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尘访谈:独立撰稿人和新闻自由 :: 图谋不轨

喻尘访谈:独立撰稿人和新闻自由 胡小同 说:你有没有碰到采访中遇到过的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的事情? 喻尘说:2001年春天我去河南开封的一个艾滋病村,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和一个朋友当时中午从一个村庄往另外一个村庄走,这两个村庄之间相隔三公里,我们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桃园,开着很好看的花,风光特别好。当时我想我在这么一个好的天气里面,还有很好的风光,去做一件很恐惧的事情,我看到很多人在那里死去,当时心里恐惧到了极点。我不敢想我在黑暗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么好的天气下心情糟糕到极点,不敢想象,不敢面对阴天或者黑夜的时候。 喻尘说:那时候我到那个村庄刚好碰到一个小伙子姓刘,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当时刚刚发病一个人在家,隔了几天看到他父亲在家里打扫他的房间,清理他的东西,他父亲告诉我,他已经死了。他父亲带我去看他的坟墓。在离村庄很远的地方,孤零零一个很小的坟墓在那里,这是很不符合河南死人的规矩。河南死人应该是群葬,每个村里面有自己的陵园,他没有这种资格。 胡小同 说:你看到这种恐怖的时刻,你看到一个灵魂这样孤零零地走了。 网友:你知道在河南艾滋病村里面患艾滋病的具体人数吗? 喻尘说: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数字现在谁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它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百万。 胡小同 说:我和另外一个研究艾滋病的专家张北川交流的时候,他透露过一个数字,大概是现在这个数字的五到十倍。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并不闭会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所做的推动是否起到一定作用? 喻尘说:很多人知道今年的SARS和301舰艇事故,政府很开明公开真实情况,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政府在往好的一面在走在做工作,我们的社会在改良,政府对于一些恶的制度也在逐步改善,包括后来孙志刚事件,对于一个恶法的废除。这段时间我在想,其实这种进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政府应该有更大的进步,应该对新闻更加开放,我不说要求完全的新闻自由,最起码我们应该有说话的权利。 喻尘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和几个朋友聊天说起这个事情,我说你们可以不让我说,如果官方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可以不说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的电台停播了,我们的电视台关闭了,我们的报纸不出版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家可以感觉,很可怕的一个世界。 胡小同 说:政府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举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每个部门都有对媒体开放的东西,这是今年的第一个举动。今年第二个举动,《新京报》曾经在头条报道网上公开对政府形象打分,《新京报》也存在不小的阻力。政府上层良好愿望在实际贯彻下来的时候会部分变形甚至得不到落实。 网友:你刚才说到新闻自由,你是如何看待新闻自由? 胡小同 说:你为什么称自己是独立撰稿人?而不是自由撰稿人?你是否忌讳自由这个词? 喻尘说:自由和独立有一点区别,独立是在立场上对新闻的立场,对我做事情的立场,我不属于哪个体制内的单位,我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我不要求哪个单位为我负责任,我做的文章有过错的经历,我不想牵累我单位的人。在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做一个想说话的人,说话过程当中难免带来风险。如果把这种风险波及别人是我的罪过。 胡小同 说:喻尘从最早的撰稿人成长起来,当时很流行晚报,晚报里面有一个版面叫特稿,特稿培养了一大批自由撰稿人以给媒体做撰稿挣稿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你是从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人,你从自由撰稿人到独立撰稿人,从特稿写作过渡到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写作,你在这之间跨越了什么没有?或者对新闻的理解是否区别于另外一些撰稿人? 喻尘说:那当然是有的,新闻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西方人对新闻的理解是要写报道。不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应该被赋于更多的功能。比如要揭示一些问题,要揭示问题的根源,这也是调查性报道应该做到的。 胡小同 说:作为独立撰稿人或者职业记者,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我知道这样一句话,有人说过媒体的悲哀在于一方面媒体通过高度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大赚芸芸众生的钱财,而另一方面新闻人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而更愿意大众把他们视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喻尘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的思想上是属于精英阶层的,最起码不能说我是普通人的代言人,这个帽子很大,我承担不起。最起码我代表一部分人发出声音,我发出的声音是有思想的,而不是胡说乱说。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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