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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对联哇 | 首页 | 如何在Windows Vista系统中添加字体 >> 陈平原:教育史上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浙江人文大讲堂141讲] 2007年12月17日 Tag: [ 陈平原 教育 西南联大 人文大讲堂 讲座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陈平原 嘉宾简历: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题目:第141讲《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 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陈平原 时间:12月15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现场实录 陈平原:谢谢主持人跟在座各位朋友,今天我讨论一个题目是西南联大的意义, 70年前,就是1937年11月1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撤退到长沙,三校旧生1月18日开始报到,三校学生报到人数是1120人,第二年因为战局的发展,兵分三路,撤退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立、省立有108所,职员4200人,学生4万多,到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些高等学校是141所,教员一万多人,学生八万多人,大学生没有减少,还在发展,这个是那时候高等教育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没有因为战争而把中国大学摧毁,反而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给日后中国的建设发展留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1年10月25号,解放日报有抗战以后学校集中的区域,大部分东南沿海大学到西部去了,包括遗憾、四川、东北、中央大学等等,这些学校撤退到了成都,在重庆学生有7千人,有女子师范学院等等,在昆明学生有4500人,在贵阳学生大概有七千人,在西北有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等,还有在两广,没有被侵占的地方,有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等,在江西有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就是在那个师范学院,除此以外,在上海还有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因为这个时候是1941年10月份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所以在租界还可以办学,这些学校以后都撤掉了。 到了80年代、90年代我们重新整理发现,当时是西南几个省,云贵川几个省统计,发现从东南大学迁到云贵川的大学有56所,中间还有一些没有列在里面,比如1941年从西南重新迁回去,有的是还没有迁多,但是即便如此,还有几所大学,山东医学专科学校,还有国立音乐学院等等,这些大学没有被列入。最近十年,学术界开始关注,抗战中大学内迁的研究,讨论他们如果历经千辛万苦从东南迁到西南或者是西北重新办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协助了西部地区思想、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在人类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状态,因为战争绝大部分的大学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坚持下来,最后能够坚持,众多学校之间唯一能够比的是前苏联,我们看苏联的教育史家如何谈那一段历史。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成万高年级学生,老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和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34所高等学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斯大林格勒消灭法西斯后第八天,一批教授又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莫斯科大学有数百名教师和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1941年6月22号打仗,到了10月份,眼看着莫斯科很可能保不住,当时的中央命令把莫斯科大学迁走,迁到土库曼斯坦北部,两个月时间重新复课,第二年战争进一步推进,土库曼也保不住,又迁了一次。不过随着苏联红军战略转移,莫斯科大学又重新迁回莫斯科。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其实不到一年半,他们也有大学的内迁,但是因为时间不长。 中国人对学问的重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大学教授牺牲,但是没有让大学教授上前线当兵,换句话说当时的国民政府意识到战争的长期性,而且坚信最后中国人能够打赢,让大学生留在校园里面,让大学教授继续他们的研究,战争中大学教师、学生的牺牲的比例比起其他的国家要小得多。中国人对读书怎么看待?热血青年的壮志和长期抗战的预期之间造成了某种协调,没有让大学生参战,要学生们按照以前设定的大学的教学规划来做学问,只不过增加战时教育一些特点。 战争中大学撤到西南,这个过程非常艰险,有那么多大学迁过去坚持下来、保护下来,最后还能够发展,这在人类教育史上奇迹。 因为凋谢所以凄美 西南联大只有8年,具体说来就是1937年8月到1946年7月份,只有这些时间太可惜了,联大的实体已经不再存在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抗战胜利了,西南联大分为北大、清华、南开。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正因为它只有九年,很快就凋谢了,所以特别凄美,特别让我们怀念。 有些学校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浮现然后消失,然后我们不断追忆。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现在的校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现在的燕京大学的校友每年校庆都回来,但是燕大已经没有了,这个过程非常感伤。因为半个多月前,我在新加坡演讲,其中包括南洋大学,这些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好的名声,有精神的大学一旦消失以后,他们的校友会特别有凝聚力,他们特别有追怀颂扬,甚至有复校的冲动,所以因为凄美所以追怀。 西南联大是一个主动关闭的大学,主动解散,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平、天津。西南联大不是一个孤立的大学,是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南迁,有北归,是想起来非常让人感慨的一个运动。可以说西南联大是被联大的校友追忆抢救过来的故事, 20年时间把一个校友的故事讲成一个全民的记忆,个人情怀和集体记忆不断成为需要,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西南联大在云南的那个记忆,以校友为主导的怀旧,普遍缺乏自我反省的努力。西南联大不是属于任何一所大学,但又为三所学校以及全国人民所共同珍惜,西南联大虽是北大、清华、南开组合,但西南联大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南开。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永远的冰清玉洁,因为它已经不在今天人的视野之内。 永远的笳吹弦诵 1984年开始,当时的西南联大北京校委会创办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委会简信》,而这个校委会日后成了回忆西南联大的主体,在这所大学已经消失了40年之后,由西南联大校委会编了一本书回忆西南联大,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本40年后讨论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记忆。 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建立起比较正规的历史学术,这是《国立西南联大的校史》,这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委会编的。西南联大的故事主要由西南联大的校友来写,今天我所使用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这一套书,是1998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联大的记忆,既是历史,也是个人追忆,于公于私,一史一文,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到今天西南联大成为全民参与的历史的记忆, 20年的发掘追忆,如今恰到好处,西南联大风光无限。 西南联大的特点 西南联大什么最宝贵,中国人可以站起来,西南联大的精神贡献是第一位的,学问是第二位的。在战争状态下,教授们穿越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到后方来求学教书,这些信念是我所说的日后西南联大被我们再三追忆的缘故。所以我想说,谈西南联大应该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着眼,理解那一代读书人的心态,我用几句话来概括,南渡的悲愤,北归的心态,这是战争环境下的大学故事。换句话说来说,南渡心情影响了一代学者的治学。当时的西南联大的那代学生和老师觉得在战争中留在祖国是值得骄傲的,反而出去的人隐隐约约有一点不安,希望诸位和我一起体会那一代人的情怀,以及做学问时的心情。 学术民主与师生情谊 校长、老师和学生,三者之间哪个重要?在我看来,教授最重要,教授的教学和日常生活,对待学潮的态度,影响西南联大日后的发展。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基于一个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的教授绝大部分是留学生,所以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尤其是理科方面更是如此。