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宏伟:何以愤怒又何以止息愤怒―《悲惨世界》・《愤怒》・基督信仰 :: 基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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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博客 关注社会文化,反思基督信仰 http://jidian.blogbus.com <<<电视系列片“被炮打的信仰”(Faith Under Fire) | 首页 | 王怡《“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中的基督徒>>> 齐宏伟:何以愤怒又何以止息愤怒―《悲惨世界》・《愤怒》・基督信仰 时间:2004-10-19 何以愤怒又何以止息愤怒 ――《悲惨世界》・《愤怒》・基督信仰 齐宏伟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感谢作者惠寄“基甸博客” http://jidian.blogbus.com /2004-10-19) 心灵的存在并不因为其完全无形无体而减少其真实性。――雨果 余杰在《我们的罪与爱》文中敏锐指出北村新作《愤怒》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 [ 注释 1] 。查阅网上评论《愤怒》的文字,发现有读者发帖子说这部作品是一部“中国版的《悲惨世界》”。就此,笔者曾与北村交流过,问他是不是特别偏爱法国作家雨果( 1802 - 1885 )。他说他比较喜欢雨果的书,比较喜欢人道主义的作品,但说不上偏爱。因此本文想把《悲惨世界》与《愤怒》来比较阅读。当然,比较青蛙和茄子的差异无多大意义,比较的前提在于笔者认为两部作品在精神上有密切关联,亦有微妙差异,在关联和差异之间或可看出《愤怒》的独特价值与不足之处。 我们先从小说三要素(环境、情节、人物)来对照《悲惨世界》( 1862 )与《愤怒》( 2004 ),然后再从主旨来看两部作品相似之处。 1、 环境。 雨果在巨著《悲惨世界》的“作者序”中指出他的作品围绕着十九世纪的三大问题展 开:“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他相信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过时。而对应这三个问题的是三位主人公:作品中男子冉阿让为了养活姐姐的孩子们偷了一块面包,结果做了十九年监狱,出了有墙的监狱后又进了无墙的监狱,无以摆脱悲惨命运;女孩子芳汀被骗失身,生下小珂赛特,不得不寄养在酒店老板德纳第那里,辛苦做工想赎回女儿。但终因失贞的名声不好而被辞退。她卖了自己的头发和牙齿后,仍没有足够的钱给贪得无厌的德纳第,只好沦落风尘、被迫卖淫;而她的女儿珂赛特还不到八岁,就“仿佛一只为蜘蛛服务的苍蝇”,“上楼,下楼,洗,刷,擦,扫,跑,忙,喘,搬重东西;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得做各种笨重的工作”。 [ 注释 2] 正是通过三个人的悲惨遭遇,雨果控诉了那个时代造成这种悲惨现状的贵族阶级,昭示了革命的正义性,讴歌了共和英雄们的起义壮举。 从十九世纪初到现在已经一个世纪了,我们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了么?令人吃惊的是,北村在《愤怒》中同样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毫不亚于《悲惨世界》的“悲惨世界”。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悲惨世界中,马木生,这位来自江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在贫穷中走向潦倒乃至犯罪;他的妹妹马春(春儿)只有在饥饿中走向堕落,被收容所的人强暴后再去卖淫;李好这位孤儿被收养前在黑暗中日益走向羸弱,天天沿着铁路线找人家吃剩下的盒饭充饥,有一次抓起马木生还没有吃完的盒饭就跑,马木生追她,在追逐中这位十一岁的小姑娘竟然裤子破裂,露出了屁股。这里不正好有一位潦倒的男子、一位堕落的妇女和一位羸弱的儿童么?他们纯洁、善良,不想学坏,那么,到底谁逼迫他们的?难道不是贫穷、饥饿和黑暗么? 为何过了一百年了,人类依然身处贫穷、饥饿和黑暗?不是大地上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公然流淌的不义所导致。这不能不令我们悲痛和难过。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十九世纪是伟大的,因为有了革命和斗争,那么二十世纪将是幸福和富足的,因为贫穷、饥饿和黑暗一定会消失。