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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源作者:朱宗震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1949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问题。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及执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党1949年失败的基本原因。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略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2]“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国，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1906年8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7]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一清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11]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这就是说，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还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二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土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过“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然政治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 孙中山最后确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动工业化建设。对于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权”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此，他的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经济）动员。革命对谁有利？革命过程中谁能得到实际利益？会引起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孙中山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他多次主张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执政时，他就希望同盟会――国民党去从事社会改良的活动。护国运动结束后，同样如此。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他实际上不是一个革命者。因此，他只主张政治体制的革命，而不主张经济体制的革命，他最多只能说是半个革命者。但是，他每次改良的行动，都遭到腐败政治的阻挠，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走向革命。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充分反映了第一代改革者书生气还很重，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还很浅薄，单纯的理论推理，提不出成熟的可行的变革方案。他们不了解革命和改革都需要调度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一纸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仅依靠少数人士的努力，也无法使改良获得成功。同时也说明，第一代改革者，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决心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已有所表现，从和平的立宪运动到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的领袖同样是从士大夫脱胎而来，是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治国平天下）来从事经济运动的儒商。他们致力于呵护新经济还深感力不从心，根本没有力量去支持一场革命。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约相当于人民币40亿元，不过是现在一个不很大的项目的投资额。[18]中国的手工业还刚刚恢复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区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还很难意识到土地问题上的障碍，何况，他们自己也有传统的土地利益和社会关系。以人数计，在4亿人口的中国，资产阶级简直构不成阶级力量。而这场革命的参加者同样刚刚从科举制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仍然生活在传统经济环境之中，同土地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的现代意识还很有限，一方面即使意识到土地问题。，也还很难去牺牲传统的利益。因此，除少数人以外，辛亥时期的先进分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经济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对于土地关系现代化的方案，只是纸上谈兵。因此，辛亥革命时期不可能以土地改革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以经济利益的动员来作政治动员的基础。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就表示：“至若土地国有，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买收，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19]他主张采取限田的政策，这是一个传统的抑制豪强的政策。短短的几句话，可以说是后来国民党和平土改失败的基本思路。宋教仁在组建民元国民党时，迎合合作者的要求，在党纲中就删去了民生主义。孙中山到北京时也表示：“北方同胞误会吾党民生主义，以为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此荒谬绝伦，公理上决无此事，富人幸勿恐怕。”[20]1912年6月间，广东都督府曾向省议会提交更换地契的方案，在这方案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政策，但这一加重地主负担的方案，遭到省议会的反对，未获通过，他们认为：“各县遍遭匪祸，元气大伤，微特小康之家多嗟鲜饱，即素称富有者或亦今非昔比。”[21]他们期望的是传统的加强地主经济的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少数追随者之外，孙中山又能动员哪一股社会势力来支持他的和平改革的土地政策？辛亥革命以后，反对派讥笑当时社会上“伟人如鲫”，除了政界浮沉之外，谁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孙中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一般不明白的人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22] 结果，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应付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三中国的传统和辛亥革命的后果在中国二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体制下，王朝的更替形成一个传统，并深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三国演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分合的态势并不完全相同。以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为例，士大夫同基层暴动结合起来，在基层暴动中涌现的领袖，彻底更新了旧的统治集团，一个巩固的新王朝成立。以东汉末、唐末为例，士大夫维持旧王朝，统治集团的更新不彻底，在镇压基层暴动中出现军阀集团，以军阀的力量改朝换代，统治基础没有扩大，新王朝不巩固，即使形成比较巩固的宋王朝，也没有强大的实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士大夫没有转向群众暴动，而是以自己的努力来维持一个旧王朝。这样，既没有出现一个新王朝，旧王朝（作为中央政府）也未能更新，只是地方政权有部分改观。社会危机继续存在。而曾国藩从地方上崛起组建的湘军，成了清军主力，采取了“兵归将有”的私兵制度，正在解体中的清王朝出现了外重内轻之势。辛亥革命中出现了新的形势。士大夫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知识更新的视野下，在清王朝腐朽必倒的政治局面下，以西方现代政治体制为理想目标，独自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群众暴动的客观形势，他们动员的社会力量不足以达到建立新政权的目的。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以来的私兵制度，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北洋六镇新军，武昌起义后，清廷任命陆军大臣�J昌统率就指挥不动，不得不让已被罢免的袁世凯出来指挥。北洋六镇是当时中国唯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因此，不单纯是革命党人的努力和力量推翻了清王朝，而且是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声势，在列强支持下，依靠掌握的军事势力，取代清王朝掌握了中央政权。仅仅推翻清王朝并不能使中国社会自下而上达到更新的目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遭到破坏，中央政权仅仅排除了满族亲贵，而保留了旧官僚系统，尤其是北洋系。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气象更新的政权。清王朝的倾覆，也是传统的军阀势力改朝换代的一种表现。当时，北洋军人们抱着这样的观念：“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23]这种军事派系观念在事实上一直流行到民国结束。私兵制度造成了骄兵悍将，袁世凯随后对自己的部将也失去了有效的指挥。杨度说：“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24]袁世凯企图以称帝来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他的失败，固然是遭到在野各派反对的结果，但也是私兵制度下骄兵悍将背叛的结果，他的命运其实是步清帝的后尘。他的遗产为段祺瑞、冯国璋所分割，中国社会转入北洋军阀时期。军阀作风并非仅限于北洋。就是非北洋系的前清军事势力，如张作霖、陆荣廷也军阀化了。更严重的是，在革命中兴起的军事领袖，也同样军阀化了。如阎锡山、唐继尧都曾是同盟会员。