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网站宇之艺的墨子介绍 :: 墨子门下 大有作为
未识别博客 · 大大有 · 2004-07-03
2004-07-03
游戏网站宇之艺的墨子介绍
宇之艺开发的轩辕剑系列游戏很是经典。已出品的大抵有:
轩辕剑壹
轩辕剑贰
轩辕剑贰外传-枫之舞
轩辕剑叁-云和山的彼端
轩辕剑叁外传-天之痕
轩辕剑肆
轩辕伏魔录
轩辕剑网络版
轩辕剑肆外传-苍之涛
其中故事大多与墨子有关。2002年7月游戏开发Domo小组出品的《吟枫舞墨》音乐CD的说明,可见其系列游戏中所传承的对墨子的另类幻想与苦心经营:
理念.野心.墨家.机关术,这是围绕于《轩辕剑肆》与《轩辕剑外传枫之舞》之间的共同主题。事实上,这两个故事,也具有十分紧密之相承关系。它们可以说是一部彼此衔接、间隔了两百余年,由不同之墨家弟子在不同的乱世舞台上,所展开之波澜万丈、藏在历史背后而未为人知的绚烂多彩机关术传奇!为此,我们决心特别企划这一张弥足珍贵之配乐专辑。除了《轩辕剑肆》的配乐之外,它更复刻了《枫之舞》的原始配乐,相信对于老玩家们而言,应是一份价值非凡的礼物。我们诚挚希望这一张充满着历史气息的配乐专辑,能邀您再次见证战国机关术的种种传说,并一起共同回味《轩辕剑》的迷人音乐世界。
挑 灯 看 剑 , 笑 青 史 几 番 春 梦 ; 扣 弦 和 歌 , 叹 红 尘 多 少 奇 情 .
以下为游戏网站
宇之艺
的
墨子资料整理
http://dayu.myst.com.cn/read_article.php?articleid=17
墨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原居宋国,后迁鲁国,做过木工,自称“贱人”。先曾学习儒术,后自创新说。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乐”,长期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卫、楚、齐、越等国都有他的足迹。他以“听吾言、用吾道”为宗旨,从不计较个人封地与名爵禄俸,是一个大公无私、见义勇为的斗士。他的“非攻”思想,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愿。他非乐、节用、节葬主张对当时贵族“繁饰礼乐”的和奢侈享乐形成对照。他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他提出“官无常贵,民地终贱”的平等思想。他讲求逻辑、注重科学、崇尚发明,是先秦时代一位贡献卓著的自然科学家。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学派之一,曾与儒家并列为“显学”。《韩非子》、《淮南子》屡把孔子、墨子相提并论。其主张治理天下的根本方针是“兼相爱、交相利”,以此为思想纲领而提出“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尚贤”、“尚同”等主张。
墨家提倡功利主义,认为主就是利。又提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此外,墨家还对几何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有高超的研究和突出的贡献。墨家学派又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社团。其首领称为“钜子”。墨翟是第一个钜子。为了实现其主张,社团的成员“生不歇、死不服”,“以自苦为极”,“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墨家在先秦独树一帜。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哲学与自然科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秦汉以后,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传承遂绝。 墨子(约前468一前376年),名翟,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宋国人,长期居住在鲁国。
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想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他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空没有掉下来。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渊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在《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中有所体现,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墨家弟子所编写的《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一、何谓墨家逻辑。墨家逻辑是战国时期墨家总结百家争鸣与科学认识的思维形式、规律与方法而创立,反过来又被作为百家争鸣与科学认识的工具。它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高峰和典型代表,与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鼎足而三,同为世界古典逻辑的源头。
二、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在秦汉以后到清代的两千多年中,墨家逻辑随墨家与墨学的衰微而被埋没。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墨家逻辑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重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中国学者对中断了两千年的墨家逻辑,重新进行系统的现代科学研究,第一是得益于掌握西方与现代的逻辑工具,第二是得益于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科学考察与解释。梁起超、胡适与沈有鼎等,是本世纪对墨家逻辑进行系统现代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启发性。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数本关于墨家逻辑的专著与教科书,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墨家逻辑的研究成果。通过现代学者的研究,墨家逻辑的丰富内容、科学性质、历史地位、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业已被初步揭示出来。
三、墨家逻辑研究的成果。①展望未来墨家逻辑的研究,第一步是继续对墨家逻辑原典《墨经》给予正确科学的解释,这是对墨家逻辑有价值的理论研究的基础。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一种逻辑体系,以先秦古汉语和简练经体写出,校勘和解释都存在特殊困难,人们对它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②展望未来墨家逻辑的研究,对涉及墨家逻辑的许多基本问题,如墨家逻辑有哪些基本内容,有什么样的体系,它与外国逻辑相比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其科学价值如何,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什么地位等,需要用现代逻辑与科学的方法,作出正确的理论分析与解决。③展望未来墨家逻辑的研究,应该对其优秀成果给予大力弘扬与普及,使其与外国和现代逻辑相联接,并继续发挥为今人思维表达服务的工具作用,发挥其对社会与文化的积极影响。 墨子学说,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为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研讨中,应该加强对墨家文化传统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并予以积极汲取和弘扬。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多限于对儒家文化传统及其意义的研究,而忽视研究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以及它对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欠。实际上,不论从历史上或是从现实上说,借鉴墨家学说的意义不仅不比借鉴儒家学说的意义逊色,而且要比借鉴儒家学说更能贴近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这不仅仅因为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贯文理、注重实践、百科全书式的平民圣人,而且还因为他提出了至今还有现实意义的、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
