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胡闹

<< 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 | 首页 | 寻访失落的英雄故乡 >> 关帝崇拜的起源 2005-06-23 版权声明 :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 本声明 http://remsleep.blogbus.com/logs/1281936.html 年)禅宗五祖,据《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三等载,俗姓周,蕲州黄梅人,一说浔阳人。七岁随道信禅师出家,受具足戒,后定居于黄梅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门人甚众,号『东山法门』。从他开始,禅宗传教《楞伽经》而改用《金刚般若经》。圆寂后唐代宗谥『大满禅师』,传著有《最上乘论》。」 则神秀往当阳在武则天仪凤年间( 676-679 年),卒于神龙二年( 706 年)。据陈垣《释氏疑年录》,智顗以后主持玉泉寺的僧人为∶ 荆州玉泉寺慧瑜(岑氏)唐贞观十年卒,年七十五( 562-636 年)。 荆州玉泉寺恒景(当阳文氏,伟按:即前述宏景)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九( 634-712 年) 上文已谈到宏景时为有势之僧,而且又是当地人,这也许是神秀在当阳不得不另立山头,还不能开罪天台宗,反须附骥攀鸿的原因。一般因张说碑文题名以为神秀亦驻锡玉泉寺,看来他虽曾在玉泉寺挂单(即「始隶玉泉,名在僧录」),所创道场却是玉泉寺东七里的度门寺(即所谓「寺东七里,地担山雄」)。「破土建寺」云云,当指度门。 [47] 神秀就是那位在禅宗公案中,因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偈丢了五祖衣钵传承的人,由此引出禅宗南北派争斗,另有一系列传奇可说。从神秀的经历、修养心性以至相貌来看,他都不会久居人下,这次自立门墙的决心和声势都非同小可,「关羽显圣」之说,又得附禅宗流布而传。神秀主「渐悟」,所以和天台宗的戒律没有矛盾,关羽「具言前事」为何,这里没有说明,或许就是已从智顗受五戒事,则神秀之说似依附于天台之说而来,如其不然,关羽忽然应命为伽蓝,倒像是从他那里得到「顿悟」了。 神秀的传人普寂又恰好是关羽的老乡,其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一本传∶ 「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偏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事,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则天召神秀至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开元十三年,普寂于都城居止。时王公世庶,兢来礼谒。普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和悦之容,远近尤此重之。二十年终于都城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号为『大照禅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门徒之次,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 《三国志演义》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声言「贫僧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 [48] ,后又在玉泉山结茅,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关羽的「普净」 [49] ,普净是否实有其人,不见史载。我颇疑心就是这位曾住玉泉而又声势赫赫之「普寂」的一音之转。唐沙门净觉撰《楞伽师资记》卷一∶ 「唐朝洛州嵩高山普寂禅师,嵩山敬贤禅师,长安兰山义福禅师,蓝田玉山惠福禅师并同一师,学法侣应行,俱承大通和上后,少小出家,清净戒行,寻师问道,造访禅门。行至荆州玉泉寺,遇大通和上讳秀,蒙受禅法,诸师等奉事大师十有馀年,豁然自证,禅珠烛照。大师付嘱普寂、敬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天下坐禅人叹四个禅师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 [50] 则普寂有著于当世之名「法山净」。净觉是神秀的再传弟子,「俗姓韦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 [51] ,其言可信。将「普寂」与「法山净」截头加尾,另为之名,亦是小说家惯技耳。只要想一想他的师弟法海在后世民间传说《白蛇传》中闹出过多大动静,就不会觉得它在《三国演义》里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有何奇怪了。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四《辨正类·关汉寿》对此亦有疑义,曰∶「玉泉显圣,罗贯中欲伸公冤,既援作普净之事,复辏合《传灯录》中『六祖以公为伽蓝』之说,故僧家即妄以公与颜良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净,公之乡人,曾相遇以礼,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见《佛祖通载》),隔绝甚远,何相干涉?