可是,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科学在进步,教育在发展,文明在提高,而贫穷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饥饿不是消失而是频繁了,黑暗不是退去而是弥漫了。在《愤怒》这一副悲惨画面前,我们甚至看到国家的权力机构不但不秉公执法,反而利用手中的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进城农民。马木生妹死父亡,上诉无门,内心充满了荒凉和悲愤,问到了自己生为农民的土地的腥味。难道这就是我们农民兄弟注定的命运?《愤怒》,正如题目所警示的,提醒我们如果再不关注农民问题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再任由权力机构滥用职权,如果再任由不义横行,那么像马木生这样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自寻正义之举的暴力举动会越来越多。一场风暴正在看似太平的盛世酝酿着,就像威胁着城市的沙尘暴正滚滚而来。 2 、情节。 《悲惨世界》的主线是叙述冉阿让的故事。他是修剪树枝的农民,活不下去了,偷了一块面包,坐了十九年监狱,出狱后满怀仇恨。没想到再次行窃时遇到宽恕和尊重他的卞福汝・米里哀大主教,被他感化后冉阿让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渴望通过埋名和做好事度过一生。偏偏一个叫商马第的老人被误认为是冉阿让被抓,于是为了对得起良心,已经成为马德兰市长的冉阿让决定自首入狱。再后来他为了拯救孤女珂赛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故意落水,造成死亡的假象,然后逃走。之后他救出孤女珂赛特,二人相依为命。小说中说,主教教给冉阿让何为善,但女儿却教给他何为爱。可是警察沙威对冉阿让穷追不舍,最后有机会抓住冉阿让时却被他感化,释放了他,沙威投河自杀。 《愤怒》的主人公马木生也是农民,在家里活不下去了,和妹妹到城里打工。没想到妹妹惨死,后来赶来的父亲失踪,他决定讨个说法,于是上访。可是苦于四处上访没有说法,他成了专门偷贪官的大盗。再后来他杀死了导致父亲死亡的钱科长逃亡。路上遇到一位牧师的点化,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他便到一个西部小城埋名立德,广行善事,甚至成了副县长。但做好事并没有给他内心带来平安。和冉阿让一样,他也收养了一个孤女,在对她倾注的爱中暂时得到解脱。之后,女儿爱上了他,他便告诉了女儿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了造成自首的局面,女儿检举了他。他也顺服了这样的安排(可以称之为“间接自首”),被警察孙民逮捕归案。但后来孙民也受到马木生感化,也为了十年前的冤案主动投案自首入狱。最后,他们都在监狱里获得了内心平安。 从《悲惨世界》到《愤怒》,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有“受苦―报复―感化―埋名―立德”这样的经历;也都发现立德不能带来良知平安,因此直接或者间接入狱,精神上获得安宁;也都通过收养孤女学会爱;两人的光辉人格也都感化了一名警察,使得真正的公义通过牺牲之爱得到成全。 3 、人物。 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北村的《愤怒》都塑造了明光照耀式的人物,前者是冉阿让,后者是马木生。雨果在冉阿让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让这一位囚犯洗心革面成为一个光明磊落、诚实悲悯的爱之使者。他不单身体高大,勇毅过人,而且乐善好施,慈悲诚恳,敢于舍己。他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会爱的人。 北村说马木生是第一个他爱上的笔下人物。这位主人公从小把生命的尊严看得比生活的压力更为重要,从小就没法理解自己的母亲怎么会为了活命、吃饭就出卖自己的肉体给村支书。他即使在快要饿晕的情况下仍然不愿去偷轻而易举可以到手的五块钱。平生第一次偷钱良心马上不安,最后还是分给了乞丐们。后来他成了大盗并有了团伙,也是被迫无奈。成为强盗他也有“道”:只偷贪官污吏的钱,偷了钱之后便分给那些最贫穷的人,对城市老百姓他更是秋毫无犯。再后来他杀死了钱科长,远走异地去埋名立德,乐善好施,感化了一方百姓,然而内心却仍不得平安。最后,在监狱中他才有了安宁。可以说,他无比热爱正义,追求良善,也终于学会了爱。因此北村才使得他的监狱在朝阳下镀上一层金色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 [ 注释 3] 两位主人公之外的次要人物,比如芳汀与春儿,珂赛特与李好,沙威与孙民等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有相近之处,就不一一分析了。 4 、主旨。 《悲惨世界》和《愤怒》都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写出了这个“悲惨世界”中人们的“愤怒”:求正义之举。