尚贤、尚同: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主张
尚贤、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预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他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他说:“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尚贤中》)。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有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墨家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跟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用人原则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了两种政治理论和两种政治制度的对立。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利万民的;儒家则主张维护世袭贵族的政治制度,反对平民民主制度。墨家提出的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张,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
我们认为,对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的研究,不仅要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形势上去探索,而且还要联系墨子的整个人学观去探索。用人之道是与何谓人的根本观点相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论是天子还是贱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点,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才能生活和生存。这里既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实践活动,又十分清楚地表明: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类项不同,但都必须各从其事,各尽其责。为此必须实行“尚同”,即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一致的举措。有的学者把墨子的“尚同”主张说成是“搞思想专制主义”,这不是全面的见解。因为,墨子强调尚同必须以尚贤为基础,尚贤是实行尚同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只有贤良之士才能实现“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即以“天志”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舆论。他所说的“天志”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的天志,而是反映或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利百姓”。由此可见,尚同和尚贤是不能分离的,尚同虽然要以尚贤为基础和前提,但尚贤需要以尚同来相辅。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兼相爱、交相利:进步的社会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社会伦理学的中心内容。墨子提出兼相爱的思想是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说的挑战和突破。墨子曾“修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他看到儒家提倡的“仁爱”说是为世袭贵族制度、为“亲亲”、“尊尊”宗法观念服务的,儒家之爱是将平民百姓置于被使的地位。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是一种等级之爱。因此,墨子明确提出兼相爱,“兼以易别”,以“兼”来代替“别”。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在以后的历代农民革命中不断地得以弘扬。
墨子提出的兼爱不仅是对儒家仁爱说的突破和批判,而且把爱的“主体对象”予以换位,平民是爱的主体对象,而不是儒家主张的爱的主体对象是贵族、王公和君子。所以,墨子明确提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原则,并要求天子君王都要做到。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紧密结合着的。他认为,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他把这种义利一致、爱利统一的兼爱相利的社会伦理上升到治理国家、佐治社稷的高度,作为他奔走救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哲学中,义利之辨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先秦,儒、墨、法这三大学派都倡导义利原则。从孔孟谈论义利之辨始,主张见利思义,至汉代董仲舒也是片面强烈重义而轻利,他们只看到了义的价值,而忽视了利的价值。到宋朝之际,后期儒家的义利之辨,则走向超功利的空洞道德说教。只是,这种义利观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要方面,而墨家主张的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却被排斥在被轻视的次要地位。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上说,重义轻利、以义代利是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倾向。但是,墨子所言之利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即兴天下之公利。另一方面,利民之利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爱互利的双向关系。他认为“爱人者必先爱之”,“利人者必先利之”。所以说,墨子的这种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思想,要比儒家的义利分离的功利主义思想更为贴近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