是因伽蓝为监从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认为监坛、门神、侍者之流也,此特亵公之甚。」只是郎瑛急于为关羽作伽蓝事鸣不平,却把「演义」中故事与史实混淆了。 [52] 盛唐时玉泉寺已为名胜地,但「关羽显圣」事或在当地佛徒之外所传不广,或者往访文士不以为意,故唐人诗中所叙皆不及此事,如张九龄《紫盖山还经玉泉寺》 [53] 、孟浩然《陪张相公祠紫盖山游玉泉》 [54]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55] 、元稹《玉泉道中作》 [56] 等。唯由周朴《宿玉泉寺》所咏「野寺度残夏,空房欲暮时。夜听瑗不睡,秋思客先知。竹迥烟生薄,山高月止迟。又登尘路去,难与老僧期」 [57] 观之,该寺或在唐武宗灭佛,天台宗势衰时一度残破冷落 [58] ,而北派禅宗亦在安史乱后在南派禅宗之神会的攻势下一落千丈。天台宗四祖和北派禅宗六祖共同创立的「关羽显圣护法」的神迹,亦因此不彰于世。 倒是《全唐诗》载有玄宗时人郎君胄题《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一诗,云∶ 「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 [59] 郎曾出任郢州刺史,这首诗是当时当地确已建有关羽祀庙的明证。但诗中只道及关羽祀祠,亦无一语涉及梵宇。从「一剑万人敌」句看来,盛唐时尚无「七十二斤青龙偃月刀」一类夸饰关羽神勇的说法,他仍不失为人间英雄的本色。 佛学西来,从唐代始本土化,而天台宗与禅宗即是当时佛教中国化的主要门派。智顗、神秀都出自儒生,通经博史,也易于儒道佛的贯通。隋唐前后三教争斗激烈,在客观上促使佛教本土化的进程,借迹关羽,应当也是佛教本土化努力的一个部分。 五,三国故事与唐代俗讲 佛教所以要借助「关羽显圣」以广宣传,虽然不过是「因地制宜」的一个小把戏,却与当时一个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关。 上文谈及儒、道、佛间之争斗,具体表现为「三教论衡」,这是南北朝至隋唐间一项重要的哲学宗教活动。《通鉴》卷一三三:泰始七年( 471 年)谓魏献文帝好黄老浮屠,「每引朝士沙门,共谈玄理。」《北周书》卷五《武帝纪》:天和三年,「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四年「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唐初承袭此风,时有讲论。如《旧唐书》卷一八九上《贾公彦传》曾记唐高宗常召李玄植与道士、沙门在御前讲说经义。 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往往十分激烈。《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玄宗「悉诏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答难于禁中。有员淑者,九岁,升座,词辩如注射,坐人皆屈。」郭湜《高力士外传》载:「上元元年( 760 年)七月,太上皇移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蕹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载德宗诞日「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之讲媷有素,听之意动。」白居易在《三教论衡》 [60] 中也提到唐文宗诞日时,曾诏白居易至麟德殿与安国寺沙门义休、太清宫道士杨弘元论三教异同事。「词辩如注」也好,「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也好,都说明论辩之激烈,不免旁征博引,相互诘难,并不断提高论辩水平,这样,「三教论衡」就日趋伎艺化。元和时期盛行之俗讲,实源于此。 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一卷》,开首一段叙及的情况,就颇像是「三教论衡」辩论之前时的虚谀之词∶ 「伏惟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折九夷之肝胆。八表总无为之化,四方歌尧舜之风。加以化治之馀,每弘扬于三教。或以探寻儒道,尽性穷源;注解释宗,句深相远。圣恩与海泉俱涌,天开与日月齐明;道教由是重兴,佛日因兹重曜。」 唐玄宗是崇信道教之人,佛教尚如此歌颂,「无为之化」言道,「尧舜之风」谈儒,且明言「弘扬三教」。可知俗讲变文与「三教论衡」之关系了。 据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 [61] 介绍,初唐道宣所著之南山律宗所据重要典籍《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唐高宗武德九年( 626 年)所作,贞观四年( 630 年)改定。其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时,有一则举证性质的小注曰:「似刘氏重孔明等」。唐时僧人注疏此书者众,因而保留了一些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传闻。如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 [62] 中云(按∶【】内为一粟原校文): 「注云『似刘氏重孔明』者,刘备也,意三国时也。谓『魏主曹丕都邺』,今相州是也,昔号魏都;吴主孙权都江宁,昔号吴都;刘备都蜀,昔号蜀都。世号『三都』,鼎足而治。蜀有智将,姓诸葛,名高【亮】,字孔明,为王所重。