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作业,施陶芬贝格 :: 满园的欲望

一篇作业,施陶芬贝格 为了正义和道德的名义 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出生并成长在一个颇有传统的德国贵族家庭。到 1918 年,施陶芬贝格 11 岁时,他一直生活在斯图加特符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劳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 1918 年一战结束以后,德国的君主制彻底瓦解,皇帝威廉二世前往荷兰避世,不过在德国南部的施陶芬贝格家族仍然坚信德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并对于自己精英地位深信不疑。施陶芬贝格,作为贵族一分子,选择了从军作为自己以后出人头地的方式。 施陶芬贝格家族是德国南部一支天主教的贵族,其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父辈祖辈曾经以教堂管理者、政府职员和高级军官的身份在德国的历史上书下自己的印记,他的母亲也出身于普鲁士最著名的军队改革家 格耐森瑙元帅家族。 施陶芬贝格于 1907 年 11 月 15 日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一座小城叶廷根,施陶芬贝格家族世居于此。其父母都属于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宫廷的成员,母亲出身伯爵并且是符腾堡王室的宫女,父亲则是符腾堡国王的将军。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少年受到他的两个年长 2 岁半的哥哥(双胞胎)的很大影响,其中一个也是 1944 年 7 月 20 日刺杀希特勒行动的组织者之一。 在一所私立小学施陶芬贝格接受了最初的教育,由于品学兼优很快转进斯图加特的精英中学 与两个哥哥一起就读。一战爆发时,他刚满 7 岁,一方面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并且写下诗歌颂扬德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见到自己的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施陶芬贝格经历了在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当 1918 年德国一战失败,帝制被取消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到难过,“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如果它现在真的沉下去,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强大的。” 对于文学的热爱并不能改变一个沉沦的家族和沉沦的德国的命运,施陶芬贝格最后选择了从军作为振兴家族和德国的道路。 1926 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 17 骑士兵团(斑贝格)。他的军官生涯开始于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培训,在学校里他通常是老师的模范学生。年轻稚嫩的面容并不能掩盖施陶芬贝格的才华, 1929 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位于斑贝格的兵团,并在 1930 年被擢升为少尉。 希特勒 1933 年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和冲锋队为施陶芬贝格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发挥才干的空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感染,成为冲锋队的成员,反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他对于帝国军队和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 1936 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他也在柏林军事学院接受了进一步的培训( 1936-1938 ), 1939 年被从第 6 装甲旅调至总参谋部。 1939 年当德国以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希特勒:在他看来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傻子指挥战争。作为帝国军队的军官他陷入了两种感觉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在战争中证明作为士兵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希特勒在军队准备并不充分下实行的“闪电战”的危险性。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在成功地占领了波兰之后, 1940 年初开始攻打法国,一年之后开始进军苏联。施陶芬贝格对于希特勒的“领袖才能”作如此评论:作为士兵我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士兵的职责),当我们凯旋而归的时候,我们要清除家里的瘟疫(希特勒)。 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对于希特勒的狂妄的口气以及 1938 年 11 月 9 日的水晶之夜他都极其反感,这也为他以后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反对希特勒的高级军官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不可一世,其间“反对派”也曾策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是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施陶芬贝格也成为“反对派”发展动员的对象,不过直到 1941 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暗杀计划。与后来反对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勒特的全面战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反而受到了好评和嘉奖。 