孙中山以其现代知识和过人魅力，成为革命的领袖，他虽然强调领袖集权、军事专政在革命时期的必要性，但是，孙中山作为在华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对中国社会的私兵制度缺乏充分的认识。1912年8月孙中山访问北京时，就以为：“近来嚣嚣之口，或不免恐军队干预政治，吾则谓我爱国军人，既造成此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决不至有此破坏之举。”[25]他虽然一直致力于培养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但对共和制的真诚，一直没有按传统的方法，亲自去训练和控制一支忠于自己个人的军队。因此，当他追求冒险的理想的政治目标和他培植起来的部队的利益不一致时，他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根据中国的传统，在缺乏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出现军阀化倾向，只忠于军事领袖。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动员遭到困难时曾抱怨说：“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26]当时属于革命党人系统的部队当然不止两个师，但孙中山本人连一个师都指挥不动，他甚至不得不派朱卓文到南京策动第八师下级军官起兵讨袁。而这第八师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职务时特意保留下来的部队。孙中山在失败流亡到日本后，又曾责难黄兴说：“今在筹备之中（指中华革命党――引者），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切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27]虽然，黄兴重视道德，洁身自好，但我们不可忽视这段话的含义，私兵化的倾向，同样渗透到了革命党人的军事系统中。 1917年之后，孙中山曾倾全力支持陈炯明发展军事力量，他在致蒋介石函中说：“竞存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28]陈炯明并非毫无现代观念，陈独秀在中共成立前后就曾和他合作，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制约着他的行为方式。据彭湃调查：“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个别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29]陈炯明在致吴稚晖的信中，抱怨孙中山说：“不过我之用兵过于踏实，不能如孙先生之枪法旋空大演而已……况群众之首领，其要素须能说海阔天空之大话（法人黎明似曾说此），我则尚染昔儒之毒，�R躅于先行其言之训，实不合首领之本领。”结果形成了陈炯明部的叛变。但在上述信中，讲道理他也明白：“譬如现在国中，摧残共和，扰害百姓者，实一私人的‘武力主义’之横行。申言之，则大军阀扰乱于中枢，小军阀扰乱于各省，而官僚、政客、民党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盗跖，日在老百姓头上恣其践踏，合之而为民国四凶。”[30] 孙中山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才明白：“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31]士大夫意识和传统社会关系还很浓重的辛亥革命党人，尽管在理论上接受了共和主义，但在掌握了军队之后，也走上军阀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后为什么能够建立民国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只是略有夸张地解释了假共和局面得以出现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32]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只是由于新的观念和力量的暂时平衡，才未能恢复帝制，而采取了共和国的形式。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明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解决军阀的问题。这就是当时中国客观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 1924年之后，国共合作，学习苏联，开办黄埔军校，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组建的国民革命军也号称党军。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学会以党治军。国共分裂，南京政府成立后，黄埔系就成了蒋介石的部队，服从蒋介石的指挥，构成所谓嫡系部队。蒋介石无论担任什么名义，甚或下野，他都能控制这支部队，而对其他部队，都无法直接指挥，必须同其将领在政治上协调，建立政治同盟，才能为己所用。私兵制度在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下是难以改变的，蒋介石始终未能达到削平群雄、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目的（退到台湾后除外）。 1927年之后，除黄埔系外，例如，桂系、粤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等等，都不是蒋介石能够直接指挥的。即使是原本亲蒋的陈铭枢指挥的十九路军，是由孙中山命令邓铿组建的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元老部队。在北伐时期亲附蒋介石。但就因为这支部队是陈铭枢训练出来，蒋介石是不可能越过陈铭枢去直接指挥的。正由于这种独立性，在“九一八事变”后，因调停宁汉冲突的机会，十九路军进驻上海、苏南。尽管陈铭枢参加中央政府后，已经不具有军职，但仍能摆脱蒋介石意旨，策动十九路军独断地抵抗日军侵略，掀起了“一二八抗战”的悲壮一幕。陈铭枢在策动十九路军组建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时，已经长期统率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蔡廷锴，对这位十九路军的祖师爷就有所抱怨，蒋光鼐回忆说：“陈回国后，到过福建三次。一到福建，即以家长自居，直接插手到各机关部队去讲演、训话，俨然架在主席（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引者）、总指挥之上。他的企图过早暴露出来，引起我们反感。蔡廷锴曾对我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军队呀！‘“[33]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空话，陈铭枢对部队的影响力和这支部队的宗派性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其他与国民党中枢更疏远的军事派系，山头林立，内战不断，自不必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系统内的派系战争已经停止，但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非黄埔系部队，蒋介石仍然无法直接指挥。傅作义只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个小派系，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本部部队的运用，蒋介石也只能同傅作义协商，而不能依靠命令。据谍报，傅作义在1948年6月间在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有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34]郭汝瑰回忆说，11月5日傅作义在南京与何应钦等讨论作战计划时说：“华北剿总仅有部队五十五万（傅作义此时共辖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兵力十分薄弱，如果东北共军百余万蜂拥入关，华北局势必急剧恶化，我实在负不起这样大的责任。俗话说‘知难而退’，我只好将原拨给我的中央军全部交出，请总统改派他人前往北平指挥，我只带我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一O 二，暂三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以免贻误华北战局。”[35]这种军事派系，使国民党系统的军队将领长期养成了保存实力的意识，不关自己生死存亡就不肯力战。这使国民党系统的部队在国共战争中互相抵消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在事实上，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独裁者”，他一直没有力量独裁。从根本上说，私兵制度不是革命造成的，而是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腐朽解体的恶果。即使清王朝不倒，根据中国社会的传统，同样会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如唐朝的藩镇一般。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度，始终是中国社会王朝更新运动的严重问题。四国民党动员模式的保守化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失落，社会分崩离析。现代民主观念也从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推延，这就推动了基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12年间，徐企文就曾组织中华民国工党，虽是提倡劳资合作的组织，但也多次组织过工人罢工，谋求改善工人的文化、福利事业。[36]而在农村的斗争中也有新的意识提升。1912年底，松江地主组织田业会，准备强行提高佃租率，在民主思想的启发下，松江佃户准备组织佃户会，与田业会抗衡。佃户会虽然没有组成，田业会也因此被迫解散。[37] 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也开始在工人阶级中展开工作，对于五四运动发展为六三运动，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38]当然，国民党并不赞成劳资对抗。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孙中山于1919年6月22日与戴季陶有一篇谈话，他认为：“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39]表达了调和劳资矛盾，避免社会动乱的意向，而不是要动员群众直接谋取经济利益，来支持革命的政治动员。政治体制变革的革命性（暴力）和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非革命性（非暴力），仍然是孙中山――国民党社会变革路线的基本矛盾。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仍坚持原来的动员方式。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力量大多是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孙中山不必再通过兵运的方式，而直接策动军事将领，来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林在回忆孙中山时指出：“虽然当时（指1921年12月――引者）已有明确的倾向：继续工作使他的国民党进入新的轨道，但孙中山基本上仍然坚持只能采用军事行动的老方法……他赞成专政的思想，重视党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明确介绍他的党的实质，没有专门提到必须借助青年学生去争取工农支持他的革命组织的根本必要性。”