刘备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后乃刘备伐魏,孔明领兵入魏,魏国与蜀战,诸葛高【亮】于时为大将军,善然谋策,魏家独惧孔明,不敢前进。孔明因致病垂死,语诸人曰:『主弱将强,为彼所难,若知我死,必建【遭】彼我【伐】。吾死之后,可将一袋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言已气绝。后依此计,乃将孔明置于营内,于幕围之,刘家夜中领兵还退归蜀。彼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战。刘备退兵还蜀,一月馀日,魏人方知,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军兵尽散,故得免难者,孔明之策也。时人言曰:『死诸葛怖生仲达。』仲达是魏家之将也,姓司马,命仲达,亦云:『死诸葛走生仲达。』其言孔明有志量。时人号为『卧龙』,甚得刘氏敬重。」 [63] 按「死诸葛走生仲达」语出《三国志》裴注引习凿齿语,用以反驳晋人王沈《魏书》云「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死」,傅玄《开命篇》中「我皇迈神武,秉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及《古今乐录》所云「《宣受命》,言宣皇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之类说法的。佛教中的这种说法显与陈《志》及裴注有异,或是在此前民间传说尚有异辞,此说系据俚巷传闻而来。当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卷五《内篇·采撰》云∶ 「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史》称其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书》云中矢而亡。」 已明言当时有关诸葛亮的俚巷传闻说法很多。佛教著作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与佛学毫无关联,倒充满儒家君臣相敬和道家巫术味道的故事,应当与「三教论衡」事有关,这是在儒道佛三教论辩中用通俗形式引证故事及注疏戒律,既扩大了影响,又迎合了贞观开元时的求贤政策。其实,唐时诸葛亮在蜀已被大大神化。如杜甫大暦二年( 767 年)所作之《诸葛庙诗》云∶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竹日斜虚寝,溪风满薄帷。君臣当共济,圣贤亦同时。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虫蛇穿画壁,巫觋缀蛛丝。歘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 [64] 又杨嗣复太和九年( 835 年)《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诗中,亦有「谋猷期作圣,风俗奉为神。酹酒成坳泽,持兵列偶人」 [65] 之语。连西域胡僧频来中土,亦学会附会三国故事以传道化缘。唐张读《宣室记》卷之九记载著这样一个故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敝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才生一月,吾师何故言久别耶?』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生于韦氏,吾故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左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门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 [66] 可见「尊刘贬曹」之风在唐时已现端倪,而且佛教亦是推波助澜之一力也。唐时俗讲变文已多中国本土的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孔子项托相问书》、《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甚至韩朋、王昭君的故事。表现战争的也有《捉季布变文》、《汉将王陵变》、《李陵变文》、《韩衾【擒】虎变文》等。 [67] 据上述情况推想,三国时期著名的人物故事,如诸葛亮、关羽被纳入俗讲变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应该是李商隐《骄儿诗》叙述的情景所本,亦是宋代「说三分」之祖述,不过至今不传罢了。 六,「关三郎」与关羽崇拜 唐代与「关羽显圣」之说先后而起的,还有关于「关三郎」的说法,亦当顺便议及。 晚唐范摅《云溪友议》似乎说「关三郎」即为关羽,其卷第三云: 「余以鬼神之道难明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朝贤后于盟津,报受禅于晋壤,祷祀名山大川,则其兆应也。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吾征吴,必不返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一则以「关三郎」为祸乱长安之降瘟疫者,曰: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往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遣】鬼魇人,闾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魇,须臾而止。」 [68] 请注意,这里所谓「关妖」之说,显然不是指关羽。