更重要的是,两部作品都不限于单纯反映悲惨的社会现实,而是写出了良知和忏悔在人一生中所扮演的重要意义。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这段话何尝不是《愤怒》想要告诉读者的呢? 上帝永远存在人的心里,这是真正的良心,它不为虚假的良心所左右,它禁止火星熄灭,它命令光要记住太阳,当心灵遇到虚假的绝对时,它指示心灵要认识真正的绝对,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的现象,可能是我们内心最壮丽的奇迹…… [ 注释 4] 。 北村何尝不是在为人类永不会灭绝的道德和良知而写作?通过马木生的探索与忏悔,作品何尝不是在讴歌“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现象?人类绝对不会埋没“真正的良心”。 正像雨果对人性必胜和人心不灭的坚定信念成就了《悲惨世界》的卓越一样,北村的基督信仰也促使他从中国当代文学中荒寒的处境中突围而出,对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悔悟和更新寄予厚望,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注和悲悯。这一点使得《愤怒》走向了深刻,虽然它略显单薄,也许还比不上《悲惨世界》的厚重与伟大。 基督信仰相信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虽然“身无彩凤双飞翼”,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基督教的使徒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圣经・罗马书》 1 : 19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圣经・罗马书) 2 : 14 - 15 )这人心深处的神,这人心深处的一点灵明,不管是雨果还是北村,都相信主要是指良心。人的良心就是上帝写在人心中的法律,是神在人心中发出的微响,时时刻刻在指引着人类过该过的生活,舍弃罪恶的生活,要求人对神对他者要始终诚实。也惟有良知才能把爱和公义调和起来,使公义得到真正成全。 所以,马木生正是从良心深处获得了做人的准则,听到了上帝这微小的声音,而这样的准则不是普通书籍可以给他的,也不是从这个世界从内心之外可以听到的,马木生,这位热爱读书的人,几年前就停止买书了,因为书并没有教会他如何生活和做人。“他发现,知道生活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一个人在深夜,听自己的良心。” [ 注释 5]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只有良心平安才能活下去。” [ 注释 6] 然而,也正是良心使得马木生的自以为义在更高的正义面前饱受折磨。十年前他自以为通过自己设立的“法庭”公正地杀死了杀父仇人,不认为自己错了。可复仇之后,良心一再提醒他:你杀错了人怎么办?“别人不公可以用仇恨、离弃和蔑视来对待,可是自己不公却无法离弃,因为人无法离弃他自己的心。” [ 注释 7] 于是他试图通过做好事乃至成为工作狂来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使自己良心重获平静,却只能让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孤独。最后,他顺服了女儿的安排,把自己交付出去,不再自以为是法官,而是把自己当成罪犯,终获内心平静。而这份平静是以放弃自义和忏悔过去而得。 这种活跃的良心生活使得马木生在当代文学中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这也正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主要特质。还是来欣赏一下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冉阿让决定自首前内心活动的惊心动魄之描述片断―― 我们已经向那颗良心深处探望过,现在是再探望的时刻了。我们这样做,不能没有感动,也不能没有恐惧,因为这种探望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惊心怵目。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异彩,更多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 [ 注释 8] 人心是广漠辽阔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的时候,往往黯然神伤! [ 注释 9] 他的良心,就是上帝! [ 注释 10] 心灵的存在并不因为其完全无形无体而减少其真实性。 [ 注释 11] 做一个有天良的人!