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中国自己的现代电影模式 时间:

创立中国自己的现代电影模式 时间: 2004-08-03 第69期:1945-1949年文化精英成为电影创作中坚力量 ■电影笔记 饥饿的时代,他们风华正茂 说不上盛世,抗战后“惨胜”的中国,虽然看似扬眉吐气了一阵,但自相残杀的戏剧,很快就登场了。虽然兵来兵往,但是1945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的电影在艺术上的成就,直到今天都是无可比拟的。曾经的“孤岛”登陆了从大后方“复员”的大批文化干将,留守“孤岛”的文化精英汇入到迎接的人流中,于是4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上层知识界的文化精英陆续进入电影界,直接参与电影创作。他们的修养和资望决定了那个时期电影变革思维方式的从容大度,而身体力行的苦干精神和风华正茂的年龄,使得这一群体的电影实践成为了“作者电影”的开路先锋。 一批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作品纷纷问世,从汹涌的改编热潮中,你可以感觉到一种饥饿感,并非食不裹腹、胃部扭结的饥饿,而是在一个专注于生死存亡、赴以身心的时代里,用中西文化的关节点敲打着生活表层的一切现象。再来看看这些拥有“饥饿感”的人群,其中有执话剧界牛耳的名导演曹禺、黄佐临、费穆、张骏祥;有纯文学与戏剧作家张爱玲、陈白尘、李健吾、柯灵、吴祖光等在当时已颇有社会声望的文化名流。让我们身处于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写作年龄、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作者的位置,他们在劫后重生的时代,一面是智慧无用武之地,一面却能发挥他们的才能。于是有人在这样的矛盾处境里发现了“可爱”,比如张爱玲,“活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可爱:脏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有人希望满怀,比如柯灵,“思想领域并没有真空,感情也没有真空,人民的心没有真空,表达人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因此盛世有文学,衰世也有文学。” 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数十年来被遗忘和淡漠的中国诗人―――穆旦。在他的文化库存里汇聚了众多的大师,他所要做的只是超越他们。其实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中国电影进入40年代末期会显现如此的热度和高潮?正是因为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一群人,在那样的年龄里,在做自己想做的电影。这是中国电影进程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怎样的思维超前,艺术得到的长足进步是八年罹乱动荡生活给予的充分营养,这是财富,但不是全部。就以穆旦1947年所作一首名为《饥饿的中国》诗中的片段为那个时代“存照”。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是田园似的牧歌/是和春水一样流畅的日子/就要流入意义重大的明天/然而今天是饥饿。 □张悦 上海文艺界人士在一起民主集会后的合影。 上世纪40年代中国影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属于上层知识界的文化精英陆续进入电影界,成为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中国影坛因此大大增添了人文色彩。这些文化精英很多有西方留学经历,因而具备了一种世界的眼光和兼顾中西方文化精华的胸怀,他们倾力于创造一种属于中国独有的现代电影模式,40年代中国电影的新高峰由此确立形成。 ■对话 摄影机作证:对电影的一种自觉 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变革的中坚力量已不同于三十年代只是各大电影公司的“名牌导演”,而是吸纳了大量上层知识界的文化精英,他们倾力于创立一种中国自己的现代电影模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的研究员丁亚平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1945-1949年间战后电影的研究工作,在与他的对话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夺目光芒。 (以下新京报简称为“新”,丁亚平先生简称为“丁”。) 新:文化精英陆续进入电影界是40年代后期中国影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主要是以话剧界人士为主,还有一些纯文学作家,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候纷纷“触电”? 丁:停滞了许久的电影业在战后重新开始复苏,而在战争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大批电影创作人员也纷纷回到了上海,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员”,他们与“孤岛”时期以及沦陷区时期的创作人员汇合到一起。因为战前这些人相互之间也是熟悉的,战后就希望同心协力继续拍电影,其中“昆仑”公司的成立就是基于史东山、蔡楚生、阳翰笙等人的热情号召成立起来的。 如果寻找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谋生和养家糊口的需要;另外也是因为这些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天生具有故事创作和表达的欲求;还有,就是社会原因,战后“劫收”的热潮,使得社会腐败现象凸显,这些创作者们就用电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于是关注社会的目光就自然地与电影活动结合在一起;最后就是提到“文以载道”的问题,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有更深的对社会理想的追求,所以电影艺术方面的尝试与这样的诉求自觉地契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形态。 