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一五引《云溪友议》及《北梦琐言》后云:「按此关帝之神在唐时已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则忽略了以「关三郎」为「妖」的说法。 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 [69] 里怀疑「华岳三郎亦可称关三郎」,他引翟理斯《〈秦妇吟〉之考证和校释》 [70] 等文中对「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丁本「金天神」下注谓「华岳三郎」,并举《唐大诏令集》七四《典礼类·岳渎山川门》先天二年八月二日《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制》为证,又引《北梦琐言》卷一一「关三郎入关条」释「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两句,认为「华岳三郎与关三郎实非有二,明矣。至华岳三郎亦可称关三郎之故,岂亦潼关距华岳不远,三郎遂亦得以关为号耶?俟考。」谨续证之。 按《旧唐书·礼仪志三》: 「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年,因幸东都,又于华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馀尺。又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 郦道元《水经注》 [71] 卷四曰∶ 「左丘明《国语》云∶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河在关内,南流潼击关山,因谓之潼关。」 又杜佑《通典》∶ 「潼关,本名冲关。河自龙门南流,冲激华山,故以为名。」 可知在唐人眼中,潼关之得名与华山是密不可分的。 《水经注》卷十九《华阴县》条∶「县有华山。《山海经》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远而望之,又若华状。」引《韩子》云∶「秦昭王令工施钩梯,上华山,以节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是。《神仙传》曰∶「中山卫叔卿,尝乘云车,驾白鹿,见汉武帝,帝将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寻其父。度世登华,见父与数人博于石上,度世令还山。山层云秀,故能怀灵抱异耳。」卷四又云华岳有中祠、南祠(北君祠)和上宫神庙,在后二者之间又有「一神祠名曰胡趋寺(原注∶郭缘生《述征记》云∶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胡越寺神),神像有童子之容。」 则华山奉神之时久矣,且上宫神庙之下第三祠所祀神为「童子之容」。道教擅长将山岳河渎之神人格化,所谓「华岳三郎」者,或即卫叔卿之子度世与「有童子之容」之胡趋(或胡越)神的变形。 [72] 按华岳神在汉代被崇祀时,即有能降灾异之说,「关妖」之说或出于此。《隶释》卷二东汉光和二年( 179 年)《樊毅修华岳碑》云∶ 「谓之西岳,祭视三公者,以能兴云雨,产万物,通精气,有益于人。其德体明,则有祯祥;荒淫臊秽,笃灾必降。因渎祭地,岳以配天。」 则《北梦琐言》所云「唐咸通乱离后」,正是「荒淫臊秽」之际,其降灾亦为必然之象。又华山在隋代或者还有魇镇功用。《隋书·庶人秀传》∶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及太子勇以谗毁废,晋王广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僭之。太子阴作偶人,书上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令人埋之华山下,令杨素发之。上因下诏数其罪曰∶『汉王于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象,书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扭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骑,收杨谅魂神,闭于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回心欢喜。又画我形象,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 杨坚诏令语气之间,虽对杨秀极为不满,却始终未敢对「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置一微词。而杨广为夺位计,虽用阴谋将其父、弟「魂神」拘于华山之下,却不敢及于自身,显然也相信此种魇术或者有效。由此可知华岳在当时民间信仰中必有特殊地位。 但在唐时传说中,「金天王」或者「华岳三郎」其事颇类,或为同一神祗之异名。形象却颇类《水浒传》中高衙内者流,专一贪图美色,掠夺妇女的无赖子弟,显与关羽无涉。关于金天王的行迹,晋干宝《搜神记》、中唐戴孚《广异集》及卢肇《逸史》等都有记叙,华岳三郎故事则不妨见下面两则: 盛唐人牛肃所撰《纪闻》云: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曰:『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出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即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扑,车骑却走。神转言曰:「更勿取之。」