联大八年里面有教授的名单,总共有教授副教授197名,五个主要的院长全部是留美博士,26个系主任除了中文系主任之外,全都是留学归来的,他们都有大致接近的学术理念,他们都按照国外大学的思路来办学,所以他们容易合作,他们能够在一起把这个大学管起来。 抗日战争中,教授学生打成一片,因为战争的缘故,主动的、被动的、积极的、消极的师生之间的隔阂被取消,以前高高在上的老师从长沙走到昆明,同甘共苦。让后人追怀的,正是这些师生一起经受苦难,这个状态在我看来,既是学问,也是精神,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理想的境界。 以学理及教学为中心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照样出成绩,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它不太受实验设备的影响,哲学研究出来的成果很多,学者们在战争状态下继续做学问,科以数理为中心,数理的成绩很突出。 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非常接近世界水平,我们的大学办成跟国外大学一样好。杨振宁说,回想西南联大的学风,会特别感慨、特别感动,因为他们提供我学习成长的机会,西南联大是最好的大学,我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当时数学系的教授,谈到联大教学水平在当时的大学是最好的。 当时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们教书的认真超过美国的大学,这样的效果使学生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学到很深刻很广的知识。 抗战中,流落大后方,做实验碰到很多困难,做研究受到很多限制,因此绝大部分的教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本科生,这跟今天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忽略本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学的根基在本科,这么多的教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当中,因此西南联大的本科生的水平可以说是最好的。 西南联大的教学始终以本科为中心,没有精力发展研究生,没有能力强调学术研究的成果,更不要说做量化的统计,对老师的要求是教学。大学教师最关键是教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是战争的极限,可是这一点成就了西南联大本科生的水平,换句话说本身是短处,回过头来是长处。 天时地利人和 谈一下西南联大跟昆明的关系,跟云南的关系。为什么考虑要到昆明,考虑其地理条件,因为昆明距离边陲,有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昆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的气氛等等。云南有了大量的大学内迁,由于西南联大到了昆明了,昆明人的眼从此张开了。昆明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比较闭塞,正因为这样,他们对读书人尊重。 政治史与教育史的纠葛 对西南联大的论述,逐渐应该从革命史转向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我们对西南联大的论述,20年前是以政治史为主的, 20年间我们逐渐从政治过渡到学术到文化。在我看来,大学的使命除了在传播知识,永远在思考,挑战各种各样的权威。今天讨论西南联大,在反省21世纪中国大学之道,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意义,对今天热火朝天开展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启发。联大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和纪念,因为联大有精神,体现在政治情怀,体现在学术抱负,体现在远大志向。 何兆武说,他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幸福?因为大家觉得战争一定会胜利,战后一定会过上美好的日子,联大的老师和学生在贫困之中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今天我在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杭州,而那个曾经给无数的师生带来幸福感的西南联大,别有一番风味,大学是一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平原:大学之道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这就难怪Ruth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学问家或政治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力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一、书院之远逝 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思路。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 1)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2)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3)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二者既有联系,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到了十九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突然间一路小跑,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而且不吭一声。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这里的“并无一人”,乃激愤之言。实际上,有过个别的抗争,只不过人单力薄,无济于事。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此“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催逼教育全面西化,有相当激烈的批评。 单就口号而言,晚清以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几乎没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康有为坚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也是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最后都基本上落空。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除了在“宗旨”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今人难以把握,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希望以“孔墨教育之精神”,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可这都是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大略与此同时,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胡、梅、陈、任诸君,均为留美学生,尚且对即将远去的书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当更有感触。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独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都与其学术背景大有关联。至于谢国桢、金景芳、钱仲联等之大力表彰书院教学传统,也与其早年追随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无锡国专密不可分。可所有这些,均只是个人行为,其规模与效果,无法与当初摧枯拉朽的学制创新相比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借书院改造大学,或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 陈平原: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爱在心中口难开?我中了-梦想投注站网址太多记不住怎么办博客网广告服务介绍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陈平原:《大学何为》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采,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研究学人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代文学及文化历史学家。 