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三劝张学良 :: 塞北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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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先知 没有沙 黄土 也 寂寞 <<<中国/日本: 对挑战的不同反应 | 首页 | 四仔也有自己的Blog了！>>> 2003-09-21 胡适三劝张学良 秋实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适起床后尚未下楼，就听见小儿子思杜在楼下大叫。他看过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心绪很乱，久难平复。 当时，胡适赴美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学会大会，回到北平家中刚刚才两天。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胡适发言指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有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令胡适欣慰的是，随著国家建设一步步走上轨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国不统一作为辩解的理由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好转。到了10月，蒋介石挟两广统一后的余劲，积极部署绥远抗战，更使国家形象为之一振。11月9日美联社社长何华德(Roy 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则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价也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经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胡适就是抱著这样的乐观回到祖国。他的乐观，不仅仅因为外国人的评价。这些年来，中国不独政治逐渐走向统一，经济和国防建设也开始步入轨道。1936年，国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农业丰收，工业振兴，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国防军工。1934年4月，由蒋介石亲自掌管的原来为对付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在大后方(湖南、四川、湖北等)投资设厂开矿，进行军事重工业建设。以后的抗战证明了这是个深有远见卓识的设计。胡适的许多知识界好友，如翁文灏等，都参加了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他最好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就是在湖南从事矿产勘探时，不幸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去世的。 回想当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的最大借口就是，中国军阀割据，政令紊乱，没有履行国际条约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作武力侵占。他们天天向世界宣传：“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不配享有现代国家的待遇。”不知让多少中国人痛心疾首。而今，这种呼声是逐渐听不见了，因为没有人肯信了。用胡适的话说，“这三四年的努力，中国的政府象个样子了，渐渐有组织了，能在很短的时期做到不少的现代建设了，能造成一点国防的军备了。总而言之，这三四年来，中国逐渐象个现代统一的国家了。”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恶消息，国家再度面**分五裂的危机！这对胡适不啻当头一击。他说：“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13日这天，胡适家中访客不断，都为此事议论纷纷，尤其关心蒋介石的安危。胡适按奈不住，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两天后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发给西安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算起来，这是胡适第三次就国家大事和个人去就劝告张学良了。前两次分别是在1932年和1933年，张学良至少在表面上，都礼貌地接受了胡适的劝告。这一次，张学良能听吗？ ＊　　　　　　＊　　　　　　＊ 胡适第一次劝告张学良，是在1932年8月，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起了绝大冲突。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形成了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吸取了“九一八”不抵抗不交涉的教训，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交涉的经验，这一次的蒋汪合作，政府内部达成了对日本的侵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这个方针得到了胡适等独立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汪精卫，并不象后来那样消极悲观，一味妥协，而是颇思积极抵抗，很想有一番作为。 日本军阀成立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热河在今河北省北部以至山海关一带，乃联接华北与东北之要冲，进可收复东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还关系著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可用四个字概括：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增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然而此举遭到张学良强烈反对，他担心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北军务，对自己有所不利。 这年6月，汪精卫于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但是他无法说动张学良。张的托词，是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所顾忌。汤玉麟乃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出自绿林，贩卖鸦片，贪财害民，人民痛恨已久。丁文江曾问张学良汤玉麟的问题，张说现在没有办法。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马上就会并入满洲国。 其实，张学良当年有法子杀杨宇霆、常荫槐，未必就没有办法动汤玉麟。他留着汤玉麟，恐怕还是想拿他作挡箭牌。他甚至将中央有意撤换汤玉麟之事告诉汤，以致汤玉麟只要求军需补充，拒绝增兵热河。 张学良既不受命，又不能令，汪精卫遂生换将之念，欲驱除张学良。但他手头无钱无枪，终究一筹莫展。这年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挑起事端。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电要粮要饷，甚至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被胡适称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　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汪精卫再于8月8日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张学良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他请中央允许张辞职，以求打破军人割据之局面。 胡适于8月7日从报上读到汪精卫辞职电，当天即致张学良一信。信中先批评汪精卫不该在此时通电：“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自无可讳言。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政府即使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 接著以朋友私谊进言：“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当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　并且建议张学良辞职之后，不妨以在野之身襄助华北军务，既维护国家统一，又稳定华北军心。 