天为法则,相爱相利:法与道德相辅相需的法治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君王治国的思想意识是比较顽固的,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上,对于建立法治社会都是严重的障碍和阻力。墨子是主张建立法治社会的。他竭力倡导尚贤尚同的平民民主政治,这本身就萌发着法治思想。从墨子《法仪》、《天志》、《贵义》等篇中,可以直接得知墨子是倾向法治的。其中虽有其不明确性,甚至带有神秘性色彩,但其中对法、义的具体说明有着优于儒、法两家的特点,即把法与道德结合起来,视二者为相辅相需的关系,不是像儒家和法家那样各执一端,把二者对立起来。墨子认为,法、义是以相爱相利为价值取向的,因此,只能以“天为法则”,而不能是其它。他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贱也”(法仪)。这里深刻表明墨子的法治思想贯穿着相爱相利的伦理观和人道观。因此,他强调指出:“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而止”(同上)。墨家的这种法治观的特点,既是儒家和法家的法治观所不能比拟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之一。
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和平安定和廉洁从政的政治主张
墨子提出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的政治主张,无疑是为了让平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针对贵族统治者奢侈淫乐、攻伐杀掠的暴政所作出的批判,是积极的进步主张。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战争本身还是残酷的,残杀掠夺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难以忍受的灾难。这是和墨子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所以,他提出“非攻”来反对和制止这种掠夺性的战争,并反复宣扬侵略他国得不偿失。
需要指出的是,墨子主张“非攻”而不废除”征诛”。他明确地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和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前者是非正义之战,后者为正义之战。墨子这种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观点,完全是和他倡导的“兼爱”原则相符合的。
墨子提出“非乐”,并非是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为满足贵族统治者的淫乐享受所从事的音乐活动。在他看来,专门为满足贵族寻欢作乐、淫荡不羁的音乐活动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他写道:统治者为满足奢欲而制作众多的乐器,“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为了演奏众多乐器而征集大批青年男女,这不仅使他们脱离生产劳动,影响生产,还要供给他们美衣美食,势必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墨子提出的“节用”和“节葬”是他倡导兼爱利民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针对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的腐败生活方式提出来的,并借“天志”的名义要求统治者能仿效古代“圣王”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古圣王节用的原则,是以能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基点的。墨子提出的《节用》并不是消极地缩衣节食,而是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相结合的积极主张。他注重“强本”,就是加强生产、发展经济的具体体现。墨子主张的“节葬”,实际上是“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统治者奉行的厚葬久丧的恶俗所做的批判。他明确指出,统治者奉行厚葬久丧习俗是愚蠢之举,会带来“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非葬下》)的恶果。因此,墨子提出“节葬”,是以变革社会习俗和腐败风尚为要旨的,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和革新精神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多限于对儒家文化传统及其意义的研究,而忽视研究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以及它对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欠。实际上,不论从历史上或是从现实上说,借鉴墨家学说的意义不仅不比借鉴儒家学说的意义逊色,而且要比借鉴儒家学说更能贴近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这不仅仅因为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贯文理、注重实践、百科全书式的平民圣人,而且还因为他提出了至今还有现实意义的、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
尚贤、尚同: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主张
尚贤、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预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他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他说:“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尚贤中》)。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有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墨家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跟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用人原则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了两种政治理论和两种政治制度的对立。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利万民的;儒家则主张维护世袭贵族的政治制度,反对平民民主制度。墨家提出的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张,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
