢。事实上，在川渝两地，类似泸州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川渝两地学者的普遍看法是，目前影响成渝经济区形成的主要问题是非理性争夺远多于合作。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辖之后，四川汽车工业几近消失。但汽车制造基础薄弱的四川省并不是着眼于培养汽车配套企业，而是独立搞了川汽，并花力气引进了丰田来试图重振四川汽车业。“四川省的汽车工业在1980年代曾经一度占到全国1／4强，但现在不如上汽的一个零头。”四川省交通厅一位主任说。而另一方面，长安集团目前近300家配套企业中，一半来自本地，一半来自江浙地区，极少来自四川。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赵曦认为，成渝之争说到底是老大之争，由于目前成渝两地经济实力相差不大，谁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都想通过资源的争夺和扩张成为该区域内的主角。 “目前成渝两地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得益必然造成一方受损，这种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勇健博士说。早在1997年直辖之际，林凌教授在完成《成都平原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课题时就指出，成渝两地的发展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在当时就提出成都与必须合作，建立以和成都为两极的长江上游经济圈。但目前看起来，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成渝凭什么联合尽管成渝两城纷争不断，但绝大部分官员和学者一致的看法是：成渝两地实际上极具互补性。 “成渝两地商业竞争肯定存在，但从产业结构来看双方更多的是互补。比如成都的优势在于金融、商贸、电子工业、旅游，而的优势在于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物流，两者几乎没有什么雷同，完全有条件协同发展。”蒲勇健博士说。而另一方面，发展需要经济腹地，而四川恰好能为其提供广阔的原材料、产品、劳动力市场。据了解，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超过百万，在全国位居第二，其中私家车保有量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广州。而且成都购车者较为理性，中低档轿车销量在成都较大。而这正与将汽车摩托作为支柱产业的定位契合。来自长安集团的数据显示，奥拓车今年最大的销售市场在北京（20％），成都名列第二，销量占总产量的16.2％。而排名第三的山东市场销量不到成都的一半（7.3％），相反，本地自从2年前出租车换代为羚羊之后，在街面上已经很少看到奥拓轿车。此外，长安集团的长安之星、面包车等微车产品在四川也销售火爆，从2000年至今年连续4年间，长安在四川微车市场占有率都在40％以上。据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国纪介绍，民生公司业务占港集装箱进口份额的65％，出口的55％，但在今年之前，他们承接到的四川的进出口货物少之又少，换言之，四川省对港的利用率并不高。但今年，四川长虹开始与民生公司合作，从水路出货，立刻“尝到了甜头”：过去长虹通过铁路发货到上海需要5天时间，现在通过走水路需要7天时间，但运输成本节省了20％。尽管四川省一度要求长虹从泸州港出货，但长虹坚持选择了港，道理很简单：成本更低，时间更快。 工商大学副校长黄志亮认为，成渝两地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问题是缺乏协同与错位发展。“比如，汽车是的优势，成都就更应该去做强自己的优势―――飞机工业，而不是重复建设。” 黄志亮说，在西部大开发中，成渝地区经济基础强于西安、兰州等地，完全可以首先取得突破，未来的竞争是区域之间的竞争，目前长三角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珠江三角洲与香港联手正在掀起一轮发展潮，成渝两地如果不能尽快从战略层面上联手合作，不仅不能实现对西部经济的辐射和带动，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出局。如何促进成渝合作成渝联手，领跑西部，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早已成为两地学者乃至部分官员的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阻碍成渝合作？如果回头看看与四川的历史，这个问题会更容易理解。 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直辖，分别是在秦朝、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邓小平对有着深厚的感情，1980年代初期就有设立直辖市的想法，希望以此推动巴蜀地区的平衡发展。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一度有“西南王”的说法。1930年代－1950年代是其最辉煌的时期，但建国之后，被并入四川，一夜之间从之前主管云、贵、川三地的西南局、陪都跌落为受成都辖制的市级城市，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入川后，由于四川历来就是吃饭财政，缺乏足够的财力同时投入成渝两个大城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成渝两地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一位参与四川省计委每年投资规划的人士说，计划单列之前，四川省在的直接投入不多，但重工业发达的市每年向四川财政大量上缴，而且本地的教育资源、部分产业资源也迅速向成都集中，因此不少人认为并入四川几十年是吃了亏。此外，在云贵川都打通了各自通往外界的陆路交通，大部分周边地区不再通过口岸集散人员与物资之后，**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大为削弱，经济实力被成都赶超。 **计划单列之后，双方的交流在行政区划分割影响下也未随之活跃起来，并一度影响到了各行各业。1997年，四川省交通厅为了让控股公司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H股上市，单方面将成渝高速公路四川段收费提高60％，段之后也不得不随之提价，致使成渝高速通行费居全国之首，两地各界一片哗然。这种状态在近两年有了改变。2001年底，成都市主要领导赴渝签订了《－成都经济合作会谈纪要》，提出携手打造“成渝经济走廊”，并议定在交通、商贸、汽摩及零配件、旅游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交流与合作。在林凌看来，要解决川渝两地这种跨行政省市的经济规划，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中央政府介入。林凌举例说，2000年，由清华大学牵头、耗资200万人民币的“大北京规划”出炉，但相关政府并未按照学界建议的方案执行，反而放弃天津，向唐山寻找出海口。林认为，这反映了行政区划中根深蒂固的界限难以打破。西南交大戴宾则认为，除了政府推动，另一个重要力量来自区域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即依靠企业自身的协调布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刘世锦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发展差异较大，经过分析大体可以看出一个规律：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大都是非国有经济比较活跃、国有经济虽也占一定比重，但往往已得到较好的改造，采取与非国有经济融合的混合状态所有制形式。而这正是成渝两地的一大软肋：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作为老工业城市，的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据称，直辖时的国有经济比例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76％，今年9月，国资委到东北老工业基地考察的结果是，东北的市场化程度比还高10％。成都情况相对较好，但去年的统计数据也在60％以上。四川省社科院前院长刘茂才认为，要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区划，必须壮大成渝两地的非国有经济。但无论如何，成渝的合作，就像林凌所描述的，是大势所趋的。双方密切分工协作，就将使该地区成为西部地区产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核心的愿望变成现实。魔界空明 @ 2004-10-27 22:53 返回页首 | 评论 | 引用(0) | 编辑评论发表评论最新文章做爱的经济分析你会投希特勒一票吗？世上最XX的事东北特产不是黑社会齐人物论中国社会生存的必备常识全裸芭蕾 she's lost control 一件浪漫的事 1700本电子书下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