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让很多高级军官似乎已经闻到了“德国统一世界”的味道,而民间的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尽管有些声势,毕竟还不能直接接触到“元首”。直到希特勒将枪口掉向之前曾经签订德俄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俄罗斯战场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希勒特在滥用军队”。帝国军队在占领区肆意杀害当地居民和犹太人也加深了这些将领对于希特勒的怀疑。 1943 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突尼斯,一次战斗造成了他身体的残废,在被送回德国修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倒希”的信念愈发坚强,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对派”频频接触。不过作为一个“反对派”的新成员施陶芬贝格还处于边缘,反对派的中心是其他的另外两名军官。 1943 年夏天的一次暗杀计划因为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倒台而被延迟。到 1944 年 3 月“反对派”还策划多次暗杀行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施陶芬贝格的彪炳战绩也为刺杀希特勒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伤势还没有痊愈的时候,他就去柏林的后备军指挥部报到,成为军备总长和后备军司令:这也就是说他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面对“帝国元首”希特勒。“反对派”一直在筹备各种计划,炸弹和枪击成为最后的选择,由于机会一直不成熟,各种可能的暗杀计划都被挫败,“反对派”中的民间势力对高级军官渐渐失去了信任:暗杀计划刻不容缓,否则“反对派”将面临瓦解。 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反攻,这对于“反对派”来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施陶芬贝格也从最初的犹豫不决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倒希者”:希特勒必须除掉,从而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 在之前的刺杀计划中,反对派和施陶芬贝格往往寻找其他可以接近希特勒的军官,这一次要保证万无一失,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行动。这就是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其实就在这一年的 7 月短短的二十天之内,施陶芬贝格就有四次行刺的计划(分别在 7 月 6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5 日和 7 月 20 日),只有最后一次即 7 月 20 日引爆了炸弹,但是希特勒还是得以侥幸逃脱。 刺杀希特勒 24 小时 1944 年 7 月 19 日晚,施陶芬贝格得到消息,第二天即 7 月 20 日下午 15.00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总指挥部)将举行一次会议,他也被要求前往。对于施陶芬贝格来说,这是无数失败了的刺杀行动之后的又一次机会,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难得的机会都要认真对待。施陶芬贝格在文件袋里放了三件物品:炸弹、引爆装置和一件干净衬衫。 7 月 20 日上午 8 点钟施陶芬贝格从柏林机场乘飞机 JU 52 飞往东普鲁士的元首指挥部“狼穴”,参加下午的会议。在一次次的刺杀失败之后,施陶芬贝格已经下定决定利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 11 点他们到达狼穴,一个副官在接待施陶芬贝格时注意到文件袋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色镇定,“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原定 15 点的会议提前到 12.30 ,“元首”下午还要会见墨索里尼。时间非常紧迫,施陶芬贝格和副官匆忙准备炸弹,原定的两个炸弹被减为一个,行动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炸弹离“元首”的距离(这也理所当然的减小了炸弹的威力,希特勒得以保命这也是原因之一)。时值夏天, 30 度的高温加上紧张的行动,施陶芬贝格浑身湿透,在希特勒副官的催促下,施陶芬贝格匆匆换上包里的干净衬衫,他的副官夹着装有炸弹的文件夹同他一起前往会议室。 12.30-13.00 12.35 左右施陶芬贝格和副官走进会议室,这时 30 个军官已经聚齐,包括元首在内都在等待他一个人。炸弹被放在了离希特勒两个座位远的一名军官的脚下(施陶芬贝格紧挨这名军官),炸弹的引爆时间为 12 分钟。希特勒站在地图前指手画脚,对东线战事做出部署。在炸弹爆炸之前,施陶芬贝格借故离开(在军官会议上来去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施陶芬贝格离开会议室朝外走出去不过 300 米远,一声爆炸的巨响打破了正午的宁静。 当然施陶芬贝格无需等待希特勒的死讯,他和副官上车准备前往机场,飞回柏林(柏林的“反对派”成员已经筹划好希特勒死后的政变)。在“狼穴”的大门口,他们被拦下,原因是狼穴内部刚刚有警报,万幸的是一名与施陶芬贝格熟识的军官与门卫的电话放行了施陶芬贝格一行。到此为止还没有人把施陶芬贝格和爆炸案联系在一起,在去机场的路上,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将一个包裹丢出车外,这正是第二个没能用上的炸弹。当施陶芬贝格和副手登上飞往柏林的飞机时,他们都以为希特勒已经魂归西天了。 “狼穴”一片混乱之后,训练有素的纳粹军官们开始进行急救工作,希特勒从爆炸之后的狼藉中走了出来,尽管有些狼狈,但是他还活着。医生证实,元首受了轻伤。这是大难不死的希特勒说,“我早就知道有人在我的周围要杀我”。 13.00-16.00 位于东普鲁士的“狼穴”爆炸不仅在希特勒的总指挥部造成了混乱,在柏林的指挥部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反对派”里的高级军官就希特勒是否已经死亡的消息发生了争执,高级军官犹豫不决是否实行事先制订的政变(女神计划)。 从东普鲁士的“狼穴”传来的简短消息说,狼穴发生爆炸,希特勒仍然活着。