[40]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失去了自己培植起来的骨干军事力量，才最后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接受俄国的援助，依靠左翼力量的支持，来推进革命。孙中山虽然接受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明确声明“耕者有其田”的改革目标，但是，国民党的动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一直在说明他的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区别：“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41]“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42]他在谈到平均地权政策时说：“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43]“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44]他对左翼学生运动也持批评的态度。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目标的真诚和个人权威，维系着国共合作，平衡着左右两翼的关系。但国民党中既很少人真正明白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方针只能依靠左右两翼的暂时平衡才能维持。当国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方式越来越走向激进，左右两翼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当此最大改革之际，我党同志，宜力谋减少中国全体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条理有步骤之方法，以增进民众之生存幸福。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我党本以协助农工运动，与发展其组织为基本政策，乃农工之事几皆为共产党所包办，关于农民运动，除促其抗租，工人运动，除唆使要求增加数倍之工资外，别无宣传，余则利用以杀人越货，作政争之工具。总理明示我辈，以革命手段，用农工以解决政治问题则可，用农工以解决经济问题，则有所不能。”[45]从理论上说，蒋介石关于国共对群众动员政策的区别，确实如此。但从实践上说，中国社会上，并没有一股社会力量能够实施孙中山的农工政策。国共分裂以后，以国民党的保守性，连自己承诺的农工政策也难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浙江实验“二五减租”遭到失败，国民党就只能向右转了。国民党既未能以群众动员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的推进，往往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方式，革命的水准迅速下降。黄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反省说：“痛定思痛，深怪我们靠革命起家，以扫荡腐恶军阀为使命的党和军，怎么会容许这种人仍拿他们那一套腐化行为到我们阵营中来照样表现，并带坏我们纯洁子弟呢？”[46] 当时，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自承的历史任务。尽管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中有一批在海外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未经改造，企图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努力，难以成功，解决不了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清王朝解体之后的军阀体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占据有东南财富之区，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微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去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因中央政府的军事统一政策而受到经济上的压迫。蒋介石用绑架、逮捕等手段，向上海的资本家勒索钱财，以支持其军费开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导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47]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正是中国社会现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仍然是“奸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就难以扩大。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动员难以摆脱恶性的循环：为了推进现代化，它必须完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统一），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它必须要求资产阶级予以经济支持。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无力满足蒋介石、国民党统一政策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严重的伤害，资产阶级成了国民党的反对派，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政策也就难以完成，推进现代化的工作微乎其微。新的革命也就难以消弭，并且成为突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合理手段。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希望进行“戡乱”总动员，以挽救失败的命运，但是，又能动员谁呢？蒋介石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对资本家采用了比1927年更普遍的掠夺政策。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期间，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大骂资本家：“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48]用本来是对付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资本家。残酷的掠夺使上海的流动资本陷于枯竭。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4月29日公布《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49]国民党军在占领了解放区之后，也曾制定调和租佃矛盾的政策。蒋介石也强调：“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过去共产党毁谤本党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党一切法令政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党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50]但事实上，仍然是各地官僚和地主打成一片，还乡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一切土地改革的方案，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即使有地主愿意国家征收土地，投资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有关方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没有人说不可以。”[51]国民党政府仍然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没有和平土改的财政力量。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52]国民党的动员也就只能归于失败。中国国民党人，许多人经过了辛亥革命、1924――27年的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们也曾是艰难缔造过来的一代人，但最终遭到失败。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待于研究，但作为国民党的骨干，他们是第一代从事现代社会体制变革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参加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思维模式的一代人，还难以把握到中国社会变革脉搏。然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动员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实际上已经定型化，“老革命”适应不了“新革命”，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过渡性政权。中国社会现代经济的严重落后，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方式，不能不以最接近传统的农村暴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动员方式的历史价值，在于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的要求，但也仅仅是痛苦地起步，并不能一步登天，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历史学家既不必夸大也不必贬低，而是应该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只有理解了历史，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时，才能有更高的智慧。注释： [1]《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1986年7月版。 [2]《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3]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5辑第82页。 [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385页。 [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3页。 [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7]《陈铭枢回忆录》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8]转引自丁日初：《上海资本家在辛亥起义及胜利后的积极表现》，《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9页。 [9]《章太炎再论黄克强》，《新纪元报》（北京）1912年9月20日。 [10]《胡汉民自传》第61页，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1958年版。 [11]《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2版 [12]《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 [13]《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 [14]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第1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15]《〈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16]同14. [17]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1906年6月26日） [18]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8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9]《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1912年1月3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33页，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20]《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页。 [21]《民立报》1912年7月7日。 [22]《在神户华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7页。 [23]《民国新闻》（上海）1912年8月19日。 [24]《君宪救国论》，《杨度集》第567页，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25]《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页。 [26]谭人凤：《石叟牌词》第1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27]《复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8页。 [28]《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9页。 [29]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30]《答吴稚晖书》，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册第942―94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31]《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32]《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385页。 [33]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合订本。 [34]《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到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35]《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36]参曾业英编：《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版。 [37]《华亭取消田业佃户两会》，《申报》1912年12月3日第6版。 [38]参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第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39]《与戴季陶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9页。 [40]《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41]《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1页。 [42]同上，第377页。 [43]同上，第389―390页。 [44]同上，第393页。 [45]《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9―30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版。 [46]《孙元良回忆录》第189页，台北1974年2月再版。 [47]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第232页（伦敦1928年版），转引自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48]《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第3版。此讲话后来题为《上海往何处去？》 [49]《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第4辑第36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50]蒋介石于1946年11月18日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同上。 [51]《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75页，（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6月版。 [52]《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南京）第1卷第1号。（本站声明：以上文章和观点仅供学术参考之用，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409/4746.shtml 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10 &nbsp14:08 | 评论(7)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两张关于手机的老贴子出来给给看看
[他山之石] 偷了手机有什么用呢？ http://www.delphibbs.com/keylife/iblog_show.asp?xid=3498 其实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偷手机的人是不是会觉得很无聊。短信服务商是不是很烦呀，老骗钱，看完这个就不怕了。 http://www.delphibbs.com/keylife/iblog_show.asp?xid=7112 不过还是要化一毛钱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09 &nbsp13:19 | 评论(6)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我的博客之路（上）
[胡思乱想] 写 BLOG 也有一段时间了，转来转去也转了不少网站，去过不少地方，看过用过也不少吧（其实也不多）。今天就把自己的有关 BLOG 的过去列一列，顺便看看俺去过的那些地方。实际上我的 BLOGGER 生涯的时间并不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拥有第一个非正规的 BLOG 。当初萌发我建立 BLOG 的是在大富翁论坛（ http://www.delphibbs.com ）上看到 yysun 的笔记 ( http://yysun.delphibbs.com ，大家可到上面找找关于 BLOG 的笔记看看 ) ，原来可以自己在网上建立这么一个天地的呀。由此化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按照提供的模板改动改动，根据论坛提供的功能，用自己在论坛上的笔记架了第一个 BLOG( http://lichdr.delphibbs.com ) 。实际上这个 BLOG 不是正规的，只是把论坛上的笔记组织在一起装饰一下，然后对外提供了一个 RSS 链接，外人也是无法留言的，只能论坛里的人才能发表评论。（而且由于后来申请了其它 BLOG ，这个就成了半拉子工程了，很多地方也没有去继续完善，直接拿论坛的画面充数了）。（大富翁论坛是我去年经常出没的地方，今年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去得少了，当然一周还是要上去一、二回的。这里有些人不是问我是学什么的吗？看大富翁论坛可知我是干什么的）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么一个地方远远满足不了自己呀。要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务正业的，平时胡思乱想比较的多，在网上也是到处的逛。可很多东西也不能发到大富翁论坛那种地方去的，得到外面找个地方才行。于是开始了茫茫的 BLOG 之旅。第一站是天涯 ( http://www.tianyaclub.com ) ，这个地方名头很大呀，好象那个叫竹青什么的也是那里的。在那潜了一段时间（现在去都不去了，速度太慢了），终于是申请了一个 BLOG 看看，天涯的 BLOG 基本没什么特色，就是简单。应该来讲很简洁。除了基本的类别管理、友情链接、模板等等外，还有个相册管理（这个没用过），基本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发表日记用的编辑器也是很简，不象有些 BLOG 那样花花绿绿的。从简洁上来讲天涯是很符合的，但再怎么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有的。要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这是作为 BLOG 所不太能容忍的，实际上这也是 BLOG 的比较基本的一条吧，人家看你的东西，要说两句，你还得登录那个网站才能发言有点说不过去。由此造成的就是“近亲繁殖”， BLOG 所体现的六度互联在这种情况下会大打折扣，所以天涯的 BLOG 也是很少联到外面来的。至于 TrackBack 功能对我来讲还不是很重要，现在写文章也是用得少，一方面是习惯，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文章天马行空的，没个定数，目前很少能让我去 ping 的。不过今天登上去看了看，还是看到了它有个站内引用地址的，难道能本站 TrackBack 的。不过只能本站 Track Back 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实际上让我最后离开的是它没有 RSS 功能，我现在无法想象没有 RSS 的话如何去浏览那么多的 BLOG 。由于它基本功能的缺失，所以在上面发了两篇文章就走了。（天涯的人实在多，速度快不起来，有时还会出现乱码。至于只能加 10 个链接这个倒是不清楚，因为在上面的时间不长）。第二站就是中国博客网 ( http://www.blogcn.com ) 了。首页进去后，也是花花绿绿的，中国网站的一贯传统。不理它，这些东西我这样的人一直是视而不见的，直接进去申请了一个。平心而论， BLOGCN 的功能还是比较的强大的（看看它的控制面板就明白了），个人的空间也是够大（尽管我是一直没用）。首先上手的就是它的模板功能，模板有个可视化的设计，这应该是很人性化的（尽管我一直没用）。它的友情链接、 LOGO 、计数器都可以在控制面板里设置好，然后在页面代码中加入相应标记就行了，真的很方便。添加日志的那个编辑器也是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可以让你发表出漂漂亮亮 BLOG ，除了速度慢了点（以前慢，现在好象不慢了）。文章管理是我比较喜欢的功能，其中的留言管理，对应每一篇文章的留言一目了然；类别管理可以很轻松的改变文章的类别，以后新建了类别可以比较快的把以前的文章重新分门别类；引用查看则可以方便的查看到你的所有文章的被引用源除些之外还有用户管理、图片管理、权限设置等。很多都还没有用过。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正式 BLOG ，而且网站提供的功能也是很令人满意。