难道那不是他一生的报复中和主教对他的期望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吗? [ 注释 11] 让那天定的和人为的乖误进行到底,而不加以阻止,噤口不言,毫无表示,那样正是积极参加了一切乖误的活动,那是最卑鄙、丧失人格的伪善行为!是卑污、怯懦、阴险、无耻、丑恶的罪行! [ 注释 11] 外表是重入地狱,实际上却是出地狱!他必须那样做!他如果不那样做,便是什么也没有做!他活着也是枉然,他的忏悔也是白费,他以后只可以说:“活着有什么意义?” [ 注释 12] 这岂不正是马木生的心理活动?! 可以说,如此重视良知和忏悔,重视诚实和尊严,正是基督教理念给这两部著作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也使《愤怒》能用超验的价值之光来穿透纷乱的社会现实,在当代文学比较注重人的下半身的氛围中突兀而立,开始讴歌大写的人、精神的人、价值的人。因此,《愤怒》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带上了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尤其在人物塑造和作品主旨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 1 、最大的不同是《悲惨世界》浓墨重彩讴歌了一八三二年的共和革命和街道起义,整部作品可以说是雨果作为法国大革命信徒的杰作。而《愤怒》却没有过多涉及这方面,即使对于马木生团伙打击贪官污吏的“革命”行为也还是进行了审视。 我突然觉得有话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有时候不但拿钱,还抢钱,不叫抢,叫剥夺。剥夺地主老财的钱,但不算犯罪。今天我这也是拿钱,因为老子活不下去了。而那些有钱人的钱花不完,还放在柜子里沤烂。这就是不公平……我们没有害人,我们是为民除害。 [ 注释 13] 说的时候理直气壮。但毕竟从雨果的时代到现在近一百年了,北村已不相信革命和起义的绝对正义性,也放弃了人类在地上可以建立天国的信念。马木生杀死钱科长这个公、私生活都败坏、腐化透顶的坏蛋,不单单是复仇,也是一次关于公正的演习,他写了审判书,自己对钱家明进行了审判,以良心和正义的名义判他死刑,并郑重在审判书上署上自己的真名。这不就是缩小的革命行为吗? 可就是这样的自认为非常正义的行为,马木生逃亡后却像《罪与罚》中拉斯科尼柯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样陷入了深深痛苦。因为人毕竟不是虱子,人的生命毕竟有着神的形象,是尊贵的,是不可以随便处决的。北村让马木生良心痛苦并无法以做好事平抚心头不安,就是为了指出很多时候,所谓的革命者们往往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越过界限去复仇。谁给人权柄呢?是上帝给人的,因此人应该有所害怕,不可以仗着权柄肆无忌惮。 《悲惨世界》相信革命、进步,对人类充满了乐观,对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信念一无所疑。而这一点在《愤怒》中已经不见了。在这一点上,北村睿智地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道德理想国。北村何以有这种非常深刻、不同于《悲惨世界》的视角?一方面当然是人类一个世纪以来血泪斑斑的试验与探索的教训,另一方面就是基督信仰所给予作家的透视眼光。 《愤怒》中马木生逃亡之际曾听牧师讲解《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故事,这个故事颇得北村热爱,在《孙权的故事》中也引用过。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圣经・约翰福音》 8 : 3 - 11 正是这个故事使马木生开始反省自己的罪性,最终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法官,而是当成一个罪犯。因为很多时候也许人没有勇气去犯罪,但并非没有罪性在心里泛滥。所以,他扔下了要打别人的石头,成了那位站在中间的犯罪的妇人。 不是通过革命和暴力,而是通过忏悔和宽恕,这正是北村指出的一条不同于《悲惨世界》革命起义之路的另一条道路。 2 、《悲惨世界》这部煌煌巨著,涉及到苦难、战争、爱情、信仰、良知和法律等诸多方面,气势磅礴,力透纸背,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豪情和浪漫主义的光辉。而《愤怒》视野比较狭窄,北村的热情与诗意明显不如雨果,他的创作风格也是冷峻有余,热情、诗意不足。给人的感觉是北村先有一个创作理念,然后比较生硬地使各方面硬凑进这个理念内核中,所以就缺少了《悲惨世界》中灌注在作品中的诗意和赋予人物的“生气”(黑格尔语)。和《悲惨世界》相比,《愤怒》中的人物似乎站立不住,大都有点成为抽象的寓言符号。陈佐德枯淡了些,李好单调了些,孙民干瘪了些,而主人公马木生又生硬了些。