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 :: 何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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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勿思 一朵紫色的花,张开。在时间刚强的侵袭里,吸取我的伤感和赞美。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手机 | 首页 | 邂逅自由>>> 最后的贵族 时间:2004-10-17 2004 年 6 月 16 日,整个北京城都在下雨。 他就从这样一个雨夜走来。他穿着米色裤子、小格子衬衫,在新世纪饭店大堂昏黄的灯光下,豪不张扬地走了出来。 这不是一个尹雪艳式的惊艳出场。在似水流年里,昔日眉目俊秀的美少年白先勇,已经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老人。虽没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悲哀,但也足以令人慨叹时光流逝的可怖。 2000 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白先勇文集》里收录了一张照片,是白先勇 1951 年就读于香港喇沙书院时的照片。他脸向着右侧,光润的额头,薄薄的嘴唇微微张着,青春貌美得令人嫉妒。五十多年过去了,脸色依然红润,但一律向右梳的头发却不复当年的漆黑和浓密。 圆圆的脸上是淡淡的笑意,他和每一个人握手,问候每一个人。热情中带着文人的矜持,却不同许多人接受访问时的虚以委蛇。在温文中融合了高贵和谦卑。 开口便说到昆曲,说到才刚在苏州大学上演的青春版《牡丹亭》,他一句接着一句,旁的人竟只有听的份。他一直笑一直笑,说到《牡丹亭》如何受欢迎,如何令那些初初观看昆曲的学子掉泪,他眉色之间宛如阵阵清风掠过,飞舞到旁人也跟着兴奋。 “太美了”!“多美啊”!,美,是他吐出的最多的形容词。六十七的岁的他,像个孩子般,为美的事物,美的精神发出最诚挚的惊叹。 这惊叹也许始于 1946 年那个得了肺病的孩子。白先勇算是真正的将门之子,他是父亲白崇禧十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小时很得父母宠爱,却因在八、九岁间患了二期肺病,而被隔离在大家庭之外。他在上海郊区虹桥路的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楼里,整日与花草为伴,孤孤单单地度过自己的童年。惟一的玩伴是两条小狮子狗,一白一黑。原本霸道、外向的小男孩变得内向而敏感。小小年纪,看着梧桐落叶,竟然也会悲起秋来。外面的繁华更衬映出为世所遗的悲愤。重回人间的小小孩童,已然是个无比敏感,多愁善感的小大人了。 如今在上海多伦路 210 号的“白公馆”曾是白先勇在上海的第一个家。这是一座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平面呈凸字形,巨柱石式柱头,入口门廊两侧墙面各设一处凹进的半圆形壁龛,是用白色大理石雕琢而成,二层露台是以圆形的铸铁栏杆围了起来。那时候,他和十几个小孩子住在这里,热闹无比,吃饭都要敲锣召集。 1987 年,旧地重游的白先勇,在这里看到了一张乒乓球桌,他断定那便是四十年前的旧球桌。一帮小孩子曾经在此轮番上阵,喊杀连天。而更加巧合的是,他请上海昆剧院的专家吃饭,竟然请到了自己家――位于汾阳路的“越友餐厅”,从前这里叫做毕勋路。造化安排真比戏文还要精彩。而今这里又换了东,变做一个名叫“仙炙轩”的日本料理店。 我去的那天,正在 6 月底的一个早上。汾阳路 150 号的大铁门虚掩,将外面的行人和车子隔绝在门外。轻轻闪了进去,旁边 “宝莱纳”的服务员正在忙着整理院子里的桌椅。一个上海阿伯向我走来,说还未开张呢。我说我是来寻旧迹的,白先勇家从前的房子。原来这位姓沈的老先生是这里的保安。他告诉我这里三年前曾经装修过,三楼透明的玻璃窗也是后来装上去的。老先生颇落寞地慨叹,因为价格偏贵,生意不好,很少人来,倒是常常有一些台湾人来寻白家旧址。年年除旧布新,恐怕只有那螺旋形的楼梯和楼底石础上的杯状饰物还是从前的东西吧。主人一路更替,从前的主人再度前来,还能寻得到旧时的踪迹吗?还找得到童年时代的欢愉吗? 我提起了“越友餐厅”,白先勇的脸上笑意盈盈。 “对啊,对啊,请客请到自己家了呢!”一双丹凤眼流转顾盼,流露出深深的眷恋。经历如许沧桑,他已然是这样的人,即使在初次会面的人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此刻的心情。 也是在上海,白先勇第一次知道世间有昆曲这样美妙的戏曲。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买到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簧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侯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断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白先勇《我的昆曲之旅》) 上海生活虽然短暂,却也是白先勇此后开始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前,看到自己的奇形怪状,大笑不止。第一次看到“快要摩到天了”的国际饭店(其实不过二十四层),帽子都要掉落尘埃。第一次逛百货公司,为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兴奋不已。在“卡尔登”(现在的长江剧院)看蓓蒂・葛兰堡主演的《甜姐儿》,听处处飞扬的金嗓子周璇的歌声。童年的眼睛,就如同今日的数码相机,拍下了他所见的千万印象,储存在脑子里,虽然是一个一个的片断,却能够在合适的时候,沿着某条线索,连缀成一个故事,一幅画面。 1958 年,还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的白先勇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便是依托于虹桥镇的一段生活经历。 