一、个人基本情况 1)学历1987年6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北京1984年6月,文学硕士,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广州1982年1月,文学学士,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广州 2)简历1992年8月-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90年8月-1992年7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7年8月-1990年7月,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3)访学1997年3月-1997年7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1993年9月-1994年7月,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学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91年1月-1991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 4)学术兴趣(1)在图像与文字之间(2)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三者的互动(3)现代中国学术史(4)中国小说史(5)中国散文史(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5)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文系邮编:100871 二、研究成果 1)专著及论文集1、《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77页2、《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42页3、《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363页4、《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71页5、《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92页6、《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270页7、《陈平原自选集》,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348页8、《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776页9、《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265页10、《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26页11、《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36页12、《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01页13、《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26页1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钱理群合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28页15、《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87页 2)书评及文化随笔1、《游心与游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268页2、《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379页3、《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257页4、《阅读日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235页5、《大书小书》,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281页6、《书里书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80页 3)编选1、《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02页2、《学者追忆丛书·追忆蔡元培》(与郑勇合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424页3、《学者追忆丛书·追忆王国维》(与王枫合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592页4、《学者追忆丛书·追忆章太炎》(与杜玲玲合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593页5、《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62页6、《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胡适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773页7、《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鲁迅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34页8、《漫说文化丛书·生生死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313页9、《漫说文化丛书·神神鬼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81页10、《漫说文化丛书·读书读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74页11、《许地山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475页12、《漫说文化丛书·佛佛道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221页13、《漫说文化丛书·闲情乐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262页14、《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与夏晓虹合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628页 4)杂志论文发表在各类杂志的论文超过二百篇(略) 5)会议论文在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超过五十篇(略) 6)编辑(杂志及丛书)1999年-现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丛书),湖北1999年-现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贵阳1997年-现在主编"文学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北京1993年-现在主编"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北京1991年-现在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南京 三、专业领域 1)教学工作1992年-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科生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课程:1)中国小说类型研究;2)现代中国学术史;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研究;5)近代中国的"文"与"学";6)中国文学研究百年;7)章太炎思想研究;8)中国散文史;9)明清散文研究;10)中国小说史其他工作: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 1990-199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科生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课程:1)二十世纪中国小说;2)中国小说类型研究;3)现代中国学术史;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其他工作:指导硕士生及访问学者 1987年-19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本科生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课程:1)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叙事模式;2)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2)科研项目1999年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项目:“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集体项目,已完成)1998年中华文化通志基金项目:"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已完成)1998年国家教委科研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已完成)199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进程"(集体项目,已完成)198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集体项目,本人承担部分已完成) 3)获奖情况1999年《中华文化通志》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独立撰写其中的《散文小说志》1998年《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三等奖1997年《小说史:理论与实践》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1996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1996年《学者的人间情怀》获第九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0年《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获全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陈平原炮轰“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昨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莅临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观点1 “行政力量干预大学发展” 对于当下大学的办学方式,陈平原毫不犹豫地指出,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陈平原认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 观点2 “大学应调整大跃进心态” 陈平原借用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 chapi 发表于22时23分02秒 | 引用_(0) | 编辑 | << 真是好对联哇 | 首页 | 如何在Windows Vista系统中添加字体 >> 评论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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