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你的身份是盲流 :: 生活在别处

艺术家,你的身份是盲流 [u]1,青塔 [/u] 有人生下了一只猩猩 经证明 这就是你 有人生下了一只臭虫 经证明 这就是你 没多久 你又生下了一群他们 你们异口同声地指证 这就是你,这就是你 ——舌头乐队《说明书》 我每天是从青塔小区出发的,寄宿的地方也是青塔。 处在几个行政区交界的青塔与艺术似乎无关,因为这里的空房多,所以居住了许多外地人;因为这里的房租比宋庄比树村贵,所以来这里租房的多是一些生意人,生意人包括卖羊肉串的,搞房产的,洗头房的,出书的,卖画的等等,自然也有门前那个卖羊肉串老头痛骂的“鸡头”。 我对青塔的好感在于这里也有些我想认识的人,比如那个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纪录片《老头》就是租住在这里的女艺术家拍摄的。我如果起得早,还能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一位7旬老头,拿着抹布扎的毛笔,在地砖上遒劲地写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边上还有个老头发出叫好的声音。 得到前卫美术和前卫音乐交流展的邀请是在回青塔的路上。时间是4月21日午夜1点多钟。我忘了这是北京严打行动的时刻。于是在回到青塔的那一刻,我被该片派出所带进了简陋的房间。 好在他们知道我的记者的身份,我得以坐在铁栅栏外看他们将带来的年轻女子和年轻的男人投入铁门里。未褪的浓妆依然无法掩饰外地女子心中的苍白,不到8平米的空间挤满了数十人。他们在严禁说话的空气里充满汗臭和冷风的空气里,艰难地抬着头,面色冷漠地维护着自己最后的自尊。看着那些空洞的眼神,我发现青塔的年轻人原来也是很多,青塔的年轻女子尤其多。 在审讯室,我发现堆积在桌子上有一大堆身份证和外地人员在北京的暂住证。本来我以为关进去的是些没身份的人,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身份”在那张严肃的桌子上,在栅栏里的他们已经没有了身份。 [u]2,花家地 [/u] 请叫我呵锅儿缝儿 从前我是个小骗子 从后我是个大骗子 我从脱离了母亲的身体那一刻起 就一直在做着重回女人身体的努力 就像她一直寻找着自己丢失了的孩子一样 ——美好药店乐队《造诗机》 其实这里所说的与花家地无关,就像与黄村、与宋庄无关。尽管21日去开心乐园的来自那里的人很多。艺术家们在北京这些远离旧皇城的偏僻角落里蜗居着,有的生活了许多年,却无法称得上移民。 黄岩曾展示他在上个世纪末做的一个肉皮装置,把枪缝补在肉皮之下,然而仅仅是两天时间,死亡的肉皮背叛了它原有的颜色,于是它就暴露了枪的身份。深藏的手枪清晰地透露出坚硬的轮廓和金属的黑色。这仿佛也映证了黄岩的命运:黄岩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往于京城和属于他的口音长春的,在来回的奔波中,艺术家的身份渐渐被流浪一词所掩盖,对于没有办暂住证的黄岩,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盲流。 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列车播音员称她为“首善之区”;童年的我们称她为“伟大首都”,学者们说她是帝王之宫、西部的孩子们说她是“祖国的心脏”。 所以我们还是追寻她来了,像流浪的孩子找寻自己的钻石一样,对于流浪者本人来说,他不在乎自己的身份的,盲流也罢,艺术家也罢。即使不小心被片警抓个正着,但如果他能用自己的逻辑证明你不是***、不是精神病患者、不是鸭子,而是艺术家的话,他会轻声教训你几句,让你快点离开,而不至于安排你去昌平筛沙子。 但即使不筛沙子也会有人出去的。李天元的身份是清华大学艺术学院老师,白领,有产阶级。2001年3月底,他带着从遥感卫星照相机和显微镜拍摄的几组关于他的身体宏观微观的图片来到广州美术馆。在早茶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一个文质彬彬的骗子,然后看他笑咪咪抱着他的手机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艺术家总要丢失些什么的,比如手机,比如抱怨,比如一种养尊处优的身份。但只要还有作品在——不管作为人的形象,几曾被街道建筑的遮掩中迷失,或是在数千倍的显微镜前彻底“失真”。他们早已没有优越的身份了,他们甚至不愿想梵高死去后的殊荣。 杨福东给予人的印象是他站马路中央西装革履举着砖块的头破血流的形象。我无法知道这个北京土著远离北京时的心态。但此刻,他将他的胶片小电影《嘿,后房天亮了》四个操着同一步履的汉子面无表情地投影在开心乐园的时候,有的人的心中真的会有些隐痛的,这是北京的身份?还是上海的身份?也许是盲从潮流的中国身份。 [u]3,树村 [/u] 当大地张开唇 天空射下雨水 爱情 在 不经意里种下人 ——废墟乐队《爱情在不经意里种下人》 树村没有树,有垃圾和狗。大狗小狗公狗母狗黑狗花狗中国狗外国狗、蠢狗和烈狗……木推瓜主唱宋雨喆将树村它们分为“制造过血案”和“没制造过血案”的两种品行的狗。 树村的狗和树村的摇滚乐手不一样,它们不需要暂住证,就可以获得合法的身份。 明白这一点的树村乐手们,还是没有去办理一年要交188元的暂住证。所以他们只能是盲流。 作为盲流的树村乐手除了要面对狗的吠声外,有时还要面对一些电线杆上的标语。上面写着“禁止大便垃圾。发现打”。但树村村民还是能够容忍他们的噪声的,就像他们能容忍土地中黄瘦的麦子一样。 树村乐手们缺钱、缺粮,很多时候需要钱粮胜过需要思想。缺钱的时候,他们去卖打口带,去地铁卖唱。也有人混到去酒吧作卖唱的差事,但又担心嚎着别人调会让人失去音乐感,原创能力下降。挣钱的艰苦逼着他们俭省,有人便在深夜328路公汽停运的深夜,从城里用脚量回树村。 在所有乐手们的心中,树村最值得纪念的是那些排练的日子。中午起床,刷牙、洗脸、抽烟、吃饭、排练、吃饭,有时会有些秘密的爱情,在排练过无数次,斟酌过无数次后,一些牛逼和不牛逼的乐队诞生了:他们有“舌头”、“木推瓜”、“痛苦的信仰”、“美好药店”、“废墟”…… 如果说句冠冕堂皇的话,那些寄宿在树村的乐手们,饥饿的胃吐哺着音乐,企图填饱舞台下那群需要声音的饥饿的耳朵。 [u] 4,开心乐园 [/u] 我们的乖巧是园丁的骄傲 从我们还小,哆嗦哆 我们一思考,上帝就狞笑 暴雨就来了,哆嗦哆 伟人的神坛是刁民的祭坛 诗人噤若寒蝉…… 娃哈哈,娃哈哈,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木推瓜乐队《哆嗦哆》 开心乐园是从傍晚开始醒来的。21世纪的春天因为申奥,它的门前正兴建着轻轨铁路,它的身后,另一批建筑在拆迁中成了废墟。破败的开心乐园每到周末的时候就如门前工地高杆上的高压灯,贼亮贼亮。 首次关注开心乐园是2000年9月,在15日的那天晚上,舌头乐队裸体吼叫了一把。以至于后来“舌头”每逢演出的时候,台下都一片“牛逼”的声音。你很难看见主唱吴吞的笑容。他总是冷漠地将自己置身于观众之外,这帮来自西部高原的种马们总会由缰地把任何舞台当作自己的流浪之地的。 开心乐园的主人是个长发的高瘦的中年女人,精瘦,因而显得干练。开心乐园在她的经营下打败了北京市中心的各类酒吧,成了新世纪摇滚集散地。 或许是冲着艺术的声名,开心乐园总是吸纳着众多身份不明的人。这是不同于主流社会另一类生活,这是不同于平静生活的一粒不安的种子。 奔向开心乐园的是一群身份极其复杂的人,有学生,有诗人,有网友,有失业者,有开着使馆车过来的老外,还有崔健。有时也会出现某个裸着后背的漂亮女子,等着有人主动凑上去,用廉价的酒和她打招呼,定下下半夜活动章程……但不管来者是名人还是从月餐费中省下钱骑车赶来买票的孩子,都要在经过道中,让服务生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戳个章,然后在大堂中潮湿、污浊、燥热的空气中度过充满噪音的夜晚。 4月21日的开心乐园,多了一群前卫艺术家。 我一度对“艺术家”一度成为“美术家”身份的专称而不以为然。实际上,经常有一些人在开心乐园做行为艺术。而摇滚乐手们也是天生的行为艺术家,哪怕他们两次唱的是同一首歌,他们也会给你不同的感动。台下那些叫喊“牛逼”的年轻人也是,他们总是比别人的身体上多了一块金属或少了一块赘肉。 但就像多了一帮艺术家一样,开心乐园的舞台前多了一块幕布。 因为这块幕布而多了一次身份的交流。这种交流将现场设置成一个实验剧场。不管是前卫音乐的旋律成了前卫美术的声效,还是前卫美术的图像成为前卫音乐的道具。总之,前卫美术与前卫音乐的身份在这里再一次迷失了,迷失成了盲流。 所以我把目光对准那些舞台下身份不明的狂欢的人群。他们在不安的音乐中排成列车队列奔跑,相互推搡、激烈吼叫,在狂欢中他们也成了无家的人。 此刻开心乐园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喝着廉价的啤酒,在演出的间隙贴着墙角,又会在噪烈不安的贝司声影里冲上舞台。他们的鼻翼上嵌着环,他们的裸臂上绘着剑与蛇的刺青,他们的头发另类地竖立着,他们在失去白天的身份后,又被别人赋予了“愤青”、“朋克”、“新人类”等等,但他们决不会同意别人称他们为艺术家。 2001.5北京青塔 阿拉伯 @ 2003-07-16 18:18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发表评论 用户名: Email: 主页: 最后更新 那天的火车 火车,欲望与记忆 火车与鱼 然后是月缺 8月20日诞生 一种表演叫诗朗诵 该熟的终究也就这么熟了 阳光记忆 纪念日(之一) 童年,我们一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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