于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内教。」 又戴孚《广异记》: 「博陵崔侍郎敏悫,性耿直,不惧鬼神,为华州刺史。华岳祠旁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排列受勒,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 可知所谓「关三郎」者,本为华岳之神,或因潼关之故连带及之,故冠以「关」姓,与关羽原无关联,被后人以同「姓」故,附会为关羽或其子的。 [73] 所以《北梦琐言》所谓「自骆谷路入洋源」以避关三郎之祸,系由长安往西南经盩厔到汉中,不经洛阳,正是避开潼关而行的。 按「关隘」之「关」,本有禁制之义。潼关北为函谷关,夙为京畿要隘。《水经注》卷四称∶「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故《西京赋》曰∶岩险周固,襟带易守,所谓秦得百二,并吞诸侯也,是以王元说隗嚣曰∶请以一丸泥,束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足霸矣。」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六则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道家有「老子过函谷而成仙」之说。我疑心这种附会,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禁忌心理有关,后世岳飞崇拜中亦有此种心理,岳与「山岳」之「岳」同。「关岳」并称为护卫神祗,则令人顿生安全感矣。 [74] 这件故事还有一个插曲。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有云: " (唐)武宗之元年( 841 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尔宗招水军接木,约获百余段,因并修开元寺。後月余,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云 ' 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要需明年却来取。 ' 至二年七月,暴水至,开元寺铁石像无一存者。 " 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十九引之,并认为此 " 关将军 " 也是关羽。 段成式( 803 ?- 863 )为宰相段文昌之子,以父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藉此机缘,遍读秘阁藏书。後来累迁为尚书郎。咸通初 ( 约 681-862 年 ) 出为江州刺史(一说吉州刺史)。解官後寓居襄阳。家多书史,退休後读书自娱。《唐书》有传。会昌五年 (832 年 ) 唐武宗灭佛,下达著名的《拆寺诏》後,长安寺院首当其冲,且毁坏极大。段氏遂于会昌七年开始,用亲自寻访的方式,历时数年,撰成了《寺塔记》,共收录长安十三家寺院的风貌和异闻。《寺塔记》本属《酉阳杂俎·续集》的卷五和卷六,後为《大正藏》编者抽出单行,合为一卷。可知段成式是同情佛教的。此则记载所叙事又得之同时传闻,可信程度较高。 按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 年),唐玄宗诏命 " 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志朕归佛之本意 " 。宋王溥《唐会要》卷五十载: " 天宝三载 (744 年 ) 二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 " 这正是唐玄宗信奉 " 开元三大士 " 不空、金刚和善无畏,密宗也因之进入中国之际。 [75]" 开元寺 " 就是为之而建的。但是 " 天下州府 " 的财力物力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各地兴建的时间也不一致。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 开元十五年,分戎州复置,後又废。贞元二年,节度使韦皋表复置。故南汉之境也。县五:殷川,东公,龙原,韦川,宾川。 " 戎州地处偏僻,原为巫蛊盛行之地,且财力有限,所以迟至会昌初年修建时,还需要捞取江中漂木。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 关将军 " 究竟代表何方神圣,为何对于募化漂木这类佛徒端赖施舍修建开元寺事不予同情理解,反施以神力报复?如果联系晚唐五代范摅、孙光宪 " 关三郎 " 之说,以及恰好发生在李德裕主政, " 会昌毁佛 " 的历史大背景中,则此事之传闻,或即道教巫师借迹关羽反对浮图的开始,也是当时 " 佛道之争 " 的一种表征。 北宋张商英在关羽祠外另有「关三郎庙记」,即是以三郎为关羽之子的一例: " 李冰治水患,庙食於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云长死国事,神凭於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异著者。有子克家,干父之蛊,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寄功用於六子。与索之,如若虚,迹之而非无福祥简简以介其善,灾祸虩虩以惊其愚。疾而祷之,有时而濡。孕珍草而发嘉木,驱魑魅而屏夔魁。林薮幽深,亡蛇虺之。蛰槛穽不设,无虎豹之虞,盖人力有所不能者,其鬼神之所司乎?呜呼!关侯父子骁雄猛锐,生於乱离之时,以金革战斗为事,身死家破,客魂魄於覆船山之下,一旦遇大士发明真谛,心生欣厌,以刹那善念,其福力遂与玉泉相表里,佛力之方便,真不可思议哉!