上海故事就在匆匆中结束了。到了台湾的白先勇高中毕业,本来可以保送台大,却被浪漫的念头所鼓舞,一心想去建筑长江三峡大坝,便主动要求保送到成功大学,读了一年的水利工程。工程师梦终于还是让位于作家梦。于是重考大学,进入了台大外文系。大学三年级,白先勇和几位同班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几个年轻的大学生,竟然扯起了台湾文学的大旗。也就在这一年,白先勇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自己早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玉卿嫂》。 白先勇回忆起写这篇小说的由来:他的大姐和他谈起家中旧事,讲起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的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的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俊俏的玉卿嫂爱起人来,那是十分狂烈的。那些做爱场面,简直就是生死搏斗。白先勇说那是自己内心感情爆发的表现。 温雅只是他的一部分。当他说起自己热爱的昆曲时,别人简直没有机会插嘴。他微微仰着,眼光流转――那不是一双老人的眼睛,那是清晨山里老虎的眼睛,双手翻来覆去,时而交叉在胸前,时而举过眉眼,动作丰富极了。此刻,诺大的北京,���鞯囊箍眨�无边的宇宙,都置换作了一个巨大的背景,只有他的昆曲是惟一的存在。那种热情,把周边的人统统席卷了进去。 “他是很有热情的人,在苏州排练《牡丹亭》,白先生那种劲头我们都佩服得不得了。”秘书郑辛燕小姐陪同白先勇接受一次次的采访,陪同他参加有关昆曲的座谈会,他几乎在说同样的话,但每次都是饱含感情,每次说到激动处便手舞足蹈。 也许,这种性格里热情的一面源于母亲的遗传。白先勇喜欢历经沧桑的女人,他总觉得成熟的女人味道才足。而他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白先勇的母亲出身官宦,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二十岁就翻越封锁线,前去寻夫。然而那样热烈拥抱一切的母亲,暮年却也在疾病面前倒下了。“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 1962 年母亲的死,成为白先勇写作生涯的分水岭。也就在这一年,白先勇赴美国留学,在爱阿华大学创作班学习写作技法。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 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白先勇《蓦然回首》) 在文化乡愁里沉浸的白先勇反过来开始追求传统文化。 我提到叶嘉莹教授在内地出版的《唐宋词十七讲》,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重新阐释古典诗词里最精致的纤细幽微的美。他很高兴:“叶教授是我的好朋友呢。”虽然接受的是西洋文学教育,但他却比大多数同龄的中国人更中国化,更喜爱更欣赏古典的中国。他坚信:“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化的根扎实了,再去学西方文化才能算是知己知彼。” 唐诗宋词里的给养和天性的敏感结合起来,便是那种宇宙洪荒式的悲悯,对似水年华的拥抱与疏离。于是有了《台北人》一系列的短篇小说。那些王谢堂前的燕子,那些过气的舞女,那些失意的政客,那些背离乡土的士兵,在他这个宦门之后、“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余光中语)的笔下,便成为兴亡存废中的一个个咏叹调。中国文学那些诗词歌赋里头对朝露人生的慨叹,化作一个世家子弟、敏感文人对时间的无限怅惘。 台湾作家施叔青说,白先勇写的其实就是时间。 他的小说里处处是青春和老年的对比,是对时间洪流的畏惧,是对流逝时间的怀念与追寻。那是他身为贵族子弟与生俱来的敏感罢。出身名门,生逢乱世,从烈火烹油到油尽灯枯,迁延辗转,人事变幻,姹紫嫣红转眼凄凉冷落,怎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所有的人都陷入时间之中,并被时日的潮流卷走。人的整个一生是和时间的一种斗争。人总是想永远保持一种爱情、一种友谊,但这些感情却必须依附于某些自身在消亡的人们才能存在,或是他们死去,或是他们脱离我们生活的范围,或是我们自己起了变化。精神深处的忘却,在最美好、最珍贵的回忆周围慢慢升起。时间不仅摧毁肉体,而且摧毁精神。时间的潮流无情地把胜利者和失败者一起带走,所有的人都已年老,接近死亡。 虽然出生在一个回教家庭,白先勇称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为佛教里的“人生无常”所触动。他觉得整个佛教里充满了一种悲感,悲悯人生的无常。有一次,白先勇去大学里演讲,正讲得起劲的时候,有学生就问,白老师你看起来这么阳光,怎么写的东西那么凄凉。想想,真是,白先勇写《玉卿嫂》的时候才 20 多岁,写《游园惊梦》的时候也不过 30 岁,那么年轻,就那么沧桑! “是啊,白先生你为什么写作呢?”从前有人说文学是为了人生,有人说文学就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白先勇为什么而写呢? 他笑:“杜甫的诗改变不了唐朝的衰落,我觉得文学能够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感触写出来就不错了。人生无常,似水流年,我写作是想把心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这样就很满足了。” 那是些什么样的痛楚呢?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死别离?是远走异乡的命运起伏?是传统失落的文化悲情?白先勇最大的痛楚是孤独。“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最孤独的,因为没人能告诉你写得好与坏。