我们认为,对墨子的尚贤使能思想的研究,不仅要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形势上去探索,而且还要联系墨子的整个人学观去探索。用人之道是与何谓人的根本观点相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论是天子还是贱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点,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才能生活和生存。这里既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实践活动,又十分清楚地表明: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类项不同,但都必须各从其事,各尽其责。为此必须实行“尚同”,即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一致的举措。有的学者把墨子的“尚同”主张说成是“搞思想专制主义”,这不是全面的见解。因为,墨子强调尚同必须以尚贤为基础,尚贤是实行尚同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只有贤良之士才能实现“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即以“天志”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舆论。他所说的“天志”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的天志,而是反映或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利百姓”。由此可见,尚同和尚贤是不能分离的,尚同虽然要以尚贤为基础和前提,但尚贤需要以尚同来相辅。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兼相爱、交相利:进步的社会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社会伦理学的中心内容。墨子提出兼相爱的思想是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说的挑战和突破。墨子曾“修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他看到儒家提倡的“仁爱”说是为世袭贵族制度、为“亲亲”、“尊尊”宗法观念服务的,儒家之爱是将平民百姓置于被使的地位。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是一种等级之爱。因此,墨子明确提出兼相爱,“兼以易别”,以“兼”来代替“别”。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在以后的历代农民革命中不断地得以弘扬。
墨子提出的兼爱不仅是对儒家仁爱说的突破和批判,而且把爱的“主体对象”予以换位,平民是爱的主体对象,而不是儒家主张的爱的主体对象是贵族、王公和君子。所以,墨子明确提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原则,并要求天子君王都要做到。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紧密结合着的。他认为,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他把这种义利一致、爱利统一的兼爱相利的社会伦理上升到治理国家、佐治社稷的高度,作为他奔走救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哲学中,义利之辨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先秦,儒、墨、法这三大学派都倡导义利原则。从孔孟谈论义利之辨始,主张见利思义,至汉代董仲舒也是片面强烈重义而轻利,他们只看到了义的价值,而忽视了利的价值。到宋朝之际,后期儒家的义利之辨,则走向超功利的空洞道德说教。只是,这种义利观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要方面,而墨家主张的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却被排斥在被轻视的次要地位。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上说,重义轻利、以义代利是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倾向。但是,墨子所言之利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即兴天下之公利。另一方面,利民之利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爱互利的双向关系。他认为“爱人者必先爱之”,“利人者必先利之”。所以说,墨子的这种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思想,要比儒家的义利分离的功利主义思想更为贴近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
天为法则,相爱相利:法与道德相辅相需的法治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君王治国的思想意识是比较顽固的,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上,对于建立法治社会都是严重的障碍和阻力。墨子是主张建立法治社会的。他竭力倡导尚贤尚同的平民民主政治,这本身就萌发着法治思想。从墨子《法仪》、《天志》、《贵义》等篇中,可以直接得知墨子是倾向法治的。其中虽有其不明确性,甚至带有神秘性色彩,但其中对法、义的具体说明有着优于儒、法两家的特点,即把法与道德结合起来,视二者为相辅相需的关系,不是像儒家和法家那样各执一端,把二者对立起来。墨子认为,法、义是以相爱相利为价值取向的,因此,只能以“天为法则”,而不能是其它。他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贱也”(法仪)。这里深刻表明墨子的法治思想贯穿着相爱相利的伦理观和人道观。因此,他强调指出:“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而止”(同上)。墨家的这种法治观的特点,既是儒家和法家的法治观所不能比拟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之一。
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和平安定和廉洁从政的政治主张
墨子提出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的政治主张,无疑是为了让平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针对贵族统治者奢侈淫乐、攻伐杀掠的暴政所作出的批判,是积极的进步主张。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战争本身还是残酷的,残杀掠夺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难以忍受的灾难。这是和墨子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所以,他提出“非攻”来反对和制止这种掠夺性的战争,并反复宣扬侵略他国得不偿失。
需要指出的是,墨子主张“非攻”而不废除”征诛”。他明确地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和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前者是非正义之战,后者为正义之战。墨子这种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观点,完全是和他倡导的“兼爱”原则相符合的。
墨家与侠
侠的活跃引起了社会的振荡,这一振荡在当时生气勃勃的思想界迅速得到了反响,这便是墨家对于武侠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他们的活动与主张,为侠的诞生和生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墨家”之称得自它的宗师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他的生卒年,据孙冶让考证,当在公元前486年至公元前376年间,大约为春秋未战国初人。他曾自称“贱人”,可见他出身于社会下层。墨家的“墨”字与“黑”等字同音假借,当为后来平民的称呼——“黔首”、“黎民”之初义,说明这一学派的成员来自生活于平民社会中的“游士”。