我对它的期望是很大的，在浮想联翩的想象着二、三年后在那个 BLOG 里写文章回忆刚建立时的情景（可这，一年不到就可以回忆了）。由此也是化了比较大的心血去维护它的页面的。由于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模板页面，所以整个页面基本是自己重写过的。最原始的模板页面我只保留了它提供的两幅图及一顶点的布局代码框架，各个地方删的删，增的增，改的改，把整个配色都改掉了，甚至还想重写它的日历控件，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接口，无法把文章与日历联起来，只好作罢。页面也改好，文章也开始一篇篇的写出来，整个 BLOG 开始正常的运营了，也开始到外面跟人家讲我有这么一个地方了，到自己常去的几个论坛去宣布新 BLOG 的开张。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好。可不久之后 BLOGCN 的一次升级先是有一周多无法登陆，接着升级结束的结果是我的页面毁了，留言没了。进去后是个丑陋的画面，我断断续续化了几天时间辛苦修改的页面就这样毁于那些人鲁莽的升级行动中。能说什么呢，谁要你是免费的。由此也就离开了 BLOGCN ，到了 BLOGBUS 。 PS ：由于当初改模板的时候工作量比较的大，特别是配色很麻烦，曾把代码导入到 DW 中，所以实际上要恢复 BLOGCN 的页面也不是非常之难，百分之百恢复不能说，至少恢复百分之七、八十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没有这个心思去做。对 blogcn 还要说点坏的东西。对 blogger 本人来说， blogcn 提供的功能真的是很令人满意的，但对浏览者来说还是不合格的。以前在 blogcn 发表评论的时候我一直是不用“ lichdr ”这个名字的，因为这就是我的 BLOG 的名字，所以每次留言的时候总是说我没有登陆（进网站发表文章、管理 BLOG 与看别人的 BLOG 我是用不同的工具的，而且难道看别人的 BLOG 也要登陆网站不成，好霸道）。所以一直以“紫冠”代替之。可后来连这着也不灵了，中文名不能输，而且每次留言都要输密码。 “如果你没有注册 blog 通行证，本次的留言名字和密码将被保留！”这句话使我对 BLGOCN 严重 BS 之。这是我所碰到的留言最麻烦的 BLOG 。（待续）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08 &nbsp17:19 | 评论(3) | 引用(trackback1) | 编辑古人的谥号
[读史小记] 古时的帝王死后都要安个谥号玩玩，当然有点名的大臣也能摊上，用那么一两个字来概括人的一生。不过有些名符其实一点，有些名不符实一点。特别是帝王的谥号有些有点莫名其妙。象谥为“文”的有刘恒（汉）、曹丕（魏）、司马昭（晋）、刘义隆（刘宋）、杨坚（隋）（好象李世民也是“文”，不过谥号到唐后就烂了，所以不列上），刘恒、曹丕、杨坚还说得过去点，象司马昭与刘义隆跟这些人并列就有点太难看了点。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谥号如上所比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有些朝根本没有建功立业，但还是得谥谥的。但象刘宋的明帝刘��那样的给个“明”也有点说不过去了，不过最离谱的最数晋惠帝司马衷这个白痴的这个“惠”字了。司马家再没人也不至于把“惠”给他吧。一直对这个谥号如何谥的不是很明白，而且有些字又不明所以（不象“文”、“武”这样的字从字面了可以理解点）。象被江充害的汉武帝的那个儿子（什么名字忘了）谥为“戾”很是不明。前一阵终于看到了《逸周书。谥法解》总算有点明白了。想知道谥法如何谥的看这里 http://www.tanghistory.com/bbs/dispbbs.asp?boardID=9&ID=773&page=1 的一个帖子，不把它贴过来了，有兴趣的过去看，顺便也看看那个网站──沉醉唐风。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06 &nbsp14:41 | 评论(3) | 引用(trackback1) | 编辑 “中庸之道”与当代科学----华山派气剑之争的遐想(五)
[胡思乱想]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无穷无尽，以前说丁是丁，卯是卯。现在用中庸之道的说法，丁是丁与卯，卯是卯与丁，说的什么与什么呀，有点乱七八糟的。这个世界好乱呀。可世界本来就很乱呀，难道我们的世界是很简单的？奥卡姆剃刀只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并不是世界本身。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我们的世界是复杂的，是一种混沌，只有复杂的世界才孕育出生命，对复杂世界的认识只能以“中庸之道”来认识，在这里确定性被抛弃了。 “确定性被抛弃了”这样的话要是放在以前一定会被斥为大逆不道，但上个世界的科学发展早已经把“确定性”等一系列的经典概念一次次的撕裂了。量子力学的发展把拉普拉斯妖从微观领域里赶跑了，非线性数学、非平衡态热力学及复杂性系统的研究让拉普拉斯妖在宏观领域里也呆不住了。 ( 当然当代科学发展并没有否定经典理论，只是指出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是一种近似的模拟，这种模拟历史已经证明解决了人类很多的问题，以后也将一直为人类所使用，但这种模拟面对一些复杂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 )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现在不单单存在社会科学里，科学家们已经把它引入了科学中了，当然这种偶然性又不是绝对的偶然性不是天马行空，科学家们对一些系统的发展能预见到分岔的存在，但无法预知在分岔处系统会往哪发展。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非常非常的混沌，很多事情无法去预知 ( 否则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也不用建立一个又一个的模型试图去解释了 )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用确定性的思维，用线性的简单思维去思考问题难道不是非常凶险的吗？所以“中庸之道”不但没有理由没赶走，而且要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准则。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思想是互相影响渗透的，还记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 现在还有很大的市场 ) 。当代科学的发展当然也影响着一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现摘录《复杂性中的思维》 (Thinking In Complexit [ 德 ] 克劳斯 . 迈因策尔 ) 一书中第七章《关于未来、科学和伦理学》第 3 节的一段话 ( 希望能增进对“中庸之道”的理解 ) ： 7 ． 3 复杂性、责任和自由近年来，伦理学已成为吸引力不断增加的主题，工程师、医生、科学家、管理者和政治家等各种人物对此都很感兴趣。引起这种兴趣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着的环境、经济和现代技术问题、责任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警告，还包括对于高度工业化世界的批评的接受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伦理行为标准并非从天上掉到地面来的，也并非是由某种神秘的巨大权威所诏示的。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将继续变化下去，因为它们植根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世界的进化之中。在人类社会的建模中，我们决不要忘记，这里面对的，是其中有着意向性活动的人的高度非线性复杂系统的自参照性。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特殊的测量问题：对社会行为进行观察和记录的科学家自己也是他们所观察的社会系统中的成员。政治选举中的民意测验统计的效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再者，社会的理论模型可能具有规范性功能，会影响其成员的未来行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 19 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试图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成一种生物进化的线性延续。实际上，这种社会理论激发起来一种粗暴的意识形态，它为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的胜利者进行的无情选择披上合法的外衣。今天，有些时髦的是，用自组织的生物模型使基本民主和生态经济的政治思想合法化。但是，自然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爱好和平也不穷兵黩武。这些都是人类的评价。经历了多少个百万年之久的生物策略，是以无数群体和物种――由于基因缺陷、癌症等等――为代价的，因此从人类的观点看，其间充满着其他种种残忍。它们不可能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伦理学标准。在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上的生命、精神和社会模型，往往都是依赖于历史的自然概念和历史的技术标准的。特别是，线性的机械论因果现，在自然、社会和技术科学史上曾经是占支配的范式。它还影响了伦理规范和价值，对于它们的理解不能脱离产生它们的历史时代的认识论概念。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历史的相互关联性，并不意味着任何种类的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科学理论和假说，我们必须把它们的历史的、心理学的发明和发现的内容，与确证和有效性的内容加以区分。甚至人权也有其意义变化的历史发展。黑格尔曾经主张，人类史可以被理解为“向自由的发展”。因此，在我们讨论一种复杂的非线性世界中的伦理后果时，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伦理标准的历史发展。伦理学如同逻辑学、认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是一门哲学学科。历史上，“伦理学”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 nuo& ，它原意是指习惯和实践。起初，伦理学被理解为关于道德习惯和风俗习惯的学说，目的是教会人们怎样生活。伦理学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去发现一个好的道德准则，以忠告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更正当地行动，以及更合理地决策。古希腊追随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柏拉图，这位苏格拉底的学生，把苏格拉底对于更好地生活的探索推广为对于最大的善的普遍理念的追求，这种理念是永恒的、独立的历史生活，隐藏在短暂的、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背后。亚里士多德批评他老师的永恒价值学，认为它忽视了真实的人类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正义和理性的有效性都涉及政治社会（城邦）、家庭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城邦中正义的实现涉及自由人的自然利益的比例或平衡。幸福就是人的最大的善，它的实现是按照城邦和家庭的自然习惯和实践而成功地生活。显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概念与他的有机自然观相适应，他的自然中充满着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长和成熟。