而且整个情节缺少内在发展动力,显得突兀、不自然,缺少更多合情合理的因素。 《愤怒》先有的那个内核该是公义和自义问题。如果人人都认为自己公义,那么真正的公义将不复存在,这个社会就成为人和人相互残杀的地狱。为了说明这一点,北村不惜让马木生这个中国农民多次进行这方面非产深刻的思考,其思考的结果更多是作家本人的,而未必是马木生所会和所能想出来的。也许作家太急于让马木生借鉴基督教理念,而忘记了让他有更多机会浸淫其中。相比之下,冉阿让不仅受到大主教感化,还有机会和珂赛特躲在修道院多年,对宗教自然有更多机会了解和接触,其思考也较合乎情理。 我们最后谈谈《愤怒》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非常奇怪,北村这位基督徒作家所写的《愤怒》反映的未必是地道的基督教精神。当然,作品写到了公义和自义问题,写到了忏悔,写到了良心,写到了人物如何通过自首获得平安,写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写到了生命的尊严,等等。这些都是和基督教密切相关。但在基本点上,《愤怒》显然背离了基督教精神。 其背离之处主要就是作品所隐约透漏出来的人性观。 基督教认为人固然是上帝创造的,但人已经堕落了。一方面人还有神的形象和良心来对上帝律法模糊感知,另一方面人又是全然堕落和败坏,人性深处充满了幽暗和罪孽。因此,对人性的看法必须是平衡的。只提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基督教的看法。显然,《愤怒》过分夸大了良心的作用,以至于北村通过马木生所宣扬的似乎是一种没有救赎的福音,一种爱的福音和良知的福音。 从根本上来说,基督教固然有许多美好理念,但这并不是基督教的根本,耶稣也不主要是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对信徒来说,他是救主。其前提就是每个人都彻底堕落,良心绝对没有办法找到上帝,良心也绝对不是上帝。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水里拽上来。因此基督教信仰强调他救而非自救。为什么这么强调?就是建立在对人根本性堕落的信仰上。 《愤怒》中的马木生似乎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只有良心平安才能活下去”。 [ 注释 6] 他杀人以前对自己的评价很高,“我有自己的道德感,我从不多拿人家的东西。我也有爱心,如果我有很多钱,我一定不会独享,我会分给别人”;对自己陷入仇恨也有一套解释,并不怪罪自己,“可是我心里充满仇恨,因为那些有很多钱的人,他们连一块钱也不想分给我”。 [ 注释 14] 杀人之后,起先他一直认定自己是对的,是公义的,但越到后来却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认为自己错了,不该自以为义。“他不再纯粹从做好事中求得平安,而是希望出现另一个答案,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在这种期待中慢慢使心情平复。他的梦开始变化,虽然还是梦见法庭,但他不再是慷慨激昂的那一个。而是坐在审判席上静静聆听的那一个。” [ 注释 15]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觉悟,也渐渐止息心中的愤怒?一个主要途径是聆听良知的声音,“它是最好的朋友,它和他交谈时也最真诚,它是最好的导师” [ 注释 16]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观察美丽的大自然,“我想,既然有这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对的,是哪里出了岔子”。 [ 注释 17] 所以,通篇看不到马木生真正获得了基督教的那种救赎,而是写他通过良知和大自然走向了上帝,触摸到了上帝,获得了良心信仰。就像冉阿让一样,他的良心成了他的上帝。最后,他所谓的顺服也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法庭前,而是在人间法庭前完成了“顺服”,获得了内心平安。或许,北村这样写是一种象征,但给人会带来这样的看法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从基督信仰来看,这分明是一种谎言,一种廉价的爱的福音,也注定了在这个人性堕落的黑暗世界中并不可能。 忏悔,有两种。一种是奥古斯丁那样在神面前的神义论的忏悔;一种是卢梭那样在人面前的人义论的忏悔。卢梭的忏悔之所以是人义论的,是因为连他的忏悔本身也成为一种变相的控诉,显出一种因认识到自己能够忏悔而有的骄傲。马木生的忏悔正是近于人义论的,因为他完全借助了自己的良心获得了绝对的是非感,成就了一个走向崇高的自我。他摆脱过去罪恶的缠累,丝毫不是因借助外在于人的耶稣基督的拯救,而是靠内在于人的良知的反省。于是忏悔也就成为人自我成圣、走向崇高的手段,而不是在上帝面前的诚剖。尽管马木生也说:“除了良心,没一个人能审判别人,也没有一个人能感动别人,我是一个准备服刑的罪犯。