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为锯子,锯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矩子的指挥。据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们平时一律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制的“歧矫”,是一群深为战乱所苦、决心在艰苦的生活方式和严密的准宗教团体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游士”。
墨家又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所以,墨家并非如同有的学者认为的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
过分严密的组织并不适宜于具有自由意志、主张人格平等的游侠,何况墨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绝非“重气轻命”的武侠所能为之。
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于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
“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在《墨子·经说上》中,墨子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句话,谭戒甫的译文为:“千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放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墨子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闻述,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在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文人的理论学派能够直接对于活跃于民间的武侠阶层进行理论指导的,尚不多见。可见,墨者对于武侠的出现是充满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武侠的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骆滑禽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
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宇里行间,隐隐约约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同时,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由于墨家对侠的理解与同情,因而有些墨者也仿照侠的行为方式处世行事。《吕氏春秋·尚德》中叙述了一个关于墨者矩子的故事。墨者钜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往根深,阳城君便拜托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弟子徐弱极力劝阻,认为死之无益。盂胜回答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于是徐弱出于死节之义,先行撞死于老师面前。嗣后,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83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一方面表明侠的某些行为准则也在影响着社会的其他一部分人:
不但在诸子百家之间,而且在侠所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另一方面,它也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同情武侠的墨家,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是与武侠大异其趣的。孟胜及其弟子虽仿照“重交轻命”的侠义准则行事,们其出发点仍在于“行墨者之义”——即上层文化的“严师”、“贤友”、“良臣”之义。墨家主张通过“兼爱”、“非攻”而不是“锄强助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具体行动上力主“献贤进士”而非“以武犯禁”,这都是与侠的精神乖连的。
墨家的学说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甚至被称为“世之显学”,其门徒“显荣于天下众矣,不可胜数”。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其首领和弟子们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正是通过墨家的张扬,武侠现象才被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用新的眼光来进行考察和评估,这对幼年期的侠的迅速成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墨子——资料
墨子,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子——天志观念
一:天志观念的来源
<天志>是墨子书中的篇名,也是墨子哲学中重要的观念,是属于墨子政治哲学中的最后基设,表彰出一个在士、庶人、诸侯、王公、大臣、天子之上的最高赏善罚恶的政治秩序主宰者,以天之好恶所向,保证了墨子政治哲学中所提出的所有主张,这在先秦诸子论述政治哲学观点时的方式上,以天概念规范宗旨,是一种共通的作法。但墨家的论证方式及天的功能仍有其独特之处,特别表现在他们更重视以天的意志,来论述政治哲学观点的依据上,比起其它各家说来,显然更依赖天志的赏善罚恶功能以匡正社会政治秩序。这是墨家天志观的特殊处。
二:天志观念的内容
1.天志概念的义涵
天志,意指在人伦社会秩序之上,有一个非人层次的高级存有者「天」,扮演着主宰人伦秩序,并施予赏善罚恶功能的角色,天以祂的意志来作为,天志于是成为人文世界最应追寻奉行的对象。
2.墨子天志篇的内容
天志是墨子书的篇名之一,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所论内容如下: 首先指出天下人只知不要得罪于家长、国君,却不知不能得罪于天,可谓「知小不知大」,因为得罪家长及国君时,仍有邻家及邻国可以逃避,独独当得罪天时,是无所逃避的,因此无论如何是不能得罪于天的。但是「然则天何欲何恶?」,答案是:「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何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接下来墨子展开了他的论证。但是研究墨学的人都认为他的论证实在是太简单了。墨子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此处天之欲生、欲富、欲治,恶死、恶贫、恶乱之原则,墨子未作解释,仅当作绝对预设,基于这个预设,再提出他的社会观察判断,即以有义则生、富、治,无义则死、贫、乱,就得出「天欲义而恶不义」的命题。