在古希腊城邦解体以后，伦理学也就需要一种新标准框架。在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中，强调了个体生活、行动和感情的内在平等，而斯多葛派的伦理学则强调所有人的自然实现的外在平等。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永恒价值的等级则是由神的世界秩序来保证的。在近代初期，普遍接受为伦理学基础的神学框架的解体时机就成熟了。笛卡尔不仅仅主张一种机械的自然模型，他还主张一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道德系统。巴鲁赫・斯宾诺莎推导出来一个理性主义道德公理体系，与确定论的、机械的自然模型相呼应。因为人们相信自然规律与理性规律的一致，人的自由也就仅仅意味着按照理性的确定论规律而行动。最大的善，也就是指理性对于质料性人体的情感的支配作用。霍布斯捍卫一种机械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但是他却怀疑人类的理性。政治规律和习惯都只能由集权的“绝对君主”来保证。最大的善是和平，即是处于某种极权主义国家的不动的、最终的平衡。洛克、休谟和斯密的自由社会，则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关于可分离的力和相互作用着的天体的牛顿模型。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个体的自由被当作一种自然权利。但是在一个确定论因果关系的机械论世界中如何来论证个体的自由呢？甚至自然事件也不过是线性因果链的结果，原则上不可能从运动的力学方程中推导出来。只有人类才被假定能够自发地、自由地作出决策，激起因果行动链，而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康德把这种人的特征称作“自由因果性”。人们不受任何一个人的意见和愿望的支配，只有可以为所有人接受的忠告才被看作是合理的。用康德的话来说，只有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准则”才可以被看作是普遍的道德规律。这个正式的道德普遍性原理，是康德的著名的理性范畴规则：我们的行动应该遵从这些规则，它们被正当地看作普遍的道德规律。个人的自由受到他（或她）的邻居的自由所制约。在另一处著名表述中，康德说，人作为一种自由动物不应该被误解为侵犯别人利益的工具。因此，除了受确定论规律支配的机械论自然界，还有一个具有自由和道德规律的内部理性世界。康德的自由伦理见解，已经融进了所有现代宪法国家的正式原则中。但是，在真实的政治和经济世界中自由规律如何才能实现呢？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英裔美国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源于边沁和穆勒）要求对个人的幸福作出评判。多数人的幸福被看作是最大的伦理学的善。与康德建议的正式的个体自由原理不同，功利主义的幸福原理可以被解释为对于它的物质性完善。在美国宪法中，它被明确地解释为自然人权。功利主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对于幸福的要求看作一种收益函数，即以优化的最小代价来实现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种功利主义原理已经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伦理学框架。现代哲学家例如约翰・罗尔斯就认为，功利主义原理与康德的伦理普遍性要求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现代福利政治中的公平分配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功利主义的伦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模型相应于一种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其中具有单个的平衡不动点，由社会收益函数的优化来实现，与实现多数人的物品的公平分配相联系。显然，康德的伦理学以及英裔美国人的功利主义都是判断我们的行动的规范要求。它们可以为个体所接受，也可能不被接受。黑格尔主张，个体的主观的伦理标准是历史中的客观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是由社会的组织体制来实现的。因此，他把社会中个体的主观道德和主观理性与组织的客观道德和客观理性进行了区分。历史上，黑格尔的以市民社会的现实的习俗和道德为基础的伦理学，使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现实的古希腊城邦的伦理学。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秩序是静态的，而黑格尔假定了一种国家及其组织体制的历史进化。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已经把个体的微观水平与社会及其组织体制的宏观社会进行了区分，宏观水平不仅仅是其中公民的加和。而且，他把社会的进化描述为并非由单个个体的意向性和主观理性所决定的，而是由集体理性的自组织过程所决定的。然而，黑格尔相信的是一种颇为简单的进化模型，其相继的平衡态导致了一个最终的不动点，这个不动点是由一个公平的市民社会的吸引子所实现的。黑格尔以后的真实的历史过程表明，他的自组织的、以理性的历史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到最终公平态的信念，是一个危险的幻想。众所周知，他的模型由右翼和左翼的极权主义政治家所修改和滥用。弗里德里希・尼采抨击了这种客观理性信念以及作为唯心论意识形态的永恒伦理价值的信念，指出它们与真正的生活力量不相符合。尼采的生命哲学受到达尔文进化生物学的影响，它在 19 世纪末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哲学。尽管尼采已在他的著述中批判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但是他对生命和生存斗争的胜利者的颂扬却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政治中被严重误用了。然而，他另一方面表明了从自然科学中借用的概念影响了政治和伦理思想。在我们这个世纪，马丁・海德格尔继续了尼采的虚无主义以及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的技术进化是一种没有任何取向的自动作用，这就忘记了人和人性的根本基础。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不可能也不会改变或影响这种进化。他仅仅有容忍这种强加的命运的自由。但是，海德格尔是以什么方式来反对技术文明而不只是屈从、听天由命并逃匿到某种没有技术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田园诗式的乌托邦里去呢？看来，这是对于自然和社会中的拉普拉斯万能计划和普遍控制能力信念的极端反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的复杂系统方式的伦理学后果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复杂系统理论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过程本体论。它也不是一种传统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信念。这种方法论的原理，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建构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模型，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图式。如果这些模型不能够进行数学处理，其性质不能够进行量化，那么我们得到一种经验模型，这样的模型也许与数据符合，也许不相符合。而且，它力图在奥卡姆剃刀的意义上最小程度地运用假设。因此，他是一种数学的、经验的、可检验的和有启发性的经济的方法论。而且，它还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纲领，结合了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过，它并非一种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信念。然而，我们的自然和社会的复杂性非线性过程的模型，对于我们的行为却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一个非线性复杂现实中，线性的思维方式是危险的。我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的自由概念是以线性的行为模型为基础的。在这种框架中，所有事件都是某种明确定义的起始原因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采取一种线性的行为模型，那么对一事件或结果的责任就显得是唯一地决定了。但是，由局部的亿万自私的人们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造成了全球性危害的情形又怎样呢？记住，作为一个例子，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良好均衡的复杂的生态和经济的系统。由于生态混沌可以是全球性的、不可控制的，一些哲学家例如汉斯・琼纳斯就主张，我们应该停止一切可能引起某些未知后果的行动。但是，我们却决不可能预见一个复杂系统的长期发展。难道我们因此应该后退到海德格尔那样的屈从态度上吗？问题在于，无所事事并不能必然地稳定一个复杂系统，却可能将它推进到另一种亚稳态。然而，对于复杂系统作出短期的预测则是可能的，例如在经济学中是可以作出努力来加以改进的。在一个线性的模型中，人们相信结果的范围类似于它的原因的范围。因此，一个该受惩罚的行动，法律上的惩罚就是按照受损程度的大小来进行。但是，微小涨落的蝴蝶效应，最初不过是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个公司引发的，最后却导致了某种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对此又该怎样办呢？例如，考虑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责任，他们的失误可能引起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灾难。人类的生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都已经成为全球性、复杂的和非线性的问题，传统的个人责任的概念也就让人怀疑。我们需要的是新的集体行为模型，它们依赖于我们有着种种差别的一个个成员及其见解。个体的决策自由并没有被废弃，但却要受到自然和社会中复杂系统集体效果的制约，从长期看复杂系统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因此，只有个人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它们的非线性效果。全球的动力学相图提供了在一定环境下的可能图景。它们有助于实现合适的条件，去促进所希望的发展，并防止有害的发展。例如，电子化的全球村可能意味着一种对于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如果在巨大的通信网络中容易获得公民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评判，那么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有被利益组织滥用的危险。如同在传统的物品经济学中，可能出现信息的垄断，而不利于其他的人们、阶级和国家。例如，考虑前面讲到的“第三世界”或“南方”，其信息服务系统没有那么发达，它们在一个全球性的通信村中就可能得不到公平的机会。我们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必须学会把人看作心和身的复杂非线性事物。