新:我们提到文化精英的时候容易忽略另外一群人,那就是文化商人,比如“文华”的老板吴性栽,商业人格与对电影的独特认识以及制作影片的态度,网罗了黄佐临、桑弧、费穆等一批电影界的精英,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电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产。 丁:像吴性栽这样的电影实业家是应该被更多认识的,除了沦陷期,他基本没有间断自己的电影投资历史,从20年代、30年代到40年代,电影公司在自身文化积累上已经拥有了充足的经验,形成风格可以说是电影公司自身发展文化结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电影业并非仅仅为了赚钱,其中他个人对艺术本身的浓厚兴趣以及鉴赏力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当时在话剧界鼎鼎大名的曹禺先生,为“文华”拍摄的银幕处女作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部电影作品《艳阳天》,这类影片应该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片,投资者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基本上是有赔无赚的。 丁:《艳阳天》是曹禺先生自任编导的,由他的好友、作家李健吾、于伶等人客串重要角色,当时舆论界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当时由于曹禺先生缺少现场的经验,而他对影片的要求十分严格,镜头精益求精,使得拍摄周期一拖再拖,但吴性栽相信这部片子会成功,也相信导演的能力,这是当时非常好的一种创作氛围。 新:应该说文化精英进入电影界创作的影片在当时大都是叫好又叫座,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曲高和寡”的状况,由当时的那些影片反观现在的一些孤掌难鸣的“文艺片”是否能够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丁:我们所强调的“平民化”思想其实是社会大环境造就的,当时的许多电影创作者他们的创作灵感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恰是来自观众(海派观众),来自对这座城市的兴味与好奇,来自很普泛的大众趣味。我们说电影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入的艺术形式。40年代各领风骚的电影人,在上海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把真正的大众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论翻出怎样的新面貌,都是从观众出发的。为什么当时的电影感觉那么有力量,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在电影积累的过程中,对电影的一种自觉。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作品 一批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作品在战后纷纷问世,如李萍倩编导的《母与子》取材自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舞台剧《无罪的人》,黄佐临的《表》脱胎于前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其他如《哑妻》根据法国作家安那托里・法郎士同名舞台剧改编,《春残断梦》脱胎于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等。其中以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的《夜店》为例,高尔基的原作《在底层》对于世俗观众很难有吸引力,但改编后《夜店》带有很明显的个性,柯灵用巧妙的手法把人物纠缠在一起,而导演更在悲剧的调子上加入了喜剧的成分,它平实豁达地接近社会众生,不失为一种艺术化地参与都市文化建构的方式。 同时一些杰出的中国现代剧作家、小说家也陆续改编或直接创作了高质量的作品,比如由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曹禺自编自导的《艳阳天》等。 ■人物 ▲柯灵,生于1909年,原名高隆任,字季林。 ▲1931年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随后转入明星公司撰写电影评论,开始了影剧生涯。 ▲1937年后,相继主编了《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刊,1938年创作了第一个电影剧本《武则天》。 ▲1940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乱世风光》,标志着柯灵的创作技巧日趋成熟。 ▲1943年,作为《万象》杂志主编的柯灵发掘了张爱玲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1945年,他写了著名的话剧《夜店》。1947年,文华影业公司将《夜店》搬上银幕,大获成功。 ▲1948年,柯灵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办。 ▲新中国成立后,柯灵先后创作了《不夜城》、《秋瑾传》等电影剧本。 ▲柯灵先生于2000年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 ■世界风云 好莱坞拍了两次《邮差总按两次铃》,1946年的版本是黑白片,片中压抑的气氛,悲观的调子,都属于典型的黑色电影风格。 1947年,马尔柯・顿斯阔伊导演的《乡村女教师》在前苏联电影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导演顿斯阔伊非常有才华,但脾气也很古怪,有时会四脚朝天跌到雪地里去独自冥思苦想。 1949年,英国导演卡罗尔・里德导演的《第三个人》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利用光和影或倾斜构图等视觉因素创造了紧张和神秘的气氛。 northern_star 引用(Trackback0) 评论 发表评论 用户名: Email: 主页: 最后更新 新周刊:我们时代的口误大师 HEY,我在 今天正式出报 正经事 最近活动汇报 《暗涌》听6遍 马丁・斯科塞斯日 今报出街 夜班,刘翔,邢惠娜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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