接下来,墨子便由义与天的观念起,开始讨论政治问题。他说:「且夫义者政也。」义是用来匡正世人的,所以必是在上者匡正在下者。这个观念来自于他的「尚同」观,因此由天子下至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士、庶人一层层匡正下去,最后则「天子未得次已而为政,有天政之。」是说天子不能擅意独断地统治百姓,而还要由上天来督导,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见到三代圣王祭祀上帝鬼神,求福于天,却未见天反而下来求祈福于天子的事,所以知道天是更高于天子的指导者。并且,「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里,「兼爱」观也是墨子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观念,此暂不论。而考诸历史,墨子认为为:「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至于何以得赏,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这里谈到的中事鬼神,墨子另有明鬼一文来讨论。而显然被天罚的暴王,他们就是「其事上垢天,中垢鬼,下贼人。」是故国君欲得天之赏者,必须同时善待天与鬼与人三者,即是要行义政,义政即大国不攻小国,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贵不傲贱,多不暴寡,诈不欺愚。如此天、鬼、人三蒙其利,反之,「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天志上篇之最后,墨子一方面批评各家言论不能把握住仁义的真正道理,一方面认为自己已把握住规正天下的明法,这个明法,就是天志。并且他把这个天志模拟为工匠的规矩,合此者是,不合者非。可谓已把天志拿来作为仁义问题及国君为政的最后标准了。至于天之所要求的,则如前述。
天志中篇中展开更多的论证,但论证之过程及理据都极简单甚至混乱。不过主旨都是在说明人应顺天志而行。首先,墨子再次论证义之所从出之处,他说义则治,故义是善政,凡善政必出于尊贵而又明知者,而只有天才是最为尊贵明知的,故义自天出。然而,墨子为更清楚地强调天之贵知于天子,以说服世人慎天意而行,故而再次提出他所认为的天与天子之对待关系,简言之,即天能赏罚天子,而天子需祈求上天除祸降福,并且古籍也载明了天明知尊贵于天子的话,故知天乃贵知于天子,因而天意不可不慎。
接下来墨子再次详细地说明天意为何,以勾勒出一个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吃饱穿暖无忧无虑的墨家理想世界图像来,这个天意的内容即是天不欲国家间的攻伐,以及强暴诈谋贵傲之事,天所欲者,互相帮助、教导为善、财货相分、为政者专心政务,人民努力生产,如此便可得安定的政治及丰厚的财用,然后可以准备较好的飨宴以祀天及鬼神,还可以拿极好的宝物作外交工作,而使国际间不再有争端及战事发生,百姓得着好生活,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能维护住良好的仁义关系。
这样的天意以及顺天意而得的好处,是任何国君都应谨记遵守的,否则,若为天所不欲之事,则天将降祸,此不异于国君率民自己召祸的。
这样的天意,归根结底,就是天是爱人的,爱人民老百姓的。然而天下之士君子唯知子应事父、弟应事兄、臣应事君,因为君、父、兄都是照顾有恩于其臣、子、弟者,故知应该报答,而不知天以更广大的福德利益万民,而不知报答于天者,是「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墨子如何说明天之有大利于百姓呢,他是以日月山川四时百物,甚至王公侯伯等,都是天之所设,自古迄今未尝不应,这些都是为要给人民利用厚生的设备,故证天之爱民何等厚重,因此也证明国君主政若不爱民则会遭致天之处罚。当然,国君如果爱民利民则其赏也厚。爱民之利,不仅是顺天之意,同时也有利于鬼,三者皆利则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反之,「是谓天贼」,而是为天德天贼之辨者,在于天志。故天志就是规与矩,所以墨子就以天志来匡正天下人之行为。而天志就是义。
天志下篇首先再次表明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不明于大,因为他们都不明天之意,天之意是兼爱天下人的,故若有人杀一无辜百姓,则天是会降祸给他的,而昔者三代圣王因其兼爱天下,故天加赏之,名之曰;「圣人」,而昔者三代暴王兼恶天下,故天罚之,名之曰:「失王」。下篇在此即将墨子兼爱观与天志观合并而论,他说「顺天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然而墨子时代的诸侯国君都是以攻占兼并为事,导至民死地荒天下动荡,墨子因此说他们是「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当时的国君以攻占兼并为事时,不知那是不仁不义的事,墨子便举例说,如果民间有人杀人偷盗,上且罚之,自古皆然,更何况国君率兵杀人全国,强占土地,强迫妇女从事劳役,岂不比人民之过严重千百倍,却还自以为合于仁义,这种行为简直已经是是非黑白不分了。故要回到真正的仁义之行为,必须以天志之兼爱万民为国君的仪法,这才是真正的大义之经。
三:天志篇与它篇的关系:
1.天志与尚同的关系。尚同是墨子政治哲学的重要观念,因见到天下扰乱,认为问题出在国君官吏及人民的好恶不同,若上下好恶相同则不会有乱事发生,故而一方面主张应透过层层管制的官僚系统为天子统一刑政,并明白且积极地实施赏善罚恶之政策,以收迅速统一礼法之效,另一方面则强调官僚系统的架构是为协助国君为民兴利除害,上下同义之义是在民情之善恶是非的标准上,否则亦无从尚同,他说: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国设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这样的为政之道才会使人民主动的上同于天子的政策,也才会在赏善罚恶的要求下积极配合,善恶端兴,奔走相告,赏罚随至,尚同一义之效得,则国治民乐,天子永享其社稷。唯一还要注意的是天子还要上同于天及鬼神,如若不然,则仍有灾,然而天志即在民情,因此形式上言的上同于天之层层官僚体制,仍以百姓福祉为实质内容。所以虽然墨子鼓励人民上同天子之义,但仍非为君王统治方便着眼的集权主义。
2.天志与兼爱及非攻的关系。天志中的所欲所恶其实即是兼爱非攻,可以说墨子在兼爱非攻中之所欲申论的观点,透过天志之内容的相同,再次由天的赏善罚恶功能予以要求及警告,而再次在理论上强调了兼爱非攻的观点。
3.天志与明鬼的关系。墨子又作明鬼篇以申说鬼神之存在及其所具之赏善罚恶功能,故而要求在上者应以知鬼神之存在为导正国政的方法,而在天志篇中,墨子所谓之三利者,即天、鬼、与人,天子利人乃通尚贤、尚同、天志诸篇之通义,至于尊天又仍得出尊天之所欲的义政、非攻、兼爱等义,而在明鬼篇亦然,鬼神仍为监督及赏罚主政者及所有人民之善恶行为,可以说鬼神是与天志扮演着一样的角色功能的。
4.天志与非命的关系。墨子作非命篇以批评谈命定论者不以实际行动努力负责,必欲将自己的暴乱或失败归诸于命中如此的态度。这本是非常符合墨子精神的观点,然而有学者以墨子非命观与其天志观是互相矛盾的,认为既已强调了非命观的自我努力义,就没有理由仍诉诸天志的赏善罚恶之保证以保护下层人民的甘苦,这似乎是预设了当我们提出「人民没有被一个命定的力量决定其行善为恶」的非命观后,就已经蕴涵「并不存在一个能赏善罚恶在上监督的天志以保障人间的正义必可得致」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样的预设是没有必要的,天志及非命并不存在那么严重的理论上的不兼容性,我们必须先承认,墨子可以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代表着一定份量的政治观点,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他的理论进行都是一厢情愿地走在自己设想的道路上,那里有问题就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想办法处理,乱是因为大家不爱别人所以主张兼爱,乱是因为两国交战所以主张非攻,乱是因为大家观点不同所以主张尚同,乱是因为大家不信天及鬼神所以提出天志及明鬼,乱是因为大家借口命该如此所以主张非命,他的意见性强于论证性,所有观点的提出都未能深入理论背后作稍为超越、形上的讨论,为了替人间追求正义,意见都是好的,因为都是直接来自正义的要求,但论证都是贫乏的,他自己已经不能深入自己所提观点作更后设的讨论,后人来作时则只能是引援相牵遥遥不相契了。
四:天志思想的影响
墨子天志的观点,未能深入形而上的世界观中作讨论,在理论的深度上不足,故而未得于后世再被发挥,然而天志观作为一种信念,却一直在民间心灵中被保留了下来,秦汉以后的中国民间宗教活动,可以说就是在墨子的天及鬼神观的脉络下发展的,并且言之凿凿地大谈天意及鬼神之事,可以说在哲学世界失去传承的墨子天志观,却能在宗教的世界里得到知音,但真正进入宗教领域中的天意及鬼神世界,其内容所涵之繁富,也早已非墨子当初所谈的那么简单了,必须专文以深入探讨,并且,由其中所引发的形而上世界观问题,则更是值得深入探究。
墨子——《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