线性的思维可能有损于作出成功的诊断。医疗中采取局部的、孤立的和“线性的”疗法，可能会引起负向的协同效应。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复杂的医学和心理学情形进行建模必须要保持高度敏感性并谨慎从事，以治愈和帮助病人。复杂系统探究方式不可能给我们解释生命是什么。但是它向我们表明，生命是多么复杂和敏感。因此，它可以帮助我们自觉意识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显然，对于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医学以及生物科学、计算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伦理学，从复杂系统理论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这些伦理学结论强烈地依赖于我们关于自然和社会中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的知识，但是它们并非是从复杂系统的原理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并不捍卫任何的伦理学自然主义或还原主义。城市发展、全球生态、人的器官或信息网络的动力学模型，都仅仅是提供了有不同吸引子的可能图景。问题在于，我们应该评价出，哪个吸引子应是我们在伦理学上所偏爱的，并通过实现合适的条件而有助它的实现。伊曼努尔・康德在 3 个著名的问题中概括了这些哲学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必须去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认识论，关系到我们的认识的可能性和限度。对于自然和社会的非线性动力学，复杂系统理论解释了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和无法知道什么。一般说来，这个问题要求进行科学研究，以改进我们关于复杂性和进化的知识。第二个问题涉及伦理学和对我们的行动的评价。一般说来，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在处理自然和社会中高度敏感的复杂系统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我们既不要冒进也不要后退，因为冒进以及后退都可能推动系统从一种混沌态变到另一种混沌态。我们既要谨慎也要积极，遵从进化中的非线性和复杂性条件。在政治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一种单向因果性都可能导致教条主义、狭隘偏执和狂热盲信。康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可以希望什么？”这涉及最大的善，传统上宗教哲学中是作为 summum bonum （最大的限度）来讨论的。初看起来，它好像是超出了复杂系统理论的范围，复杂系统理论只允许我们在长期问题上导出某种总体图景，在特定条件下作出短期预测。但是，当我们考虑人类的长期的社会文化进化，人们为之奋斗的最大的善就获得了他们个人生命的尊严。这并不依赖于个体的能力、智能程度或由偶然的出生带来的社会优越性。它是一种人们在历史的斗争中的自决定的自由行动。在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继续进化中，我们必须尽力保护最大的善。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03 &nbsp15:45 | 评论(8)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民族主义过时了？
[胡思乱想] 今天看到 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409/4703.shtml 上的一篇文章，不得不说几句。文章好象只是说极端民族主义来的，但看完以后看不出作者是奔着“极端”去的，倒是把整个民族主义都否定了。否定民族主义与贬低主权抬高人权之类的把戏现在都快成了某些人绝招了。令人很可笑的是每次世界杯（足球）开赛时，总有一些媒体要借某某队的某某与某某队的某某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之类云云，然后（好象明天就是了）得出一个结论以后世界杯会怎么怎么样。可怎样了这么多年还是照样没变，欧洲冠军杯水平再高也还不是没有世界杯与欧洲杯影响大，不知那些吹民族主义过时的人对球场上的热火朝天如何看。不看足球？好的，就说点别的，欧盟总认识吧，别告诉我不知道这些年来它的风风雨雨，他们都是吃饱了撑着吵给大家看的？这就是为什幺翻开当年维新、革命党先贤的著作，我们发现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论调甚至会比今天网上的口水更强烈。为什幺当时所有西方关于种族优劣学说到了中国都会被进一步极端（当然，黄种人被认为是与白种人智力上一样优越但在文化上更文明），为什幺中国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中小学人文地理教科书中充斥着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论述比纳粹还要激烈（――它们宣称劣等种族必然在进化中被淘汰消灭，而优越的黄种人必须与优越的白种人斗争），为什幺纪律严明的北伐军会肆意抢劫杀害驻华公使、强奸外交官员的女眷，甚至，为什幺在今天一个黑人在中国遭遇歧视的可能要多过在西方。连历史的前因后果都没搞清楚就在这信口雌黄。不知道当年西方这些学说是怎么出来的，是为了什么。当年先人们为了唤醒国人传播这些学说都成了纳粹了（甚至说得比纳粹还纳粹）。北伐军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出自某种人之口，不值一提。至于黑人在中国遭遇歧视就不要推而广之了，他自己有种想法也以为大家都这样想（当年我们学校也有黑人的，那些老黑可没受过什么罪）。之所以民族主义会在今天显得让不少“精英分子”格外警惕，是因为，中国今天选择的是开放和溶入世界之路，而民族主义的狭隘、封闭、排斥外部世界，是与之完全相反的话语体系。它在中国前所未有地溶入世界时再次复苏，因为失去了过往意识形态话语包装，赤身裸体地与当下中国的开放发展之路对立，才如此突兀的显现出来。从这段可知作者的水平，真是枉称“精英分子”了。可知七内三外才能常为内，七外三内才能常为外？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如果打不赢最强大的孩子，那幺就加入他们，这才是最安全的生存之道，但偏偏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却不知道。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某个团伙的老三老四敢在自己面前调皮，那是因为有老大撑腰，搞不定老大就不可以对嚣张的老三老四张嘴威胁，但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却强调对谁都要敢于嘴拳头硬。他们喜欢把汉朝陈汤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像“义和团”念咒语一样挂在嘴边，问题是，今天有资格这幺说的，惟有美国。没错，民族主义者们反驳“汉奸”一个理由是，你找到美国日本对中国友善的证据来！问题是，幼儿园的孩子也知道，只有孤立无援的小兄弟先向老大主动伸出手示好，哪有老大先向气鼓鼓的小兄弟伸手的道理。但这个道理，民族主义者们不明白。本质上，作用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智主义。看来此人小时候打架是输得一塌胡涂的。老九老十在老大的屋檐下生活都知道要在老二老三上下点功夫，老二老三打不过老大难道要跪在地上不成。博弈懂不懂，连讨价还价的本领都不会自己喝西北风去吧。至于伸手示好，你伸出手来人家不理你难道你一直伸着，不怕得病呀。本质上，国与国之间不讲点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投降主义。除非中国准备与全世界为敌，否则中国从国际市场买更便宜的粮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安全和粮食危机问题；除非是中国准备与美国为敌，担心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克拉地峡而造成中国石油信道被卡，否则断无必要极力寻求其它石油信道，然而，如果与美国交恶，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海外石油信道是可靠的。按照这个逻辑和思路，我可以帮他们一口气举出更多更重要的选题：中国购买的庞大美国债券的安全问题，中国庞大的海外市场的可靠问题…… 不知道当年法国要自己核武器是为了什么？法国人是不是也很贱。典型的受“和平与发展”影响的冷战思维（有些人总是说美国政府如何如何冷战思维在作怪，孰不知，在这点上美国人转得很快，如果还说它这些年的政策是冷战思维那就是无知。“和平与发展”难道也不是冷战思维吗？我们在这点上转得又如何？）。即使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行事，以后天下太平了，难道就没有粮食与能源问题了吗？去好好的学学经济学。问题是如此简单，中国如果打算积极溶入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中，上述问题全部都是伪命题。而积极溶入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中，不可能仅仅是经济上入伙而政治上图谋对抗。而上述冷战思维偏执的构想、谋划，都会被目为是骨子里寻求对抗的征兆，它会很快在美国那里看到相应的反应――无非是验证了自己对美国欲遏制、堵截中国的猜测。事实上，这是一种加速对抗的搏奕过程。不懂博弈不要乱说，博弈不只是对抗。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02 &nbsp15:17 | 评论(0)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有感阿根廷男篮夺冠
[体育随想] 阿根廷这个国家真不简单，最后两天把奥运会男足与男篮的金牌收入囊中。足球是不用讲了，阿迷也是有一大堆的，夺个奥运会的金牌也不算是什么天大的事。男篮夺金要特别的提一提。从这两年的成绩上来讲也算不上什么稀奇，好歹也是世锦赛亚军，拿个奥运会的冠军也是说得过去了，没什么感不感的。话要从八年前说起，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队那时可是踩着阿根廷队进八强的，想想那时真是丑陋，输给美国队四十几分，对其他队也是大输而特输，只小赢了安哥拉一把，而阿根廷队打比赛无论是谁一直是很买力（不象中国只对安哥拉与阿根廷时买力），倒霉就倒霉在输给了充分准备的中国队身上，中国人赛前就盘算着要从它身上拿分（就象这一次赛前就盘算要从新西兰与意大利拿分一样，不过这一次从失算了，被意大利狠斩了一把，最后是倒霉的塞黑做了替死鬼）。赢了阿根廷队后中国队继 94 年之后又一次杀入世界大赛的八强，那时那个沾沾自喜呀，大吹自己战术如何如何的对头，心里在笑阿根廷是个大蠢货。可现在呢？这八年来中国男篮做了些什么，只看到两次输给韩国人，连韩国人都输，还恬不知耻的要杀入世界大赛的八强，跟中国足协某年说的要杀入世界杯的十六强有得比，当然好歹也算是有三次杀进过了，这点比足协是强点。就这水平还牛得不了，国内联赛水平低得要命还以为多牛＊，看看近几年出的人与当年胡卫东、孙军那些人无法比，都是什么呀。好不容易出了三大中锋，还自己自掘坟墓埋掉一个，到现在篮协那帮人还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对。姚在对西班牙后说了一通话，又神经过敏似的要以后采取点什么什么的措施以防，后来虽然说没那回事。但无风不起浪，那些人如果不是有那样的想法，人家记者也不会捏造出来，即使没说过原话，那意思也是肯定有的。其实中国篮球的基础比足球要好得多。学校的篮球场比足球场要多得多，连我们以前那样的小学都找到篮球架，上大学以前我都不知道世界足球为何物，但当时已经知道世界篮球为何物了。而且男篮在亚洲一直没有重量级的对手，中国队总是能比较轻松的杀出与世界对手过招，不象足球这么多年来都很少能去感受世界大赛的气氛。有人会说中国队在亚洲无对手，所以水平一直没长进，有对手就能进步的。这样的说法不能苟同，根本还是自己进取心。男足方面，澳大利亚队在大洋洲这么多年来也是没对手的，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水平不要我说了吧，现在变得它无论加入那边踢预选赛都会人心惶惶，都宁愿跟它踢附加赛（要赢它一二场比让它踢循环有把握多了）。足球与篮球的职业化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只相差一年），足球虽然烂，但好歹也杀入过一次世界杯（不管是如何进去的）。篮球呢？进八强， 94 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过了，所以也不值得大书特书的，除此以外就是两次输给韩国人的奇耻大辱了，要说韩国队真那么厉害就算了，可人家到世界大赛上输得是一塌胡涂，由此只能说中国男篮贱。反正国内联赛现在都已经不看了，他们玩他们的去。什么出征大赛前的豪言壮语笑笑就行了，打亚洲比赛前如何如何的总动员，如临大敌一般当成是它在打世界大赛就行了，以后再输给韩国这样的球队只当成是做梦好了，醒来就没事。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9-01 &nbsp14:30 | 评论(0)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很佩服语言学的天才