张学良回信表示受教，“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操旧式军人之手段。” 然而张学良当时在华北有很大势力，他的部下坚决反对他离职，中央也莫可奈何。鉴于舆论对张学良的谴责实在太过强烈，蒋介石相信张学良应当对民意有所交代。他向张提出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请张权衡得失，择一而行。张坚持要选第三策，不选入热抗日。 于是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然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入院，旋出国，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一冲突，对汪精卫影响很大。加之其他因素作用，他再度回任之后，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竟一改早先积极抵抗之志，一味消极妥协，最后竟走上投敌的不归路。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　　　　　　＊　　　　　　＊ 转眼到了次年(1933年)，日本终于进攻了。说来叫人不敢相信，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早在去年8月，胡适在写信劝告张学良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汪精卫与张学良》，文中说，“张学良是少年军人，经过了五年来奇惨的经验，他应该明白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轻易可以担当的。”若是恋栈不退，“妄想支持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要再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此语不幸而言中。 新年一开始，日军即攻陷山海关，并积极部署攻热河。1月27至29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三道攻击热河的命令，热河之战迫在眉睫。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才具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但是张学良却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 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张学良确实曾下令全力抵抗。其后又与宋子文联袂去热河视察，慷慨陈词一番。但他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认为进攻日军无后续大部队，不过是挑衅和试探我军部署而已。于是掉以轻心，只派东北军四个旅入热，而且防线均摆在偏南的凌源、凌南一带。至于地势险要的东部开鲁、赤峰等处，还是由战力薄弱的热军和东北退回的杂军等把守。等到2月下旬，日本人开始进攻，守军一触即溃。张学良发觉全盘料错，变得举措不定，据说是害怕日军暗杀，竟不亲赴热河督阵。 局势越来越危急。身在北平的胡适等人，眼看日军都要打到家门口了，不觉心急如焚。三月三日，丁文江、翁文灏、胡适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第二天翁文灏得到蒋介石回电说五日北上。然而当天夜里，他们就得到消息说热河全境陷落了。后来蒋介石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我估计日本须用五个师团的人，故国内与台湾都必须动员。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　听罢此语，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三月六日，胡适积愤难消，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认为热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张学良都要负绝大责任。对于张学良，胡适说，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此文和丁文江的《给张学良的公开信》都发表在三月七日的《独立评论》上。这两篇文章付印后，胡适特意把原稿从印刷厂收回，送给张学良，并附信一封，劝告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还复信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世人国人之道。” 张学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适说的“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这几个字。三天后，张学良约丁文江、蒋梦麟、梅贻琦和胡适四位北平学界领袖到府，说是已见过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要他辞职，他已经辞职了，特邀几位告别。 张学良去职后，华北的中国军队即组织了可歌可泣的长城抗战。虽然东北军仍无表现，但喜峰口的宋哲元西北军、古北口的徐庭瑶中央军，作战尤为奋勇。商震的山西军亦有重大伤亡。他们的浴血奋战，总算用鲜血洗刷了一点点张学良在任时中国军人“不抵抗”的耻辱。 ＊　　　　　　＊　　　　　　＊ 回到1936年12月。张学良读到胡适起草的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名义发出的电报，大约是在12月16日。这时张学良正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 当初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既有达成其联共抗日主张的动机，也不乏为东北军谋出路、实现其在西北自立局面的用心。他本来盘算，一旦事变发动，地方实力派起来响应，造成西北、华北、西南、广西分立形势，同时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西北抗日联军，再取得苏联支持，自有足够的力量，可逼南京中央政府接受其条件。 岂知事情大出意料。地方实力派除四川刘湘外，大多对西安事变不以为然。张事前寄予厚望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都按兵不动。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也于14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张学良。国内舆论界更是一片谴责声。 胡适的电报，代表了中国学界领袖的意见，更反映全国舆论主流看法，特别是电文中“束身归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一语，分量很重，迫使张学良不得不仔细考虑如何结束事变的问题。 史家考证，在16日以前，张学良尚无任何准备在蒋介石接受其主张后“束身归罪”的说法。正是在这份来电之后，张学良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他愿意在主张得行后束身归罪。17日，他给蒋梦麟等回电，再提此事，说： “介公系国安危，诚如尊论，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 从这封电报看，原来力求为东北军谋出路的张学良，在重重碰壁之后，已不得降低其自保诉求，而开始更多地注重其主张实现了。这就使得阴霭重重的西安事变，露出了一线和解的亮光。 张的回电，多少使胡适感到一些安慰，他特意将这封回电保存在他的书信稿中。然而胡适所不知道的是，也就在17日这天，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会谈后周恩来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中称，张已经同意，如内战不可避免，则在大军围攻西安前，对蒋断然“行最后手段”，也就是公审并杀掉蒋介石。胡适若知此阴谋，不知要焦急成什么样子。 虽然张学良已作破釜沉舟准备，事情却很快向好的方面转化。共产国际于12月19日致中共中央一电，使之彻底放弃了“踢开蒋氏闹革命”的想法。加之宋子文、宋美龄等各方人士大力斡旋，至12月26日，胡适终于盼来了蒋介石已经获释的消息。全国各地欣喜若狂，鞭炮齐鸣，北平城内也不例外。 到了年底，胡适得到翁文灏12月26日的信件，言蒋介石已经于当日中午抵达南京，张学良亦于下午抵达。象三年前一样，张学良在闯祸之后，又以出人意料的豪举，亲送蒋介石回京，避免了事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完) kicool 发表于 2003-09-21 23:34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发表评论 最后更新 读<矛盾论> 昨夜思久,苦得一诗,释因明志 先知的下场 开启人文的思维 四仔也有自己的Blog了！ 胡适三劝张学良 中国/日本: 对挑战的不同反应 自行车族成员的呐喊 今天9.18 胖子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