《墨子》
墨家学派著作的总汇是《墨子》。《墨子》原本一共七十一篇,但留传至今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四篇合起来称为《墨经》。这四篇加上《大取》和《小取》两篇,称为《墨辩》。也有人把这六篇叫做《墨经》。
《墨经》是《墨子》一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不仅涉及到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范畴的广阔内容,还包含有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多种知识,其中有些问题阐述严密,说理透彻,立论准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墨经》在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墨经》是墨子本人所著,还是他的后学门人所编撰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据《晋书》记载,晋朝鲁胜曾著《墨辩注》,认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四篇是墨子自著。后人也有持这种见解的。但是从清朝后期孙诒让开始,不少研究者通过考证,怀疑这四篇不是墨子自己的著作。近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著作是墨子的后学集体编著的,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有人还进一步推测,墨子的二代和三代弟子,不少人可能先后参与编著,最后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后期。
无论《墨经》是否墨子本人亲自编著,墨经中记录总结的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手工业方面的许多重要知识,提出了古代物理学和书的许多概念的见解,显然是师承、发展了墨子注重实践知识和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墨子对我国古代早期自然科学的重大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墨经》中的科学
力学是现代物理的重要分支,是研究机械运动的科学。《墨经》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墨经》中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正确定义:“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在墨经中进一步阐述了平动、转动和滚动等几种不同的机械运动形式。《墨经》中对这些运动形式的定义是非常科学的,例如在书中将平动定义为“俱止、动”,意思是说一个物体的所有部分要静止就全部静止,要动就全部都动。
《墨经》中关于力的定义是从人的体力概念引伸出来的。书中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也。”这里“刑”就是“形”,指人的身体。“奋”的原意是鸟张开翅膀从田野飞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力是使人的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
《墨经》中写道:“刑(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衡。”就是说,形体大的物体,在水中沉下的部分浅,是因为物体重量被水的浮力平衡的缘故。这些认识说明墨家不仅定性的认识到浮力同重力的平衡关系,而且有定量的概念。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浮力原理,并开始在生产中加以应用。
《墨经》中讨论了杠杆平衡问题。在《墨经》中将砝码叫做“权”,将悬挂的重物叫做“重”。支点的一边叫做“标”(力臂),另一边叫做“本”(重臂)。如果两边平衡,杠杆必然是水平的。在平衡状态下,加重其中一边,必将使这边下垂。这时要想使两边恢复平衡,应当移动支点,使“本”缩短,“标”加长。而在“本”短“标”长的情况下,假若再在两边增加相等的重量,那么“标”这一端必定下垂。
《墨经》不仅清楚的叙述了种种杠杆实验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这些实验做了正确的解释。例如,它解释上面讲的“标”一端下垂的实验现象,认为是由于力臂和砝码的联合作用大于重臂和重物的联合作用的缘故。这个解释不仅考虑到力或重的多少,而且还考虑了距离和平衡的关系,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定量关系,但是实际上提出了力学中“力矩”的概念。所以可以说,墨家已经发现了杠杆平衡原理。
在《墨经》中还记载了丰富的几何光学知识。墨子在当时就已知道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墨子和他的学生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作出了精辟的见解。在一间黑暗的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里相对的墙上就会出现一个倒立的人影。为什么会这样呢?《墨经》中写道:“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光线象射箭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射过小孔,成影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影。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墨经》中还利用光的直线传播原理解释了物体和投影的关系。墨家认为,光被遮挡就产生投影,物体的投影并不会跟随物体一起移动。飞翔的鸟儿,它的影子仿佛也在飞动着,实际上并不然。墨家指出飞鸟遮住了直线前进的光线,形成了影子。一瞬间后,飞鸟移动了位置,原来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现在照到了,旧影就消失了,而在新的地方,出现了新的影子。这就是说,鸟在飞翔中,它的影子并不跟着移动,而是新旧投影不断更新。在二千多年前,能这样深入细致的研究光的性质,解释影的动和不动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
墨家在研究了两个光源同时照射一个物体和成影现象以后指出:一个物体有两种投影,是由于它受到两个光源照射的缘故;如果只有一个光源照射一个物体,则只会产生一个投影。这些论述与现代光学中的“本影”,“半影”描述非常吻合。
我国在三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青铜镜,到了战国时期,无论在青铜镜的制造和使用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墨子和他的弟子对镜子成像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的成像的理论。
在分析镜面成像的时候,墨家把物体看做无数物点组成的,所成的像由无数“糗”(音:qiu)组成。“糗”字本义是炒米粉,在这里取它极细小的含意,描述物体成像的像点。
墨家知道光在透鏡或凹面镜之前会聚焦。《墨经》上说:“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瘴內也。”景就 是影,指物体的影像;內就是纳,也就是聚集在一点的意思。《墨经》里常称焦点为“正”或“內”,所 以我们知道墨家已研究出光线聚集原理。
墨子家对凸面镜生虛像的原理也很了解。《墨经》记载:“景之臭无数,而必过正,故同处其体俱然。”意思是说:物体影子由物体距离镜子距离的远近来确定,任何一处都可成影,所以说影无数,但這些影子都必然通过焦点,即过“正”。在我们知道的所有能成像的物体中,太阳是最远的,所以它成像在焦点上。而物体离镜面愈近,成像的位置愈远;如果物体和太阳一样远,则影像也在焦点上,所以说,“同处,其体俱然”。