作家是个孤独的职业,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摸索,常常会挫败、彷徨,而且要挖掘人生许许多多的不美满的东西,所以作家写人生的时候真的会悲悯之心油然而起。人生真正的负担就在一个作家的身上。” 人生不美满,不仅仅是别人的,亦是自己的不美满。 “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晴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写《树犹如此》时的白先勇一定是把对王国祥的万千感情藏于笔端的。无限热烈都内敛于字字句句之间,哀而不伤,符合传统悼亡文字的最高境界。 1988年香港《PLAYBOY》中文版访问白先勇,问他: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白先勇说:我想那是天生的。 不知道从沉默到坦然,他经历了多少心理上的纠缠? 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印行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也许是因为心结终于开解,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他说那是他一直想写的一本书。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吴先生说他们是读着白先勇的小说长大的,可是看到《孽子》时,还是很吃惊。这部“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小说,主题其实是父子关系。作者的那种理解,默契和温柔的眼光,可能正是白先勇希望所有的“父亲”所抱持的一种态度。但小说中的那种故事的残酷性也不免令人遐想白先勇最艰难时刻的心路历程。 对于自己的将军父亲,白先勇讲得很少。他正在写的《白崇禧传》已经写了大概 30万字。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更多关于白先勇的内心生活。在一种相互的理解和期许里,真的人生才会显露出来吧。 一起去的记者拿出了那本装帧得美轮美奂的《姹紫嫣红牡丹亭》,白先勇眼睛一亮,请他的秘书郑小姐拿出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明信片。 “你们看,多美啊! “这两个演员真是祖师爷赏饭吃啊! “来看戏的有些孩子告诉我,第一天看了戏特别激动,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继续跑来看呢。” 他对于两年来的艰辛轻轻带过,一味地赞美《牡丹亭》,赞美昆曲,赞美那高贵优雅无与伦比的美。但其实可以想见的是,打造《牡丹亭》应该是十分困难的事。虽然有文名作为后盾,但要面对文艺主管部门,剧团,演出场所等文化行政体系,他又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便是这次来,也是专门来敲定北京演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自诩“昆曲终身义工”的白先勇做这一切,只源于一个字:爱。因为爱昆曲,以为它是最美最美的东西,想更多的人来喜欢它,所以才不畏惧于艰难,竭力弘扬。这一面,也是真的白先勇。热烈而坚韧地拥抱自己所爱,抵死缠绵。 不知道《牡丹亭》巡演过后,一番热闹之下,有多少人会成为昆曲的爱好者、守护者?但这些也不重要了。 人生如梦,欢情如梦,昆曲更是梦中之梦。 6月19日下午,北京三联书店。仍然穿着米色裤子、小红格子衬衫,在一幅幅巨大的《牡丹亭》剧照掩映之下的白先勇,耐心回答着台下或高昂或幼稚的问题。还是一直笑一直笑,然而总显得有点落寞。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他对文化品位的固守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尽管他小心翼翼,用自己敏感的心来守护昆曲,擦拭污渍,增添新彩,却仍然是落寞的,也许最终也无法挽救昆曲作为“博物馆文化”的命运。 他站起身来。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思。这时候的白先勇不再是那个赞赏着美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时候,他是中华文化里的最后一位贵族。保持着与世俗的距离,淡漠而又矜持。 我从文本里阅读到的白先勇是真的白先勇吗?他只露出愿意让读者看到的半截,另外半截埋在水里,谁也无从知晓。他在自己和世俗之间挂起了一道帷幕。我就像个在黑暗中瞄准目标的猎人,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射得中,但我无法指望他会主动挑开这道帷幕,或者指望偶然性会照亮目标,让我瞄得准一点。我只能说,他应该是个很复杂的人,一如他自己所说:“其实我自己也是写小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些可爱和不可爱的想法,甚至还有恐怖的一面。” 他和我们握手道别,转身向大堂的电梯走去,略有点向前倾着的背影隐没在深夜的北京,看起来像一个最素朴的老人。 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相较大部分人素朴的底子,他的太过华丽,无论如何涂抹,他总是他:一个将军的后代,一个从此成为绝响的贵族文人,一个敏感而骄傲的现代作家,一个在青春和美中流连的垂暮之人。 何勿思 发表于 2004-10-17 15:55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叶嘉莹治词学也算有成就了,顾随比多数词家幸运,有传人。 但迦陵说词烦而不要,琐屑得很,固然在阐释梦窗、碧山词时是比较成功的。 另外,她在《唐宋词十七讲》时说到大陆学生比较差,连“菡萏”等常用词也不知怎么写,这种情况只怕现在也没多大好转。 维舟 ( weizhoushiwang.blogbus.com ) 发表于 2004-10-18 11:09 发表评论 最后更新 幸福的幽灵在北京的上空飘荡 龙应台:香港你往哪里去?(转) “我爱你” 今日购书 邂逅自由 喻华峰的一封信 [转] 希望 冻了 理发师的情人 抵死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