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台烟雨
bj.6qq · 200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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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过去”与今天 >>
会馆文化
200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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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感知(四)
此次赴渝,参观了一个刚开放不久连大部分的重庆人还没来得及光顾的新旅游景点——湖广会馆。
会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东水门一带自清乾隆年间始,这里曾是重庆会馆的聚集之地,除禹王庙——湖广会馆外,尚有齐安公所——江西会馆、南华宫——广东会馆;另有陕西会馆、福建会馆、云贵会馆、山西会馆、同庆公所等,号称“八省会馆”,都相距不远。如此密集的会馆聚于一处,足以折射出昔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商业重镇商贾云集,八省通衢的繁茂和兴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会馆的出现是在明清时期。是随着都市的出现和繁荣,都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在都市逐渐兴起的一种具有地缘性质的帮会组织。可以想象,刚刚离开乡土、脱离宗族的乡村人到了都市里面对茫茫人海难免不知所措,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和人打交道,为了安全和可靠,就只好找“老乡”。因为自古讲究“内外有别”、“亲疏有别”的中国人,没有“熟人”办任何事情心里都不踏实。因此,初来乍到城市的乡村人为了迅速改变“势单力薄”的现状,最捷径的方法就是“找老乡”,因为老乡单靠语音就可识别,很容易找到相识、相知、相互接受和认可的话题,不消几日,就可以寻找到有乡土情维系的同乡人,不久就可以成为“熟人”。其后,“熟人”介绍“熟人”,滚雪球一般,同乡人的圈子越来越大,支支脉脉的关系越来越多,这么多的人互相之间见面、说话、相互之间拜托办事、商量一些具有事关大家共同利益的问题,总应该有个固定场所才好。这种内在的需求正是会馆在都市中按地域分别兴建的文化基础,也是最原始的思想初衷。
我对会馆的历史和文化素无研究,随便上网查了查,知道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而且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最多时高达500多所。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那时的北京当属中国最大的都市,何况又是京畿之地,外来谋职、求学、经商、包括“打工者”甚多,本质上与今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建会馆,今设办事处而已。但建设资金的来源却有本质不同,会馆的建设资金取之于民间,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是不会掏腰包的,一是由仕商掏钱购地建房,然后捐给同乡会馆;二是由同乡领袖发起,同籍人士募捐,或仕商合资兴建。如今的住京城的各省市办事处却完全由地方政府出资,中央政府或京城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给予便利,它完全是“官办”的面孔和运作机制。
为什么叫会馆,没有看到什么诠释。我理解无非就是聚会的场所,既然为“馆”,则应有吃所、住所、玩所,为同乡人士提供居停之方便,多少有些“旅馆、宾馆”的味道。但这只是一般会馆的最初功能。随着经济发展,会馆开始由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在苏州、汉口、芜湖、上海等一些工商比较发达的城市出现了一些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会馆,当然前提依然脱离不了“同乡”这一社会基础,唯不过少了些“宾馆”味。多了些“行业”味。
重庆的会馆与上述会馆略有差异之处就在于虽是同乡,但又是移民,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依然体现着浓厚的地域观念。
因此,综观所有的会馆,作为同乡人在异地的场馆,其能够发挥的作用都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同乡之间的互助。如重庆湖广会馆里的厢楼,就是住所,凡同乡客商来渝就住在里面,据说不论有钱没钱,都可以无限期地住。若久无生计,实在熬不下去了,甚至还可以拿到回家的路费。若是病了,还有看病吃药的补贴,类似如今的救助站。这些公用经费的来源就靠同乡友好,主要是商贾捐赠。二是商务会谈。因为在会馆之中,都是同乡,无论直接间接相识,信任度相对都高一些,付出的信任成本又相对低一些,商谈生意,寻求合作,互相贸易都容易成功。三是仲裁。因为会馆的会首在同乡中都有很高的威望,凡是同乡之间遇到商业纠纷、家庭邻里矛盾,都可以到会馆来摆出事实,申辩各自的道理,最后由会首出面加以劝说、协调或仲裁。四是发布寻找信息。经商者、探亲者、考生、官绅、游子,甚至流浪者由于都可以在会馆里吃、住、娱乐,找人,留言、打探下落,毕竟眼睛多一些,耳朵长一些,类似如今的信息中心。五是娱乐。那时观戏听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消闲娱乐的惟一形式,因而,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重庆的湖广会馆也不例外,会馆本是地域观念很坚固的地方,但在娱乐方面却不加限制,不仅可以演本乡本地的戏,也可以演全国各地的地方戏。这样以来,会馆也自然成为了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时常出没的地方。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被迫压抑,只好转移到了戏台上。到会馆里有住、有看、有听、有玩,自然少不了吃,因地域的不同,各会馆的吃法做法也不同,不经意间分出了各地方菜系,不仅推进了餐饮也的发展,也越发彰显了会馆的地域特色。
除了以上这些作用外,会馆由于达官贵人的时常出入,自然也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用如今的话说,也为当时的官商勾结搭建了一个平台。利用看戏、吃饭、娱乐的机会拉近乎,称兄道弟。一来二往,又是同乡,商人可以借机揽到政府订货或工程承包,甚至又民商变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或地位。胡雪岩成为红顶商人,徽商成为垄断盐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会馆的杰作。
清朝中期以后,由于有些会馆越建规模越大,也越来越堂皇,会馆也成了达官贵人聚会或召集会议的地方。例如北京的湖广会馆在前清时京官举办宴会也时常在此,既联乡谊,又论时政。孙中山将同盟会等五政团合并为国民党,就是在这里开的会。梁启超也曾在此讲宪法纲领。再如北京的湖南湘乡会馆,1919年,***来京后就住在那里,并在那里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1917年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也曾在这里发表演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出席了会议。
重庆的湖广会馆由于刚刚修复,目前主要展示的内容除会馆本身外,特辟为“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通过“遥远的回忆”,以展示历史上的四川移民事件;通过“到四川去”,主要介绍当时的移民情况、社会背景、清政府的移民政策、移民群体的分布和类别等;通过“经商致富”,展示当时的建筑风格等;通过“沧海桑田”,介绍本地与外地文化的交融、商贸手工业的发展、民族融合、宗族组织、方言语汇以及姓氏寻根等。但由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毕竟已经有些久远,因而实物的东西非常少,主要是图片、资料汇集和文字说明。相反,对于湖广会馆本身的历史和在重庆发展史上的作用却几乎没有介绍和说明,以至于我参观结束后问了好几个本地人,为什么挂着“禹王宫”的牌匾,竟无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但不管怎样,任何一个会馆,都是当地人在异国异乡发展奋斗的一部史书。重庆的湖广会馆的修复和重新面世也同样。不仅是重庆作为繁华商埠的历史见证,是自清朝前期开始历时百年的移民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当年的湖广人“填”入四川后,能够在这里“襄义举、笃乡情、联嘉会”那段悠悠岁月的追忆,这里有先辈在艰难中求发展的余音,有遥远已去的文明,但重庆文化作为巴蜀文化的延续,多多少少和这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有待后人的挖掘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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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h
@ 2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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