之后没有任何更多消息,这一消息震慑了准备发动政变的军官们,他们一方面怀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是不是“狼穴”的缓兵之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担心,如果消息属实,慑于希特勒的“领袖风格”,他们也不敢起兵。 15.00 ,施陶芬贝格和副官达到柏林机场,他们打电话回柏林军队指挥部说,希特勒已经死亡,施陶芬贝格安然无恙已经回到柏林。这两条截然相反的消息更加加深了军官们的疑虑,时间在慢慢流失,他们的生命也面临威胁。 16.00 以后 原先在柏林的“反对派”军官的计划是在希特勒被炸死之后夺取在柏林的电台和各大部局,从而控制全国,解除纳粹党人员的武装,并向法国、俄罗斯和盟军提供希特勒的死亡讯息,以便议和。由于希特勒是否死亡并不能确定,在这些军官里出现了两派:一派是等待确切消息,暂时不政变;另一派则要求立即动手。就在此时,施陶芬贝格已经从机场赶回指挥部,他确认“狼穴”爆炸,对于希特勒是否死亡的不同消息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必须按照希特勒已经死亡的局面进行下一步行动。 17.00 ,党卫队到达柏林指挥部,要求逮捕施陶芬贝格,到此时他们还认为“狼穴”爆炸不过是个人行为,他们没有料到,整个指挥部已经被施陶芬贝格控制,党卫队的人员被逮捕。原定的政变计划照常进行,不过比预定时间晚了很多,他们的第一部是占领和控制中央电台。 18.00 中央电台开始广播希特勒在逃脱暗杀之后拟定的一篇报道:“元首”遭到炸弹袭击,不过只是轻伤,现在“元首”已经开始全面正常工作。柏林的“反对派”的幸福时光到此为止。 刺杀失败 19.00 柏林“大德国”卫兵营通过戈培尔得到希特勒的命令,集结一切兵力前往柏林军事指挥部对“反对派”进行围剿,并且保证首都柏林的秩序和安全。此时在军事指挥部也已经乱作一团,希特勒未死的消息传遍整个指挥部,很多军官非常明显的开始与“反对派”划清界限,但是由于柏林是否已经被“反对派”掌握,盟军是否会极力支援以及希特勒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在指挥部里出现了“支持还是反对希特勒”的大讨论。 在电话中施陶芬贝格最终没有得到盟军的支持,这时候“大德国”卫兵营的队伍已经达到指挥部,在交火中施陶芬贝格受伤,由于“反对派”势单力薄,最终被捕。四名军官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被立地判处死刑,施陶芬贝格在最后还希望能够保全同伴的生命,“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他们不过是作为士兵执行了我的命令,他们没有过错。我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1944 年 7 月 21 日凌晨 0.01 ,希特勒发表广播讲话,“一个野心勃勃的,毫无理智的同时也是罪恶的愚蠢的军官小集团试图杀了我,从而剥夺我对德国军队的指挥权……可是事实证明,这是天意,我会继续我生命的目的,就象我到现在做的……现在要无情的除掉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帮派。” 0.10 ,指挥部消息,“一群不负责任的军官的政变被平息了。组织者已经被枪决……” 0.15 ,在柏林军队指挥部(今德国国防部)的大院里,五名参与暗杀和政变的高级军官被处决。在被枪决之前,施陶芬贝格的最后一句遗言(根据耳证人)是,“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叛国者还是英雄? 时光茬冉,六十载匆匆而过。施陶芬贝格究竟是叛国者还是英雄的讨论也伴随着德国的战后历史走过了 60 个春秋。在纳粹的宣判中,施陶芬贝格和其同伴被称为叛国者,是他们在敌国最危险的时候(盟军发动战略性反攻)捅了“元首”一刀子。他们对东线的陷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证明纳粹的宣传非常成功,直到今日还有人认为他们是二战失败的罪人之一。 战后的德国无暇顾及评判施陶芬贝格,两个德国忙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他们分别在西方三国和苏联的扶持下各自发展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建立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直到 1953 年 6 月 17 日东德工人起义才把“反抗”和“反对派”这两个词重新提及。对于施陶芬贝格等的行为是否应该有全新的诠释再一次成为德国史学界和政治界的热点话题。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被定位为非法制非民主的国家,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为是为了解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被奉为英雄。同样属于“反抗”和“反对派”阵营里的还有在第三帝国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还有在后来的东德为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付出生命的人们。 2004 年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第 60 年,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必须把他放到他的历史环境中去审视。在刺杀行动之前包括施陶芬贝格的许多军官在内都是希特勒纳粹独裁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他们曾经参与过对不同国家的入侵,他们曾经双手沾满不同民族的鲜血,他们也曾经拥有“残忍和粗暴”的面具。难道这不是矛盾吗?对于施陶芬贝格等人的政变,如今看来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更多的则是建立另一个军人政权或者君主制国家,他们所不满意的是希特勒。 已经卸任的总统劳在 1994 年的纪念仪式上这样评述他们:“不把 7 月 20 日的这些人作为英雄来看,而是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是正确的也是重要的”。 blackbox 发表于 07/04/04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多么完整的维基条目您已经写好了. tiantian ( langtonclose.blogbus.com )   发表于 07/05/04 http://www.spiegel.de/panorama/0,1518,307732,00.html vanvan ( vanvan.20six.de/ )   发表于 07/13/04

原始快照:web.archiv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