後三年,三郎祠成,当阳县明府又以书来,言曰: ' 承皓七十老子,布衣粝食,而勤於营缮,以维持像教为志,有足尚者。公其再书之。 ' 迺承其说,为之记。大宋元祐丙寅年( 1086 年)良月既望。 " [76] 这里所说的 " 有子克家,干父之蛊,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寄功用於六子。 " 即《易卦·巽》: "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 又 " 象曰: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 意谓救正父辈养成的弊政,是父亲有好儿子能继承大业。亡父没有咎害,有危厉,但最终吉祥。而 " 与索之,如若虚 " 亦可点断为 " 与索之如若虚 " , " 索之 "" 迹之 " 本为关联词语,意为认真追索,本无凭据,但口口相传,痕迹明显,无非都是一些降福则鼓励善行,降祸则警励愚顽的事情。这种描述方式,也是夫子 "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 (《论语·八佾第三》)的意思。但如果以 " 索 " 为神名,乃关羽之三子,那么 " 关索 " 之称,或源于此。至于 " 关锁 " 则可参潼关古为 " 三秦锁钥 " 之题法。宋人每以 " 关索 " 为绰号的风习是否由此而来,固然不能骤定,亦可聊供思考。 七,余论 关羽崇拜不过是隋唐之际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小小插曲,在当时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但是造成的原因却颇零散复杂。要言之,历史学上,是由于陈寿志传对其勇武的赞叹和裴松之注引增饰部分埋下基因;文化学上,是由楚地巫风淫祠的民俗和早期道教驱鬼役神的法术奠定了基础;宗教学上,则是隋唐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门派创立者天台四祖和禅宗北派六祖,藉此在当地开寺说法,作为佛学本土化的一个证明;文学上,又有俗讲之类承继六朝小说之遗绪,夸饰其人其事,为后世讲史开创先风。 宋代以后道教和儒家又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神化关羽,且按下不表。值得一谈的是天台十七宗四明知礼造成的天台宗再次中兴,应该是承隋唐间天台宗之遗绪的一个发展,前所述宋僧所撰《景德传灯录》、《佛祖统记》一类亦好谈「关羽显圣」的问题,当与这个背景有关。 知礼( 960-1028 年)俗姓金,字约言,四明人。七岁出家,二十岁随钱唐郡宝云义通「传天台业观」,三十七岁在保恩院「永作十方住持,传演天台智者教法。」四十一岁后先后展开三次论战,使山家派取得天台法统地位。著述甚富。 [77] 据《行业碑》说,「当时之人,从而化者以千计,授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如则全、觉琮、本如、崇矩、尚贤、仁岳、慧才、梵臻之徒,皆为时之闻人。」 [78] 宋代儒学势力极大,知礼亦主儒释调合之论,他在给弟子的信中传授心法说∶「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此外宜览儒家文集,博究五经雅言,图于笔削之间,不堕凡鄙之说。吾素乖此学,常所恨焉。」 [79] 他还用礼忏的形式彚入儒家修身养性之说,甚至有「国主皇帝、诸王辅相、职权主任、州牧县官、大势力人,同垂卫护,令得此处,永永传法,绳绳靡绝」 [80] 的呼吁,因此颇得帝王和官僚士大夫的青睐。宋真宗赐「法智大师」号,并「遣中贵人至其居,令修忏法,厚有赐予。」 [81] 咸平六年( 1003 年)又诏隋智者禅师科教类次刊牍,凡百五十四部,赐名《天台总录》。 [82] 宋代的儒释结合,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宋人对关羽的崇拜增添了新的内容,加之宋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关羽崇拜带有更加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这就该是另文探讨的问题了。 明清时代儒家崇尚关羽之风大起,士大夫每为佛教以关羽为伽蓝事大鸣不平,以至于痛骂者。郎瑛《七修类稿》卷四《辨正类·关汉寿》引《桑榆漫志》(亦可参《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伽蓝辨》)云∶ 「关侯听天师召,使受戒护法,乃陈妖僧智顗、宋佞臣王钦若附会私言。至于降神助兵诸怪诞事,又为腐儒收册,疑以传疑。」 《光绪当阳县志》卷十六载明提学副使孙继鲁《重修汉寿亭侯碑记》亦云: 「玉泉寺胜,以侯致命覆舟山,则寺因侯胜。多年矣,浮图立不经说,诬侯愿护法玉泉,弗治其庙,岂其所自欤!」 这是儒学转换成了三教圆融的理学,而理学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开始对佛教忘本翻脸的的表现。后话再说。 原载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语系《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 1995 年 5 月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有增订 Tag: 知鱼桥 引用地址: 蚴 发表于 08:33 | 编辑 | 继续话题 | 转发 | 推荐 评论 下半截在这里:) 蚴 | 发表于 2007-04-17 08:20:10 [ 回复 ]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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