[胡思乱想] 看到 http://gigix.blogdriver.com/gigix/302516.html 的一篇文章，想想其实做翻译的人也是很难办的。作者用文字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本身就已经打了点折扣了（这点折扣虽然对后面来讲是最小的，但也不能不考虑）。去看的人又要打点，去看的人用文字转述一遍要是一层（而且这个转述是不同的语言转述的），看译文的人又是一层，这中间要把原意表达出来真是难上加难呀。所以很多东西还是看原版好，就象看电影一样，配音再好也是没有味道（而且现在的很多配音简直是不敢恭维）。 MD ，现在外面卖的 D 版电影盘真是 LZ 呀，愣是要搞个国英双版的， RealOne 那个东西又无法调左右声道，只好用外加工具，幸亏工具比较的小巧。不明白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碰到一起是如何顺利交流的（狂打手势吧），最后渐渐的一点点的对应起来。刚开始时候特困难吧，不过也没看到历史上汉朝那帮人外面乱逛碰到过这些麻烦，班超此人能在西域纵横捭阖那么多样，除了军事、政治上的才能，这个语言学的才能也是不能低估吧，否则以夷制夷不用人家的语言如何拉络感情呀。上面扯远了，回到翻译的事情上来。翻译真是一件大难事，看东西自己看得就有点模棱两可（我每次都是这样的，那些号称外语＊＊牛的人我想也不能说自己看外文看得象母语一样的顺吧），还要跟人说这里是什么什么的意思，真是天大的不易。理科的东西，不用说了，译者自己肯定要对相关领域很熟悉，否则。。。，象国内的很多垃圾书。其实文科的东西也有个理解问题，不可能不受译者自己思想及当时整个环境的影响的。严复自己可能就是那样理解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及以后本就是很流行，所以也不能说是严复的错。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8-31 &nbsp14:19 | 评论(2)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为“中庸之道”正名----华山派气剑之争的遐想(四)
[胡思乱想] 人类几千年来所争的很多问题要么毫无结果，要么有时虽有结果，但这个结果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问题本身，而可怕地是这种简单的“背离”常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后果。任何一方都妄图彻底打倒它的对手 ( 们 ) 取得绝对的优势以主导领域的发展，但结果这种无对手的环境会使系统步入死寂的状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务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打破既有的平衡，而且系统剧烈震荡的结果常常只能是建立起另一个静态的平衡来让下一个对手来打破。可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 ( 有时能认识到，但难做到 ) 实际上有对手的存在无论对已还是对整个系统来讲都是有益的。混沌是系统发展的源泉，适度的混沌也是系统发展的动力，更是自身发展的鞭策。无疑这种以相对优势来取得领域的主导要更令人称道些。但这种动态平衡下的系统显然比静态平衡要难驾驭，任何微小的扰动势必不能象在静态之下那样的就消于无形。蝴蝶效应的存在使已经处于优势的一方 ( 或企图处于优势的一方 ) 在将来没有信心控制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常常为了一已之私就采取简单、愚蠢而又极端的手段来取得主导以使系统进入静态平衡。局中之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具有偏向还在情理之中，可很多时候局外之人看待一些问题也总是带有简单的倾向性，有时候这种倾向性还很严重。排除各种客观原因，在主观上都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庸之道”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如此的不盛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庸之道”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很难把握；另一方面是受近代以来科学思想的影响，经典科学理论的确定性、实证性、分析性本身与“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所遇到的及现在都还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深受近代经典理论影响所致 ( 科学与哲学及各种人文学科的思想是互相影响渗透的 ) 。 “中庸之道”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一直以来总是与中国的很多传统一起被批判，在人们的脑海里这都快成了中国文化的万恶之源。可惜批判的人本身对“中庸之道”所蕴含的智慧根本就是没有洞察，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也是不怎么的高明

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的通病。我们不能用风水先生来否定风水学，不能用瞎子算命来否定八卦，不能用江湖郎中来否定中医，不能用八股取士来否定科举，不能用程朱理学来否定孔孟之道。同样我们也不能用那些腐儒的所作所为来否定中庸之道的智慧。对一个复杂的事物看待我们总是用一个硬币的两面来讲道理，讲究“一分为二” ( 好象辩证法如此说 ) 。可中庸之道比之还要更进一步，让我们来看看“太极”这个图案，太极由阴与阳组成，两者之间用了一条曲线来划分。为什么用曲线不用直线呢，这里就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智慧，因为阴阳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古人那会还无法制作很复杂的图案，否则放在现在的技术环境下肯定还会用上渐变来表现

整一个混沌 ( 后面还会讲到混沌 ) 。要说堕入气剑之争之人有气剑何从的问题是被“唯”给蒙住了眼睛，那已经超脱于气剑之争之外的人如果也有气剑何从的问题那就是不懂“中庸之道”了。不说岳不群此人的品德问题与政治水平问题，单说他在令狐冲用剑鞘破了“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后的大发雷霆就可以看出此人之修为不敢恭维。实际风清扬的修为也不怎的，虽然没有念念不忘当年的气剑之争，但向令狐冲授剑时也是强调“剑”的作用多点 ( 当然主要是剑易速成，当时就是要速成 ) ，只是最后到了独狐九剑的“破气式”才从侧面“强调”了“气”的用途，自己不是内家高手要破人家的气又从何谈起呢？武学之气剑，何为主，何为从，何为主，何为辅；何时用气，何地用剑；气用几分，剑用几分，固然要以“中庸之道”来处之。用兵之道亦然。唐太宗说，孙子十三篇，唯虚实二字。可这个虚实要以“中庸之道”来处之。“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 ”不以“中庸之道”持之孰能常胜之哉？奇正相兼是一种中庸之道；“归师勿掩，穷寇莫追”也是一种中庸之道；可有时归师可掩，穷寇可追，这种“归师可掩可不掩，穷寇可追可不追”又是一种中庸之道。至于何者为正，何时为奇，何者可掩，何时可追，那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武学与兵法太过玄乎，说说现代点的。现代足球讲究攻守平衡，这也是“中庸之道”。攻守是比赛的两个方面，用什么来平衡一支球队的攻守，靠中场，所以现代足球比赛都很重视对中场的控制与争夺。“比赛不过攻守，攻守之变，不可胜穷。攻守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 ”哼哼，把《孙子兵法》上的那段话换一换同样有效。从“中庸之道”的角度来看攻守平衡比全攻全守要境界高一点，攻守平衡强调“平衡”，而全攻全守强调“全”，它只强调攻守整体，不象前者那样强调攻守二者之间的变化关系。攻与守要平衡，攻本身与守本身也要平衡。单调的进攻手段是谈都不用谈了，但即使有丰富的进攻套路，如果进攻没有变化那也常常是无功而返的多呀。在球场上正兵成奇兵，奇兵换正兵颠来倒去的变才能使对手防不胜防。真可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 又绕到兵法上去了，谁叫它球场如战场呢 ) 。进攻方讲中庸之道，防守方也讲中庸之道才行呀。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兵水一起来，那就只能将土一起上了，兵多将多，水少土少。何多何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 晕死，又绕回来了 ) 。足球场上是这样，篮球场上又何曾不是，内线还是外线，联防还是盯人。排球场亦然，二号位、三号位抑或四号位，无论强调哪一点都是大错而错的，更何况还有一个轮转。讲“中庸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世间之是非，有如兵形之虚实、兵势之奇正。甚至从这里可以发展出“民主”概念，那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民主概念呢？完全是没有坚持真正的中庸之道的结果嘛，中国文化自宋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有点匪夷所思，越说越远了，就此打住。万事万物皆有“度”，度满谓之盈，盈盈谓之亏。此盈则彼亏，彼亏则此盈。唯有七分盈，才能常为盈；攻七守三才能常为攻，守七攻三才能常为守；内七外三才能常为内，外七内三才能常为外；七善三恶才能常为善，七恶三善才能常为恶 ( 这两句好可怕，但事实如此，善善不能持，恶恶也难久 ) 。何处为七分？唯有心自知 ( 又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呀，这句话几乎无所不在了 ) 。可见“中庸之道”实乃人类认识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境界。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8-30 &nbsp12:35 | 评论(3)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BLOG又出

[默认分类] 今天改一��O置後�l�F把BLOG的�祟}居然��掉了。“紫��^”��成了“紫”。�o��怎�N改都改不�^�恚�明明改了，一提交又被截了。後�戆l�F，��}出在“��”字上，只要出�F�@��字就完蛋。把“��”改成“ 云”就好了。 FT,�y道不能用繁�w，但“�^”字就�]事的，�祟}��是用繁�w舒服�c呀。提交後又出��}了，�祟}又被截了 “BLOG又出��}了”＞＞“BLOG又出”。紫冠道人发表于 2004-08-27 &nbsp12:44 | 评论(7)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 [1] [2] [3] [4] [5] [6] [7] [8] 原始风格设计： someok ；紫冠道人改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