别让良心变成特权。” [ 注释 18] 其实,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着良知特权的英雄。他放弃了外表的善行,走向了内心的善行。以至于周围的朋友们、亲人们都对他崇敬有加,认为他崇高。 可是,基督教认为良心已受罪恶的玷污,并非绝对可靠。基督教思想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尔( 1623 - 1662 )早就说过:“人们干坏事从来都没有像他们是出自良心而干坏事时干得那么淋漓尽致而又那么兴高采烈了。” [ 注释 19] 请注意,帕斯卡尔强调人们干坏事时,也很可能认为出于良心,像恐怖分子劫机撞击世贸大厦事件所显示的。良心可能会错,而人自己还以为对,所以并不可靠。所以,帕斯卡尔认为基督的救赎是不合乎人的天性良知的:“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赋的理性作为指导。唯有基督徒才受约束要向自身以外去汲取自己的规律并使自己熟悉耶稣基督所留给古人的规律。” [ 注释 20] “唯一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我们欢乐的宗教,就只是那种永远存在的宗教。” [ 注释 21] 帕斯卡尔认为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通过忏悔、爱获得平安和快乐,并不是基督教,这是和靠着修炼获得解脱的人本宗教一脉相承的。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靠着推销爱的福音建立一个良知社会,简直是幻想。所以,北村尽管摆脱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情结,但还是陷入了大革命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在这一点上,他和雨果是精神兄弟。因此,才把两部作品拿来比较。 《悲惨世界》宣扬这种革命加人道的宗教,宣扬良知的力量,这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因为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过了一百年了,北村又在宣扬这种不要革命但要人道和良知的人本宗教,和雨果在人性观上倒不谋而合。只是对于深深浸泡在整个二十世纪幽暗人性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过于乐观了。北村过去的写作一度只注重基督教的特殊恩典,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注重普遍恩典(基督教神学中把良知和大自然作为上帝的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这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当然,以上只是本人针对这部作品的一得之见,不管体现了怎样的信念,《愤怒》仍不失为北村探索道路上的上乘之作,因为他试图深刻捕捉并描绘当前的真实,也试图给出一条道路。虽然他指出的路不见得正确,但对问题的观察仍是相当敏锐和深切的。他所塑造的新人毕竟也是当代文学的一次有益尝试。 注释: [ 注释 1] 余杰《我们的罪与爱》,《愤怒・序》,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 注释 2][ 注释 8][ 注释 9][ 注释 10][ 注释 11][ 注释 12][ 法国 ] 雨果《悲惨世界》(二),李丹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61 , 272 , 273 , 276 , 280 , 281 页。 [ 注释 3][ 注释 5][ 注释 6][ 注释 7][ 注释 13] [ 注释 14][ 注释 15][ 注释 16] [ 注释 17][ 注释 18] 北村《愤怒》,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5 , 145 , 195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发表评论 最后更新 新年好!(网速太慢,博客好难) 刘晓波:基督教历史上的迫害异端 吴小龙: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20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平议 “童女怀孕”你也信? 颜料:盘点2004互联网 尼采与基督教 江登兴:童贞女生孩子的严重问题――圣诞夜的默想之三 江登兴:牧羊人在旷野――圣诞夜的沉思之二 江登兴:伯利恒的星光――圣诞夜的沉思之一 圣诞歌曲:《平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