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AY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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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在赞扬和因袭的同时遭到“削足适履、杆格难通”的抨击。30年代,正当文法革新派在南方大倡“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13]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却在不约而同地依据三品说而埋头著书立说,汉语转型语法学由此进入从体系模仿演变为理论方法模仿的变革阶段(1937-1947)。虽然文法革新派传播了索绪尔语言论,但其主流却是反结构主义的叶斯泊森《语法哲学》(1924)理论方法或具有普遍唯理色彩的20世纪“新传统语法学”。叶氏“语法哲学”可以概括为:追求“指导一切语言语法的共同原则”[14]的研究目标,强调语法学的心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史实三大支撑,主张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词类品级说的理论创造。由于长期的语言混合,英语的形态大大脱落而向分析结构方向发展。为解决这一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对应性逐步削弱的矛盾,叶斯泊森提出词类是根据词的本身特点确定的,而词品是根据词与词组合时的相互关系确定的。在词与词组合的实体中总有一个最重要,其他的词都从属于这个词,由此构成品级从属关系。汉语没有形态变化的特点,引起中国学者对三品说的兴趣。何容《中国文法论》(1937)吸取了叶氏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法,接受了叶氏的组合和连系分类法。吕叔湘深感“因为词类活用问题不好处理,认为叶氏的词级说可以拿来渡过难关”,[15]《中国文法 要略 》(1942)并提出辅助词的词级说。至于《 要略 》采取“主语―谓语”句法关系和“起词―动词―止词”施受关系的两套分析法,则是《文通》“两个平面”的印记。林玉山就此批评《 要略 》“体系不严谨”,[16]却没有考虑到这正是吕叔湘语法研究“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特色。即使在接受了描写主义以后,吕叔湘同样没有舍弃意义标准,与《 要略 》的精神一以贯之。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1945)中则认为三品说“几乎可以适用于现代和古代的全世界语言”[17],进一步张扬三品说的普世性。 尽管当时学界发出不满于模仿的呼声,然自创理论方法谈何容易!《文通》模仿《普遍唯理》划分字类,同时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参照《 英语语法 》划分词类,同时说“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虽然革新派赞同依据汉语特点重建体系,却未能深思二者为何殊途同归。“《中国文法 要略 》和《中国现代语法》两书都曾因采用 Jesperson 的‘词品说’受到批评。其实叶氏的词品说并不见得比当时流行于汉语语法界的词类通转说和词无定类说更坏。” [18]虽然此说意在为吕、王申辩,但所有这些不同的主张其实都是试图解决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错综性的努力。无论是体系模仿还是方法模仿,其结果势必都陷入西方语法学的二级圈套,只是《文通》模仿的是16世纪的“旧传统语法学”,而《 要略 》等引进的是20世纪的“新传统语法学”。 在欧美具有广泛影响的叶氏语法学理论,当代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流派”或“西方语言学理论流派”之类的著作中竟只字不提。也许是由于三品说在50年代的中国曾遭批判,也许这些学者认为叶氏语法学并非“现代”。然而,无论是用作解决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错综性矛盾的30年代的语法学家,还是撰写西方语言学流派论著的当代语言学家,都没有深思三品说的精髓――结构体中的词类从属关系说。作为从属关系语法或配价语法的创立者,特思尼耶尔依据结构成分的从属关系,提出“关联”和“转位”两个基本概念。关联是结构成分的句法组合;转位是词在句法组合中的词性转变。转位的前提是预先划分四个基本词级:第一级是动词,第二级是名词和副词,第三级是形容词和副词,第四级只是副词。在句法组合中,如果转位的被转位者是名词、形容词和副词,那么就是一度转位;如果被转位者是动词,动词本身是支配者,那么就是二度转位。[19]特思尼耶尔的四级说与叶斯泊森词品三级说思路一致,所不同之处只是三品说以名词为中心,而从属关系语法以动词为核心。依据句法功能确定某词在句中的转位,与结构体中的词类从属关系雷同,从属关系语法与三品说存在渊源关系(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持有同样的观点)。三品说在中国先是一窝蜂使用而后百般诟病,在西欧却成为从属关系语法创立的源泉,这就是一种学说的两种命运。而晚年吕叔湘仍然认为:“要是给叶氏的理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不解决问题’,谈不上有多大的害处”,[20]并对《语法哲学》的翻译出版持有微词。《语法哲学・序言》中的题记不可不读――“即使对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观察,也需要具有哲学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