墨家已经知道凹面镜成倒实像的現象,《墨经》說:“临镜而立,景到。”意指物体经过凹面鏡的反射,所成的影像是倒的,“到”就是倒的意思。书中对这种现象给出了解释:“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
从《墨经》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墨家对光的性质以及凹凸面鏡成像現象相当了解。不难推测在墨家所处的时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凹面鏡及凸面鏡。而且墨子及其弟子一定做了很多次实验,并针对这些实验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才能得出这些结论。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
据《墨子.备穴篇》中记述,在当时人们为防御敌人攻城,设计了一种地下声源探测装置。具体的方法是,沿城墙根每隔一定距离挖上一口井,挖到地下水位以下约两尺为止,然后在井下放置一个容量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做为地下共鸣箱。让听觉灵敏的人伏在瓮口仔细听,当有敌人挖坑道攻城时,就可以根据陶瓮响声的大小来确定敌人的方向位置,以便出兵迎击。
《墨经》在数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定义,这表示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理论几何学的萌芽。例如:
“平,同高也。”说的是平的定义,指出高低相同就是平。
“直,相参也。这里参就是三。三点共一线就是直,这是直线的定义。
“同长,以正相尽也。”是说两个形体相比较,恰好相尽就是长度相同。
“中,同长也。”说的是形体的对承重心的定义。
“圆,一中同长也。”这是《墨经》中对圆的定义。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墨经》中还提出了“端”、“尺”、“区”、“穴”等概念,大致相当于近代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书中写道:“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端,是无间也。”“端”字原意是植物初出土的芽尖,整个植株由它长成。这里借用来描写几何学上的没有厚度也没有间隙、无法间断的“点”,这种思想虽然在现在看来还不是十分准确,但在当时的文明程度下,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墨子——故乡
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历史上以“儒墨”并称,影响极大。然而,’同这位古代世界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的姓名一样,他的出生地也仍是一个谜。
一说宋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载墨子事迹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篇二十四字的传记颇为简略,只说他是宋大夫。后世学者居此推测他是宋国人,出生地也当在宋国。此说一直流行到清代。
一说楚国人。清毕沅注《墨子》时,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墨子为鲁人,以及墨子与鲁阳文君有关系,主张鲁应作楚鲁阳,墨子的故里当在鲁阳。
上述两说曾遭到梁启超的批驳。他在《墨子学案》中,根据《墨子·公输》“归而过宋”语,力证他不是宋;国人;又《墨子·贵义》说:“墨子南游于楚。”如果墨子是楚国鲁阳人,那么不应该说“南游于楚”,而应该说“游郢”。此后方授楚《墨学源流》、张纯一《墨子鲁人说》都对墨子宋人说、楚鲁阳人说,作了进广步批评。
一说鲁国人。晚清学者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并附作《墨子传略》,始提出墨子为鲁国人。主要根据是,《贵义》“墨子自鲁即齐”、《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等语,证明墨子为鲁国人。近年来,张知寒连续发表《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数篇论文,进一步明确指出,墨子的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滥邑”(在今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故可以说墨子是鲁国人。其主要理由有:墨子是宋国贵族公子目夷之后,史载滕州东南有目夷亭;墨子学说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传统;邾娄号称“百工之乡”,而墨子的科技成就正是从工匠的实践中总结而成;墨子的生活习俗,从所穿的衣服鞋履来看,都是邾娄族所制。此外,滕州境内尚有与目夷相关的文物古迹,目夷、墨翟应是同音之转。
一说印度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胡怀琛撰《墨翟为印度人辨》、《墨子学辨》等论著,从哲学、科学、文学、文字、风俗、器物,姓名、肤色、弟子等八个方面进行论证,大胆地提出“墨子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关注和争鸣。
墨子故里究竟在何处,仍是一个疑问。
墨子——《背景介绍》
从轩辕剑贰外传《枫之舞》,到《轩辕伏魔录》,以及最近的《轩辕剑肆》,DOMO为何对墨家情有独钟?这恐怕缘于墨家和中国RPG的核心--武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墨家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创始人为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为锯子,锯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矩子的指挥。《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是一群具有相同理想或价值标准而聚集到一起的“游士”。若有违反墨家规矩的行为发生,纵使并不同法律相抵触,锯子也可向其散布各地的追随者发出命令予以惩戒,很接近江湖中的帮派组织。 另外,从核心思想看,墨家与侠也极为类似。《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的“士损己而益所为”,即为别人的利益而不惜使自己受损,在中国诸子百家文化流派中,可以说是最接近扶危济困、仗剑江湖的武侠思想了。许多墨者的行事也很有几分侠气。《吕氏春秋·尚德》中载,墨者巨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好,受阳城君所托帮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并对其弟子言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此役中,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83人。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墨子的门徒很多,而且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因此,相比儒家的中庸繁琐、道家的清净无为,墨者更贴近江湖,也更能发展RPG所须的那种互助的情谊、多变的情节。这也许就是轩辕剑系列为何以墨家为主角背景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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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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